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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北京紅衛兵的旅港人生:在荔枝窩種地,重溫文革記憶

來香港四十多年,她始終覺得自己是過客,唯有種地,令她體驗到文革時不讀書、只勞動的「幸福」時光。


彭日進住在荔枝窩一個有三百年歷史的客家圍村,每天早晨五六點醒來,不吃早飯,直接下地幹活。她有一塊圓心田,平日生活靠地裏的時令蔬果就能滿足,不喜歡吃肉。 攝:林振東/端傳媒
彭日進住在荔枝窩一個有三百年歷史的客家圍村,每天早晨五六點醒來,不吃早飯,直接下地幹活。她有一塊圓心田,平日生活靠地裏的時令蔬果就能滿足,不喜歡吃肉。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人彭日進總是驕傲地跟人提起:「我出生在北京」。

她今年60歲,住在荔枝窩——一個有三百年歷史的客家圍村。從馬料水坐船需一個半鐘,固定輪渡只在星期日或公眾假期開放。如果陸路前往,從最近的烏蛟騰巴士站往返也得耗上七、八個小時。對居住在「石屎森林」的香港人來說,荔枝窩可望不可即。

彭日進每天早晨五六點醒來,不吃早飯,直接下地幹活。她有一塊圓心田,平日生活靠地裏的時令蔬果就能滿足,不喜歡吃肉。她把薑黃和艾草製成藥材包,蒲公英和桑葉用來泡茶,熊貓豆、蝶豆花、波斯菊用來做雪條裝飾。

彭日進在北京時就愛吃雪條。上學路上必經一片碎石堆,她覺得這堆用來和水泥的石頭有靈性,每天都對著「魔法石」祈禱,口中唸唸有詞:「拿一個石頭,變一根冰棍」。她相信總有一天會變出冰棍來。

如今,她在荔枝窩掌握了這種「魔法」,「變」出來的雪條頗受行山者歡迎,連一田百貨也曾找她商量規模化生產。但彭日進不樂意,入駐商場意味著要保證雪條的形狀、數量和生產週期,她覺得有種被約束了的感覺。定居荔枝窩,不就是為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嗎?

第一次採訪那天,彭日進準備了小米餅、醃蘿蔔、很稀的粥,說一起吃午飯。前兩樣都是她小時候的最愛,吃得簡單,生活簡單,她對這樣的日子很滿足,文革學農(編註:指由學校組織青少年學生下鄉體驗農耕,於1963年後興起)也是這樣。

彭日進擅鑽研美食,也喜歡主動跟人聊天。司康和餡餅剛剛出爐,她熱情地招呼路過她家的村民進來品嚐。

彭日進擅鑽研美食,也喜歡主動跟人聊天。司康和餡餅剛剛出爐,她熱情地招呼路過她家的村民進來品嚐。攝:林振東/端傳媒

彭日進擅鑽研美食,也喜歡主動跟人聊天。司康和餡餅剛剛出爐,她熱情地招呼路過她家的村民進來品嚐。有西方行山者慕雪條之名而來,她得知對方是芬蘭人後,還興致勃勃地跟老伴提議明年夏天去芬蘭度假。

幹活時她又顯得相當嚴肅,右手拿著水槍,左手背在身後,不苟言笑地正視前方。荔枝窩有兩大片田任由她揮霍,而文革學農正值初冬,田裏沒有農作物,她只能扒拉扒拉土。

不幹活的時候,彭日進也常到田裏坐著發呆,這個角度剛好將整個村落盡收眼底。她不時發出感慨,中一學農結束離開北京順義農場時,她只是回頭望了望,「有那麼個念頭,很希望有一天能夠在這樣的地方過我的生活。 」

歸隱田園後,60歲的她吃起了小時候最愛的雪條,時光一張一合裏,似乎又回到了北京。

如果時光倒退,她還會選擇當紅衞兵,「威風啊」

彭日進的出生是個「意外」。1954年,毛主席表示「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生產。」作為愛國份子,父親彭耀坪第一個響應毛主席號召,用起了避孕套,沒想到楊潔璦還是懷上了。彭日進生於1958年,家裏排「日」字輩,母親楊潔璦取了「大躍進」的「進」字給她做名。

姐姐彭日穎身體不好,弟弟彭日斌又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扛米、換燈泡的家務活兒,自然落在彭日進身上。

年輕時代的彭日進。

年輕時代的彭日進。圖:受訪者提供

除了幹活,娛樂的活動也有很多種,彭日進喜歡在馬路上攔車。有次被人告訴了父親,彭耀坪就把她鎖進廚房,不給飯吃也不讓出去,全靠姐姐偷偷拿飯救濟她。下雪的日子,彭日進就坐鐵鍬順著雪坡「欻」地滑下來。她總是玩到很晚才回家,等著她的是奶奶或者父親的一頓責罵。姐姐和弟弟都很斯文,彭日進卻像個「野孩子」,奶奶說:「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撿錯了的。」彭耀坪也說她是「男人性格」。

老同學李玉英(化名)記得,彭日進上學時「小辮扎得不整齊,衣服穿得也很破」,一點也不在意他人眼光,會跟老師起爭執。這種膽量讓李玉英特別羨慕。

彭日進的童年在1966年拐了個彎。那年5月,中國第一支紅衞兵(編註:指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學生和中學生成立的組織,意為「保護毛主席的紅色衞兵」)在清華附中誕生,隨後迅速遍及全國。就像《人民日報》社論寫的那樣:「千千萬萬『紅衞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几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他們遊行示威、四處抄家、破壞文物,除了對毛澤東的崇拜外、什麼都可以不管不顧,都可以大造其反。

彭日進是班裏第二批被發展的紅衞兵。成為紅衞兵通常要滿足三個特點:一是根子正,出身成分好(即「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學生);二是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三是敢於革命,鬥爭性強。

彭日進說自己能加入紅衞兵,關鍵在於懂得「說『他們』的語言」,「要敢說話,對老師有什麼意見,我們都會寫大字報,模仿報紙上的語言,表示你政治上很積極。」採訪時,攝影師看到她在日曆上記下的農活,誇她字寫得好,彭日進開玩笑說是「寫大字報練出來的」。

當然,彭日進想當紅衞兵,主要是出於一種「人家要當,我也要當」的虛榮心。老二的排行讓她在家中有些尷尬,她要在外面尋找自己的天地。

戴上紅衞兵袖章後,她感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了」,因為「紅衞兵是站在毛主席身邊的,是受到毛主席鼓勵的。」

「每天要『早請示、晚彙報』,對著毛主席像,告訴他今天發生了什麼事,你有沒有要檢討的地方,總之一定要體現出和毛主席語錄的聯繫。」彭日進說。那時候家家戶戶都掛毛主席像,彭日進家的廳就有,吃飯的時候也和毛主席在一起。

年輕時代的彭日進。

年輕時代的彭日進。圖:受訪者提供

根據「偉大舵手」的「最高指示」,學生「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因此,課堂上的學習被大大壓縮,走出校門、走進工廠、走入農村,成為當年「教育革命的新氣象」之一。彭日進就曾經「背著自己的揹包、被子、衣襪、鞋,還有水壺」,從百萬莊走到順義良種場,一天橫跨半個北京城。40多公里的路,她一路都要念「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紅寶書」她以前能背出大部分,四十多年過去了,就只記得這句口號。口號喊多了,人渴得特別快,她一大早就把水壺裏的水喝光了,「渴到見到旁邊溝裏的水都想喝。」彭日進說著嚥了下口水。那次經歷讓她覺得,「沒有東西吃都無所謂,但是沒有水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夕陽西下的時候,彭日進和同學們終於抵達目的地,開始為期一個月的學農。

對天性好動的彭日進來說,農活並不難做,大多數時候「把土扒拉扒拉齊了,弄成一條條的」就行,但分配去清潔豬糞坑卻是一件苦差事。「唉呀,臭的要死。弄完了之後,身上整天都是那個味道,怎麼洗也洗不淨。」彭日進擺出一臉嫌棄的樣子。

不過,她喜歡這種不用思考、只需重複動作的狀態,以及勞動完吃什麼都香的「小確幸」。彭日進似乎也看到了那個時代種下的「因」——在那個「物質生活沒有、精神生活也沒有」的艱難時代,「有時候人家請你吃個水果就非常高興了」,人變得很容易滿足。

學農沒幾天,彭日進就返回學校參加田徑比賽,兩星期後才回去,她好心拿糖給隔壁床的同學吃,卻被她告發了。那時候帶零食也是敏感行為,會被說成是「小資產主義」。彭日進記得自己在集體會議時自我批評,結合「他們」的政治語言,承認自己「今天做錯了,不應該帶(象徵資產主義的)糖果」。「現在想想還挺逗的」她說。

可惜時代沒能允她一番「大作為」。1967年,紅衞兵組織分裂為不同派別,滋生大規模武鬥。毛澤東說「現在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隨著工宣隊與軍宣隊進入學校,紅衞兵逐漸失勢,1968年開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後,紅衞兵作為文革中的一支政治組織,終於解散了。

如今回看文革那段歲月,彭日進承認當時「被『他們』洗腦,覺得當紅衞兵是件很光榮的事」,但如果時光倒退,她還是會選擇當紅衞兵,「威風啊」。

如今回看文革那段歲月,彭日進承認當時「被『他們』洗腦,覺得當紅衞兵是件很光榮的事」,但如果時光倒退,她還是會選擇當紅衞兵,「威風啊」。攝:林振東/端傳媒

如今回看那段歲月,彭日進承認當時「被『他們』洗腦,覺得當紅衞兵是件很光榮的事」,但如果時光倒退,她還是會選擇當紅衞兵,「威風啊」。

姐姐彭日穎也說,文革的生活「讓人變得堅強」。後來,她在香港面臨種種困難時,就覺得那時候都過來了,現在的苦便不算什麼,「只要你想幹,只要你努力,就能做到。」

好幾次我都發現,彭日進對那個時代的記憶很難自圓其說。她總說懷念那段在北京的時光,可當我進一步問她「大字報寫過什麼內容」、「恨不恨告發她的同學」時,她的回答永遠是「記不得」。我笑她記憶力不如父親,她解釋自己是個「活在當下」的人,不會反向思維。

這種看似矛盾的心理在彭日進的父親彭耀坪身上也能捕捉到。

「組織上要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這才是愛國」

文革期間,彭耀坪在中央水利電力部工作,管施工基建。大字報是難免的,「打倒彭耀坪」貼的滿牆都是,但他基本上沒挨鬥過。

太太楊潔璦就沒那麼幸運了,她是資本家出身,先後三次下放四川、寧夏和河南「勞動鍛鍊」。彭耀坪堅持不用「勞動改造」形容太太的遭遇,他說「太難聽了,犯錯誤才叫改造」,雖然實際上就是改造世界觀。

楊潔璦來自香港小有名氣的「大家庭」,住在半山羅便臣道的大別墅。日本佔領廣東一帶時,楊家北上貴陽避難,彭耀坪也因為沒有書讀而轉投「大後方」。他倆是貴陽中學的同班同學,班上就七個廣東人,關係都特別好。

彭耀坪與太太楊潔璦。

彭耀坪與太太楊潔璦。圖:受訪者提供

彭耀坪早年在楊家借宿時,住在楊潔璦大哥的房間,套房,廳、廚房、卧室、衞生間一應俱全。「光傭人就有六七十個,做飯的、種花的、看孩子的,」彭耀坪特別不適應,「吃飯要敲鐘的,十幾桌,每桌四個角各站一個傭人。」

楊老爺有三房太太,彭日進的姥姥排第二。楊家人丁興旺,彭日進「光舅舅就能數到二十三,姨有十八個。」在整個大家族中,彭日進的姥姥不算得寵,楊潔璦全憑全額獎學金維持學業,勤奮、低調,寫得一手好字。

在港大唸書時,楊潔璦受到系裏左派教授的鼓勵,萌生支援祖國建設的想法,大四時主動提出轉到中山大學。她念書那會兒,中國人崇拜「蘇聯老大哥」,流行俄語,會英文的很少。因此,大學最後一年,英文系的她幾乎都被派去接待外國代表團。畢業後,楊潔璦進入外文局《中國建設》雜誌社做記者。宋慶齡、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來參觀時的大合照,現在還掛在彭家。

彭耀坪也在讀大專時受到地下黨的影響,很早開始看一些「進步」的書,40年代就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話鋒一轉,「但是一個偶然機會我去了澳大利亞,要不然國民黨時期我就是共產黨員了嘛。」

彭耀坪祖籍廣東開平,姑父是澳大利亞華僑,生意總部在斐濟,彭耀坪被調去管賬。在那裏,他認識了一位在新西蘭讀書的女孩,「要是不回國的話,我跟她結婚了。」斐濟島上的日子,彭耀坪除了做生意和戀愛,也和楊潔璦保持著書信往來,兩人在信中互相鼓勵回國建設。

1949年後,彭耀坪向戀人表明自己要回國:「我愛中國,比愛你更多一些。」

回中國後,彭耀坪直奔廣東華僑事務委員會報到。那時候的工作都是組織分配,他前三個志願都填了挖石油,去甘肅玉門。玉門不歸廣東省管,可彭耀坪堅持要去,工作人員只好把他的關係轉到中央僑委會。

彭耀坪就這樣來到北京。

中僑委的幹部問他為什麼非去甘肅不可,他答:「愛國。中國沒有石油嘛,我回來就是挖油的。」幹部勸他,「現在北京搞那麼多建設,也需要技術幹部,小彭啊,你不一定要去玉門才是革命。」彭耀坪思考了幾分鐘,爽快地答應了,「北京需要幹部,那我就留下。我就懂四個字——服從分配。」

即使在文革期間,彭耀坪「服從分配」的信念也沒有動搖過。

懷上兒子彭日斌的時候,楊潔璦剛剛結束在四川的「勞動鍛鍊」,每次回來腳都是腫的,沒有糧食吃,她只能喝粥,造成身體水腫。彭耀坪說,那時候糧食都是定量的,男幹部每月30斤,女同事每月26、7斤。「三年大饑荒的時候更少,楊潔璦一天就吃二兩糧食。二兩,怎麼勞動?」彭耀坪心疼妻子受苦的日子,但是沒辦法,「服從分配嘛,組織上要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這才是『愛國』。」

大饑荒差不多結束的時候,彭日斌出生了。彭耀坪聯想到自己也曾下放一年,從管事的副廠長變成親自修理挖土機的工人。勞動有感,彭耀坪給兒子取了「斌」字,「上來可以當幹部,下去就當工人,文武所謂斌,希望兒子和我一樣。」

彭耀坪在天安門前留影。

彭耀坪在天安門前留影。圖:受訪者提供

「我要回北京,我不願意在香港」

就在彭家三姐弟學農學工、上街遊行、捧著《毛主席語錄》齊聲唸的時候,70年代來了。

面對動盪混亂的中國,許多歸國華僑決定離開,形成一股「倒流潮」。似乎是怕我誤會他不愛國,彭耀坪強調他們50年代回去的華僑是「真正為愛國回來的」,「60年代的不算,那時候印尼排華,是我們中國派了好幾艘大船去接他們回來的。」

「要不是為了孩子上學問題,我是要在北京退休的。」他說。當時彭日穎已經初中畢業,但高中尚未復課,她在家等了一兩年也上不了學。彭日穎承認這是「沒有辦法彌補的」一個損失,沒能上學的那八年本該是她「人生中黃金的時候」,但基礎教育的缺失讓她在香港幾乎沒有了「向上的階梯」。彭日進站在姐姐身後為她做肩頸治療,沒有吭聲。

彭日進也快畢業了,如果繼續留在北京,她註定要「上山下鄉」。「我跟她媽媽商量,乾脆帶他們出去唸書,要不然都害了孩子了。」彭耀坪解釋說,並不是他們大人哪兒不愉快、想離開。另一個可能原因是楊潔璦想家,算起她已經二十多年沒回香港了。

彭日進是初三上學期走的,走之前還參加了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開幕式表演。李玉英記得,彭日進是在排練休息時,告訴老師「要走了」。「走?上哪兒去?」李玉英不知道彭日進要去的香港是什麼地方。她和另一個同學去商場買了肥皂盒,裝了些鉛筆、橡皮在裏面,算是給彭日進的禮物。彭日進送了她一本快脱頁的畫冊,內容是小孩拿著紅纓槍站崗。

彭日進一家去香港了。

從北京到香港,彭耀坪用的是「出來」,而非「回去」。三個孩子都不習慣香港,特別是彭日進,「造反」,「鬧得要回北京」,她跑到廣州去找奶奶說,「我要回北京,我不願意在香港。」

彭耀坪與太太楊潔璦。

彭耀坪與太太楊潔璦。圖:受訪者提供

「那個時候我都預備她回去的。」彭耀坪為女兒添置了「三大件」,比如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大收錄音機,「我們每個月出糧就買一件東西,一個月買一件,一個月買一件,就準備她走的。」原來,彭日進喜歡上李玉英的哥哥,想去北京和他結婚。結果人家來信說有女朋友,她就不走了,但父親知道她還是喜歡北京。

彭日進從老同學的信裏看見北京,也把香港發生的任何事都告訴老同學。李玉英記得彭日進最早用本子上隨手撕下的硬紙寫信,幾年後換成單位信箋,再後來又是那種帶一點花邊的信紙。信裏的彭日進去眼鏡公司打工,還有穿西服照的家庭合影,都是李玉英沒見過的。她很驕傲自己有個好朋友在香港,直到「國內也發展起來了」,這種驕傲感才褪去。

1976年7月,唐山發生大地震,毛澤東已經處在昏迷半昏迷狀態,靠鼻飼生活。8月18日,他圈閲了生前最後一份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唐山豐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據醫療搶救記錄,9月9日零時10分,毛澤東「心跳停止」。

彭日進感慨偉人逝世果然不一樣,總要發生些奇異的事。

文革歲月似乎離她越來越遠了。

彭日進與父親彭耀坪在家中吃早餐。

彭日進與父親彭耀坪在家中吃早餐。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還覺得我挺幸運,在那個年代經歷過這些事,起碼不用唸書」

彭日進花了八年才真正適應香港。

剛到香港時,她不會英文,也不會廣東話,只能降級從中二讀起。語言不通加上來自北京的背景,彭日進被香港同學當作「怪物」。她下課就自己出去玩,上課就自己找英語書讀。半年後,語言不再是她與香港同學的交流障礙,但關係始終不及她和北京同學那般親密。

對彭耀坪和楊潔璦來說,回到香港也有很多不適。「我寫了有一百幾十封求職信,沒有一個請我的。因為我的資歷都是共產黨底下的職務,香港那些資本家的公司哪會請你?」彭耀坪說,返港的頭一年,夫妻倆只能接些中英翻譯的活兒。

姐姐彭日穎因被文革停課「耽誤」了幾年,回香港進不了中學,超齡了。她後來決定去做護士,白天在手術室打雜,下班後在夜校攻讀護理專業。退休的時候,她是北區醫院的總護士長。

經人介紹,彭耀坪轉行做大廈管理,那時太古城建好,還沒有商戶入駐。公司遂在太古城開了間室內設計公司,任命他為經理。過了幾年,彭耀坪當上老闆,又在北角和美孚開了兩家分店。三十年前畫機械圖的那隻手,如今畫起了裝修設計圖。

楊潔璦經港大教授介紹,去了《大公報》英文版工作,但左派媒體的薪水實在不高。1975年,港鐵公司成立,需要英語翻譯,楊潔璦成功受聘。

彭耀坪跟太太楊潔璦旅行時的合照。

彭耀坪跟太太楊潔璦旅行時的合照。圖:受訪者提供

彭日進始終不喜歡香港的繁忙,「好像吸不到氣,太多東西壓過來」。對於我提及的城市生活的種種便利和高效,她不以為然,「那是你們年輕人才喜歡的。」

不愛上學這點倒是一直沒變。母親幫她報名了嶺南大學「2+2+1」的大專課程,她主修「逃課」,「淺水灣呆坐,天主教墳場靜觀」。逃課的結果是A-level考試只有英文和會計兩科合格,「正好不用繼續學業」,她發了個「流汗」的表情。

讀完兩年大學預科,彭日進去《遠東經濟評論》擔任 Assistant Coordinator,負責雜誌推廣。在那裏,她認識了老公,是她下面的一名職員。彭日進形容他「人特別深沉、不愛說話」,「象棋下得特別好」,他們在一起6、7年後才結婚。

不過,這段關係並未得到父親的認同。婚房是彭耀坪付的首付,彭日進供的月租,他問我:「像什麼樣?」他覺得男人不能掙得比女人少。

結婚兩年多,彭日進的老公突然查出癌症,3個月後匆匆離世。那時女兒只有兩歲。彭日進換了一份醫院文職的工作,每天抄抄寫寫。

在醫院「養傷」的四年裏,恰逢一種名為 Life Dynamics(生命動力)的課程傳入香港,吸引了不少行政人員報讀。彭日進和後來的「老伴」麥勤鑄(Keith)就是課上認識的。儘管這種激勵課程日後被傳媒詬病為「洗腦」,但彭日進說「Life Dynamics清洗了你內在傷痛的東西,回歸到很純的狀態」,讓她「充了電似的」。

彭日進後來找了份秘書的工作,一干就是14年。2005年,女兒去新西蘭讀大學,她才有時間尋找自己的田園夢想。

似是「冥冥中有仙人指路」,彭日進和 Keith 郊遊時發現綠田園,這裏為有志於田園之樂的人提供租地和課程培訓。她記起女兒幼兒活動時來過這裏,當時她腦中閃過種田的念頭,未料到15年後竟舊地重遊。她當即租下一條田埂,租期四年,做起了假日農夫。

彭日進來香港四十年了,始終覺得自己在香港只是一個過客,只有週末拿起鋤頭去粉嶺種田時,她才能得到片刻喘息。她發現自己上班的辛勞在耕作時一掃而空,隱居農林的生活越過越上癮。

彭日進來香港四十年了,始終覺得自己在香港只是一個過客,只有週末拿起鋤頭去粉嶺種田時,她才能得到片刻喘息。

彭日進來香港四十年了,始終覺得自己在香港只是一個過客,只有週末拿起鋤頭去粉嶺種田時,她才能得到片刻喘息。攝:林振東/端傳媒

五年前,恰逢「荔枝窩保育計劃」請人開荒,彭日進乾脆辭掉商業機構秘書的工作,成為一名真正的「農夫」。

我問她的「老伴」Keith,「這也是你也想過的生活嗎?」他的目光落在彭日進身上,緩慢開口:「有些東西,不一定非要喜歡才去做的。」彭日進心裏明白,他是因為她喜歡才來的。很多人以為他們是夫妻,但實際上他們並未結婚。「如果不是要為下一代的話,我覺得沒有必要一定要結婚。」彭日進說。

彭耀坪不理解女兒放著舒服日子不過,要去過苦日子,父女倆吵過架。彭日進說,父親來香港是為了孩子讀書,但她好像沒有按照這條設定好的軌跡前進。

回看文革那段時光,彭日進覺得除了沒有真正學習之外,「挺好的」。她習慣了在外面跑,覺得「風風火火挺好玩兒」。「人家問我,我還覺得我挺幸運,在那個年代經歷過這些事,起碼我不用唸書。」彭日進後來到香港讀佛教中學,反而覺得那段時光比較艱苦。

彭日進也不覺得母親受苦,一來母親「既是記者,也包括勞動」,「我覺得她在工作中獲得快樂」;二來是母親自己選擇不當大小姐的,「有選擇便不會感到辛苦」。況且,勞動對彭日進來說是件愉悅的事。

文革期間,彭耀坪也認為楊潔璦參與勞動鍛鍊是應該的,但跳出那個環境後,他意識到「不對」:「黨太左了,老是講出身,對知識分子太過了一點」。彭耀坪喜歡反右(編註:指1957年發起的打擊右派分子的運動)前的北京,他說「50年代的黨員是標兵,我們要學習他的」,那種「老革命」的精神跟現在的黨員作風完全不一樣,「現在這些黨員,我不見得要學。」

楊潔璦一直在港鐵公司做到退休,七年後,罹患血癌逝世。彭耀坪很快娶了第二個太太。他說著掏出手機,在「相簿」裏找她的照片給我看。「她是北京人,原來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她30歲的時候我就認識她了。」彭耀坪比她大15歲,但第二個太太也於五年前過世。

兒女都有各自的家庭,92歲的彭耀坪現在一個人生活,平時看報、看書,其他事有傭人照顧。他的書架,左邊是滿滿三層的《中國國家地理》,右邊則是中國歷史和民族的書。另一項雷打不動的習慣是,每天晚上8點半準時收看《海峽兩岸》。

兒女都有各自的家庭,92歲的彭耀坪現在一個人生活,平時看報、看書,其他事有傭人照顧。

兒女都有各自的家庭,92歲的彭耀坪現在一個人生活,平時看報、看書,其他事有傭人照顧。攝:林振東/端傳媒

尾聲

11月初,彭日進去了趟北京,坐的是紅磡出發的24小時慢車,帶了一本安東尼·史脱爾的《孤獨》,倒是很應景。

北京和從前不一樣了,變成一個特別現代化的大城市。她原本計劃明年去農場看看,但老同學告訴她,「順義已經沒有啦,全都變成樓啦。」

原先的北京110中學改名為北京市西城外國語學校,她還站在牌子前合了張影。她指著照片給我看,教學樓現在重新粉刷了,地面鋪著大理石。

彭日進這次見了三、四十個同學,有些人四十年多沒見了。她走的時候沒趕上拍畢業照,這次有同學送了她一張,她指著相片告訴我哪些是她的好朋友。同學們大都記得她,可她除了要好的幾個,一個都對不上號。李玉英笑她「放空放得有點過了,以前的事兒都不記得了」。懷舊懷了四十多年,該講的事兒早就講爛了。彭日進認為應該創造新的共同體驗,下一年她打算號召大家一起旅遊。

11月的香港還是豔陽高照,彭日進穿著羽絨服就回來了。看上去不大的手拎包裏裝了杏脯、果丹皮,還有李玉英準備的四盒山楂,這是彭日進記憶中的「北京味道」。此外,還有同學給她帶的自家農作物,兩個南瓜、一包白薯,還有幾袋花椒、玉米、黑豆,她打算拿回荔枝窩種。

北京的老同學中有人看不起彭日進的生活方式,覺得她沒有房子、沒有工資,連保險也沒有。李玉英替好朋友抱不平,把這些負面評價歸因於「世俗的人太多」。「毛主席不是說過嘛,『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天高地廣,不就是一種自由嗎?」李玉英說。

彭日進與父親彭耀坪。

彭日進與父親彭耀坪。攝:林振東/端傳媒

彭日進和北京的老同學少則三年、多則每年相聚。但跟香港同學就沒這麼親密,她最要好的香港同學,也不過是每年春節寄她一張卡片,「今年會不會給我寄,我還不知道」彭日進語氣平淡。

至於香港的言論自由、經濟繁榮,彭日進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洗腦」。在她看來,香港人總是被「我要賺很多錢」的慾望控制住。社會貧富懸殊,人與人之間互相比較,「社會裏面一定有很多矛盾」。在她看來,資本主義的一切都很現實、功利,反而覺得無產階級是最幸福的,都是大鍋飯,你窮我也窮。

文革時埋下對農村嚮往的種子,四十年後終於在荔枝窩發芽。兩者之間的聯繫,彭日進也說不清楚,有些事情不知不覺就發生了,現在的生活與過去唯一的差別是「沒人管我了。」挑戰與刺激不再,60歲的她更向往一種平靜的生活。

荔枝窩並不是她的永久居所,來這裏的人越來越多了,她還是想到人更少一點的地方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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