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京紅衛兵的旅港人生：在荔枝窩種地，重溫文革記憶

香港人彭日進總是驕傲地跟人提起：「我出生在北京」。

她今年60歲，住在荔枝窩——一個有三百年歷史的客家圍村。從馬料水坐船需一個半鐘，固定輪渡只在星期日或公眾假期開放。如果陸路前往，從最近的烏蛟騰巴士站往返也得耗上七、八個小時。對居住在「石屎森林」的香港人來說，荔枝窩可望不可即。

彭日進每天早晨五六點醒來，不吃早飯，直接下地幹活。她有一塊圓心田，平日生活靠地裏的時令蔬果就能滿足，不喜歡吃肉。她把薑黃和艾草製成藥材包，蒲公英和桑葉用來泡茶，熊貓豆、蝶豆花、波斯菊用來做雪條裝飾。

彭日進在北京時就愛吃雪條。上學路上必經一片碎石堆，她覺得這堆用來和水泥的石頭有靈性，每天都對著「魔法石」祈禱，口中唸唸有詞：「拿一個石頭，變一根冰棍」。她相信總有一天會變出冰棍來。

如今，她在荔枝窩掌握了這種「魔法」，「變」出來的雪條頗受行山者歡迎，連一田百貨也曾找她商量規模化生產。但彭日進不樂意，入駐商場意味著要保證雪條的形狀、數量和生產週期，她覺得有種被約束了的感覺。定居荔枝窩，不就是為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嗎？

第一次採訪那天，彭日進準備了小米餅、醃蘿蔔、很稀的粥，說一起吃午飯。前兩樣都是她小時候的最愛，吃得簡單，生活簡單，她對這樣的日子很滿足，文革學農（編註：指由學校組織青少年學生下鄉體驗農耕，於1963年後興起）也是這樣。

彭日進擅鑽研美食，也喜歡主動跟人聊天。司康和餡餅剛剛出爐，她熱情地招呼路過她家的村民進來品嚐。有西方行山者慕雪條之名而來，她得知對方是芬蘭人後，還興致勃勃地跟老伴提議明年夏天去芬蘭度假。

幹活時她又顯得相當嚴肅，右手拿著水槍，左手背在身後，不苟言笑地正視前方。荔枝窩有兩大片田任由她揮霍，而文革學農正值初冬，田裏沒有農作物，她只能扒拉扒拉土。

不幹活的時候，彭日進也常到田裏坐著發呆，這個角度剛好將整個村落盡收眼底。她不時發出感慨，中一學農結束離開北京順義農場時，她只是回頭望了望，「有那麼個念頭，很希望有一天能夠在這樣的地方過我的生活。 」

歸隱田園後，60歲的她吃起了小時候最愛的雪條，時光一張一合裏，似乎又回到了北京。

如果時光倒退，她還會選擇當紅衞兵，「威風啊」

彭日進的出生是個「意外」。1954年，毛主席表示「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生產。」作為愛國份子，父親彭耀坪第一個響應毛主席號召，用起了避孕套，沒想到楊潔璦還是懷上了。彭日進生於1958年，家裏排「日」字輩，母親楊潔璦取了「大躍進」的「進」字給她做名。

姐姐彭日穎身體不好，弟弟彭日斌又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扛米、換燈泡的家務活兒，自然落在彭日進身上。

除了幹活，娛樂的活動也有很多種，彭日進喜歡在馬路上攔車。有次被人告訴了父親，彭耀坪就把她鎖進廚房，不給飯吃也不讓出去，全靠姐姐偷偷拿飯救濟她。下雪的日子，彭日進就坐鐵鍬順著雪坡「欻」地滑下來。她總是玩到很晚才回家，等著她的是奶奶或者父親的一頓責罵。姐姐和弟弟都很斯文，彭日進卻像個「野孩子」，奶奶說：「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撿錯了的。」彭耀坪也說她是「男人性格」。

老同學李玉英（化名）記得，彭日進上學時「小辮扎得不整齊，衣服穿得也很破」，一點也不在意他人眼光，會跟老師起爭執。這種膽量讓李玉英特別羨慕。

彭日進的童年在1966年拐了個彎。那年5月，中國第一支紅衞兵（編註：指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學生和中學生成立的組織，意為「保護毛主席的紅色衞兵」）在清華附中誕生，隨後迅速遍及全國。就像《人民日報》社論寫的那樣：「千千萬萬『紅衞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几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他們遊行示威、四處抄家、破壞文物，除了對毛澤東的崇拜外、什麼都可以不管不顧，都可以大造其反。

彭日進是班裏第二批被發展的紅衞兵。成為紅衞兵通常要滿足三個特點：一是根子正，出身成分好（即「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學生）；二是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三是敢於革命，鬥爭性強。

彭日進說自己能加入紅衞兵，關鍵在於懂得「說『他們』的語言」，「要敢說話，對老師有什麼意見，我們都會寫大字報，模仿報紙上的語言，表示你政治上很積極。」採訪時，攝影師看到她在日曆上記下的農活，誇她字寫得好，彭日進開玩笑說是「寫大字報練出來的」。

當然，彭日進想當紅衞兵，主要是出於一種「人家要當，我也要當」的虛榮心。老二的排行讓她在家中有些尷尬，她要在外面尋找自己的天地。

戴上紅衞兵袖章後，她感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了」，因為「紅衞兵是站在毛主席身邊的，是受到毛主席鼓勵的。」

「每天要『早請示、晚彙報』，對著毛主席像，告訴他今天發生了什麼事，你有沒有要檢討的地方，總之一定要體現出和毛主席語錄的聯繫。」彭日進說。那時候家家戶戶都掛毛主席像，彭日進家的廳就有，吃飯的時候也和毛主席在一起。

根據「偉大舵手」的「最高指示」，學生「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因此，課堂上的學習被大大壓縮，走出校門、走進工廠、走入農村，成為當年「教育革命的新氣象」之一。彭日進就曾經「背著自己的揹包、被子、衣襪、鞋，還有水壺」，從百萬莊走到順義良種場，一天橫跨半個北京城。40多公里的路，她一路都要念「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紅寶書」她以前能背出大部分，四十多年過去了，就只記得這句口號。口號喊多了，人渴得特別快，她一大早就把水壺裏的水喝光了，「渴到見到旁邊溝裏的水都想喝。」彭日進說著嚥了下口水。那次經歷讓她覺得，「沒有東西吃都無所謂，但是沒有水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夕陽西下的時候，彭日進和同學們終於抵達目的地，開始為期一個月的學農。

對天性好動的彭日進來說，農活並不難做，大多數時候「把土扒拉扒拉齊了，弄成一條條的」就行，但分配去清潔豬糞坑卻是一件苦差事。「唉呀，臭的要死。弄完了之後，身上整天都是那個味道，怎麼洗也洗不淨。」彭日進擺出一臉嫌棄的樣子。

不過，她喜歡這種不用思考、只需重複動作的狀態，以及勞動完吃什麼都香的「小確幸」。彭日進似乎也看到了那個時代種下的「因」——在那個「物質生活沒有、精神生活也沒有」的艱難時代，「有時候人家請你吃個水果就非常高興了」，人變得很容易滿足。

學農沒幾天，彭日進就返回學校參加田徑比賽，兩星期後才回去，她好心拿糖給隔壁床的同學吃，卻被她告發了。那時候帶零食也是敏感行為，會被說成是「小資產主義」。彭日進記得自己在集體會議時自我批評，結合「他們」的政治語言，承認自己「今天做錯了，不應該帶（象徵資產主義的）糖果」。「現在想想還挺逗的」她說。

可惜時代沒能允她一番「大作為」。1967年，紅衞兵組織分裂為不同派別，滋生大規模武鬥。毛澤東說「現在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隨著工宣隊與軍宣隊進入學校，紅衞兵逐漸失勢，1968年開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後，紅衞兵作為文革中的一支政治組織，終於解散了。

如今回看那段歲月，彭日進承認當時「被『他們』洗腦，覺得當紅衞兵是件很光榮的事」，但如果時光倒退，她還是會選擇當紅衞兵，「威風啊」。

姐姐彭日穎也說，文革的生活「讓人變得堅強」。後來，她在香港面臨種種困難時，就覺得那時候都過來了，現在的苦便不算什麼，「只要你想幹，只要你努力，就能做到。」

好幾次我都發現，彭日進對那個時代的記憶很難自圓其說。她總說懷念那段在北京的時光，可當我進一步問她「大字報寫過什麼內容」、「恨不恨告發她的同學」時，她的回答永遠是「記不得」。我笑她記憶力不如父親，她解釋自己是個「活在當下」的人，不會反向思維。

這種看似矛盾的心理在彭日進的父親彭耀坪身上也能捕捉到。

「組織上要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這才是愛國」

文革期間，彭耀坪在中央水利電力部工作，管施工基建。大字報是難免的，「打倒彭耀坪」貼的滿牆都是，但他基本上沒挨鬥過。

太太楊潔璦就沒那麼幸運了，她是資本家出身，先後三次下放四川、寧夏和河南「勞動鍛鍊」。彭耀坪堅持不用「勞動改造」形容太太的遭遇，他說「太難聽了，犯錯誤才叫改造」，雖然實際上就是改造世界觀。

楊潔璦來自香港小有名氣的「大家庭」，住在半山羅便臣道的大別墅。日本佔領廣東一帶時，楊家北上貴陽避難，彭耀坪也因為沒有書讀而轉投「大後方」。他倆是貴陽中學的同班同學，班上就七個廣東人，關係都特別好。

彭耀坪早年在楊家借宿時，住在楊潔璦大哥的房間，套房，廳、廚房、卧室、衞生間一應俱全。「光傭人就有六七十個，做飯的、種花的、看孩子的，」彭耀坪特別不適應，「吃飯要敲鐘的，十幾桌，每桌四個角各站一個傭人。」

楊老爺有三房太太，彭日進的姥姥排第二。楊家人丁興旺，彭日進「光舅舅就能數到二十三，姨有十八個。」在整個大家族中，彭日進的姥姥不算得寵，楊潔璦全憑全額獎學金維持學業，勤奮、低調，寫得一手好字。

在港大唸書時，楊潔璦受到系裏左派教授的鼓勵，萌生支援祖國建設的想法，大四時主動提出轉到中山大學。她念書那會兒，中國人崇拜「蘇聯老大哥」，流行俄語，會英文的很少。因此，大學最後一年，英文系的她幾乎都被派去接待外國代表團。畢業後，楊潔璦進入外文局《中國建設》雜誌社做記者。宋慶齡、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來參觀時的大合照，現在還掛在彭家。

彭耀坪也在讀大專時受到地下黨的影響，很早開始看一些「進步」的書，40年代就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話鋒一轉，「但是一個偶然機會我去了澳大利亞，要不然國民黨時期我就是共產黨員了嘛。」

彭耀坪祖籍廣東開平，姑父是澳大利亞華僑，生意總部在斐濟，彭耀坪被調去管賬。在那裏，他認識了一位在新西蘭讀書的女孩，「要是不回國的話，我跟她結婚了。」斐濟島上的日子，彭耀坪除了做生意和戀愛，也和楊潔璦保持著書信往來，兩人在信中互相鼓勵回國建設。

1949年後，彭耀坪向戀人表明自己要回國：「我愛中國，比愛你更多一些。」

回中國後，彭耀坪直奔廣東華僑事務委員會報到。那時候的工作都是組織分配，他前三個志願都填了挖石油，去甘肅玉門。玉門不歸廣東省管，可彭耀坪堅持要去，工作人員只好把他的關係轉到中央僑委會。

彭耀坪就這樣來到北京。

中僑委的幹部問他為什麼非去甘肅不可，他答：「愛國。中國沒有石油嘛，我回來就是挖油的。」幹部勸他，「現在北京搞那麼多建設，也需要技術幹部，小彭啊，你不一定要去玉門才是革命。」彭耀坪思考了幾分鐘，爽快地答應了，「北京需要幹部，那我就留下。我就懂四個字——服從分配。」

即使在文革期間，彭耀坪「服從分配」的信念也沒有動搖過。

懷上兒子彭日斌的時候，楊潔璦剛剛結束在四川的「勞動鍛鍊」，每次回來腳都是腫的，沒有糧食吃，她只能喝粥，造成身體水腫。彭耀坪說，那時候糧食都是定量的，男幹部每月30斤，女同事每月26、7斤。「三年大饑荒的時候更少，楊潔璦一天就吃二兩糧食。二兩，怎麼勞動？」彭耀坪心疼妻子受苦的日子，但是沒辦法，「服從分配嘛，組織上要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這才是『愛國』。」

大饑荒差不多結束的時候，彭日斌出生了。彭耀坪聯想到自己也曾下放一年，從管事的副廠長變成親自修理挖土機的工人。勞動有感，彭耀坪給兒子取了「斌」字，「上來可以當幹部，下去就當工人，文武所謂斌，希望兒子和我一樣。」

「我要回北京，我不願意在香港」

就在彭家三姐弟學農學工、上街遊行、捧著《毛主席語錄》齊聲唸的時候，70年代來了。

面對動盪混亂的中國，許多歸國華僑決定離開，形成一股「倒流潮」。似乎是怕我誤會他不愛國，彭耀坪強調他們50年代回去的華僑是「真正為愛國回來的」，「60年代的不算，那時候印尼排華，是我們中國派了好幾艘大船去接他們回來的。」

「要不是為了孩子上學問題，我是要在北京退休的。」他說。當時彭日穎已經初中畢業，但高中尚未復課，她在家等了一兩年也上不了學。彭日穎承認這是「沒有辦法彌補的」一個損失，沒能上學的那八年本該是她「人生中黃金的時候」，但基礎教育的缺失讓她在香港幾乎沒有了「向上的階梯」。彭日進站在姐姐身後為她做肩頸治療，沒有吭聲。

彭日進也快畢業了，如果繼續留在北京，她註定要「上山下鄉」。「我跟她媽媽商量，乾脆帶他們出去唸書，要不然都害了孩子了。」彭耀坪解釋說，並不是他們大人哪兒不愉快、想離開。另一個可能原因是楊潔璦想家，算起她已經二十多年沒回香港了。

彭日進是初三上學期走的，走之前還參加了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開幕式表演。李玉英記得，彭日進是在排練休息時，告訴老師「要走了」。「走？上哪兒去？」李玉英不知道彭日進要去的香港是什麼地方。她和另一個同學去商場買了肥皂盒，裝了些鉛筆、橡皮在裏面，算是給彭日進的禮物。彭日進送了她一本快脱頁的畫冊，內容是小孩拿著紅纓槍站崗。

彭日進一家去香港了。

從北京到香港，彭耀坪用的是「出來」，而非「回去」。三個孩子都不習慣香港，特別是彭日進，「造反」，「鬧得要回北京」，她跑到廣州去找奶奶說，「我要回北京，我不願意在香港。」

「那個時候我都預備她回去的。」彭耀坪為女兒添置了「三大件」，比如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大收錄音機，「我們每個月出糧就買一件東西，一個月買一件，一個月買一件，就準備她走的。」原來，彭日進喜歡上李玉英的哥哥，想去北京和他結婚。結果人家來信說有女朋友，她就不走了，但父親知道她還是喜歡北京。

彭日進從老同學的信裏看見北京，也把香港發生的任何事都告訴老同學。李玉英記得彭日進最早用本子上隨手撕下的硬紙寫信，幾年後換成單位信箋，再後來又是那種帶一點花邊的信紙。信裏的彭日進去眼鏡公司打工，還有穿西服照的家庭合影，都是李玉英沒見過的。她很驕傲自己有個好朋友在香港，直到「國內也發展起來了」，這種驕傲感才褪去。

1976年7月，唐山發生大地震，毛澤東已經處在昏迷半昏迷狀態，靠鼻飼生活。8月18日，他圈閲了生前最後一份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唐山豐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據醫療搶救記錄，9月9日零時10分，毛澤東「心跳停止」。

彭日進感慨偉人逝世果然不一樣，總要發生些奇異的事。

文革歲月似乎離她越來越遠了。

「我還覺得我挺幸運，在那個年代經歷過這些事，起碼不用唸書」

彭日進花了八年才真正適應香港。

剛到香港時，她不會英文，也不會廣東話，只能降級從中二讀起。語言不通加上來自北京的背景，彭日進被香港同學當作「怪物」。她下課就自己出去玩，上課就自己找英語書讀。半年後，語言不再是她與香港同學的交流障礙，但關係始終不及她和北京同學那般親密。

對彭耀坪和楊潔璦來說，回到香港也有很多不適。「我寫了有一百幾十封求職信，沒有一個請我的。因為我的資歷都是共產黨底下的職務，香港那些資本家的公司哪會請你？」彭耀坪說，返港的頭一年，夫妻倆只能接些中英翻譯的活兒。

姐姐彭日穎因被文革停課「耽誤」了幾年，回香港進不了中學，超齡了。她後來決定去做護士，白天在手術室打雜，下班後在夜校攻讀護理專業。退休的時候，她是北區醫院的總護士長。

經人介紹，彭耀坪轉行做大廈管理，那時太古城建好，還沒有商戶入駐。公司遂在太古城開了間室內設計公司，任命他為經理。過了幾年，彭耀坪當上老闆，又在北角和美孚開了兩家分店。三十年前畫機械圖的那隻手，如今畫起了裝修設計圖。

楊潔璦經港大教授介紹，去了《大公報》英文版工作，但左派媒體的薪水實在不高。1975年，港鐵公司成立，需要英語翻譯，楊潔璦成功受聘。

彭日進始終不喜歡香港的繁忙，「好像吸不到氣，太多東西壓過來」。對於我提及的城市生活的種種便利和高效，她不以為然，「那是你們年輕人才喜歡的。」

不愛上學這點倒是一直沒變。母親幫她報名了嶺南大學「2+2+1」的大專課程，她主修「逃課」，「淺水灣呆坐，天主教墳場靜觀」。逃課的結果是A-level考試只有英文和會計兩科合格，「正好不用繼續學業」，她發了個「流汗」的表情。

讀完兩年大學預科，彭日進去《遠東經濟評論》擔任 Assistant Coordinator，負責雜誌推廣。在那裏，她認識了老公，是她下面的一名職員。彭日進形容他「人特別深沉、不愛說話」，「象棋下得特別好」，他們在一起6、7年後才結婚。

不過，這段關係並未得到父親的認同。婚房是彭耀坪付的首付，彭日進供的月租，他問我：「像什麼樣？」他覺得男人不能掙得比女人少。

結婚兩年多，彭日進的老公突然查出癌症，3個月後匆匆離世。那時女兒只有兩歲。彭日進換了一份醫院文職的工作，每天抄抄寫寫。

在醫院「養傷」的四年裏，恰逢一種名為 Life Dynamics（生命動力）的課程傳入香港，吸引了不少行政人員報讀。彭日進和後來的「老伴」麥勤鑄（Keith）就是課上認識的。儘管這種激勵課程日後被傳媒詬病為「洗腦」，但彭日進說「Life Dynamics清洗了你內在傷痛的東西，回歸到很純的狀態」，讓她「充了電似的」。

彭日進後來找了份秘書的工作，一干就是14年。2005年，女兒去新西蘭讀大學，她才有時間尋找自己的田園夢想。

似是「冥冥中有仙人指路」，彭日進和 Keith 郊遊時發現綠田園，這裏為有志於田園之樂的人提供租地和課程培訓。她記起女兒幼兒活動時來過這裏，當時她腦中閃過種田的念頭，未料到15年後竟舊地重遊。她當即租下一條田埂，租期四年，做起了假日農夫。

彭日進來香港四十年了，始終覺得自己在香港只是一個過客，只有週末拿起鋤頭去粉嶺種田時，她才能得到片刻喘息。她發現自己上班的辛勞在耕作時一掃而空，隱居農林的生活越過越上癮。

五年前，恰逢「荔枝窩保育計劃」請人開荒，彭日進乾脆辭掉商業機構秘書的工作，成為一名真正的「農夫」。

我問她的「老伴」Keith，「這也是你也想過的生活嗎？」他的目光落在彭日進身上，緩慢開口：「有些東西，不一定非要喜歡才去做的。」彭日進心裏明白，他是因為她喜歡才來的。很多人以為他們是夫妻，但實際上他們並未結婚。「如果不是要為下一代的話，我覺得沒有必要一定要結婚。」彭日進說。

彭耀坪不理解女兒放著舒服日子不過，要去過苦日子，父女倆吵過架。彭日進說，父親來香港是為了孩子讀書，但她好像沒有按照這條設定好的軌跡前進。

回看文革那段時光，彭日進覺得除了沒有真正學習之外，「挺好的」。她習慣了在外面跑，覺得「風風火火挺好玩兒」。「人家問我，我還覺得我挺幸運，在那個年代經歷過這些事，起碼我不用唸書。」彭日進後來到香港讀佛教中學，反而覺得那段時光比較艱苦。

彭日進也不覺得母親受苦，一來母親「既是記者，也包括勞動」，「我覺得她在工作中獲得快樂」；二來是母親自己選擇不當大小姐的，「有選擇便不會感到辛苦」。況且，勞動對彭日進來說是件愉悅的事。

文革期間，彭耀坪也認為楊潔璦參與勞動鍛鍊是應該的，但跳出那個環境後，他意識到「不對」：「黨太左了，老是講出身，對知識分子太過了一點」。彭耀坪喜歡反右（編註：指1957年發起的打擊右派分子的運動）前的北京，他說「50年代的黨員是標兵，我們要學習他的」，那種「老革命」的精神跟現在的黨員作風完全不一樣，「現在這些黨員，我不見得要學。」

楊潔璦一直在港鐵公司做到退休，七年後，罹患血癌逝世。彭耀坪很快娶了第二個太太。他說著掏出手機，在「相簿」裏找她的照片給我看。「她是北京人，原來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她30歲的時候我就認識她了。」彭耀坪比她大15歲，但第二個太太也於五年前過世。

兒女都有各自的家庭，92歲的彭耀坪現在一個人生活，平時看報、看書，其他事有傭人照顧。他的書架，左邊是滿滿三層的《中國國家地理》，右邊則是中國歷史和民族的書。另一項雷打不動的習慣是，每天晚上8點半準時收看《海峽兩岸》。

尾聲

11月初，彭日進去了趟北京，坐的是紅磡出發的24小時慢車，帶了一本安東尼·史脱爾的《孤獨》，倒是很應景。

北京和從前不一樣了，變成一個特別現代化的大城市。她原本計劃明年去農場看看，但老同學告訴她，「順義已經沒有啦，全都變成樓啦。」

原先的北京110中學改名為北京市西城外國語學校，她還站在牌子前合了張影。她指著照片給我看，教學樓現在重新粉刷了，地面鋪著大理石。

彭日進這次見了三、四十個同學，有些人四十年多沒見了。她走的時候沒趕上拍畢業照，這次有同學送了她一張，她指著相片告訴我哪些是她的好朋友。同學們大都記得她，可她除了要好的幾個，一個都對不上號。李玉英笑她「放空放得有點過了，以前的事兒都不記得了」。懷舊懷了四十多年，該講的事兒早就講爛了。彭日進認為應該創造新的共同體驗，下一年她打算號召大家一起旅遊。

11月的香港還是豔陽高照，彭日進穿著羽絨服就回來了。看上去不大的手拎包裏裝了杏脯、果丹皮，還有李玉英準備的四盒山楂，這是彭日進記憶中的「北京味道」。此外，還有同學給她帶的自家農作物，兩個南瓜、一包白薯，還有幾袋花椒、玉米、黑豆，她打算拿回荔枝窩種。

北京的老同學中有人看不起彭日進的生活方式，覺得她沒有房子、沒有工資，連保險也沒有。李玉英替好朋友抱不平，把這些負面評價歸因於「世俗的人太多」。「毛主席不是說過嘛，『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天高地廣，不就是一種自由嗎？」李玉英說。

彭日進和北京的老同學少則三年、多則每年相聚。但跟香港同學就沒這麼親密，她最要好的香港同學，也不過是每年春節寄她一張卡片，「今年會不會給我寄，我還不知道」彭日進語氣平淡。

至於香港的言論自由、經濟繁榮，彭日進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洗腦」。在她看來，香港人總是被「我要賺很多錢」的慾望控制住。社會貧富懸殊，人與人之間互相比較，「社會裏面一定有很多矛盾」。在她看來，資本主義的一切都很現實、功利，反而覺得無產階級是最幸福的，都是大鍋飯，你窮我也窮。

文革時埋下對農村嚮往的種子，四十年後終於在荔枝窩發芽。兩者之間的聯繫，彭日進也說不清楚，有些事情不知不覺就發生了，現在的生活與過去唯一的差別是「沒人管我了。」挑戰與刺激不再，60歲的她更向往一種平靜的生活。

荔枝窩並不是她的永久居所，來這裏的人越來越多了，她還是想到人更少一點的地方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