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红卫兵的旅港人生：在荔枝窝种地，重温文革记忆

香港人彭日进总是骄傲地跟人提起：“我出生在北京”。

她今年60岁，住在荔枝窝——一个有三百年历史的客家围村。从马料水坐船需一个半钟，固定轮渡只在星期日或公众假期开放。如果陆路前往，从最近的乌蛟腾巴士站往返也得耗上七、八个小时。对居住在“石屎森林”的香港人来说，荔枝窝可望不可即。

彭日进每天早晨五六点醒来，不吃早饭，直接下地干活。她有一块圆心田，平日生活靠地里的时令蔬果就能满足，不喜欢吃肉。她把姜黄和艾草制成药材包，蒲公英和桑叶用来泡茶，熊猫豆、蝶豆花、波斯菊用来做雪条装饰。

彭日进在北京时就爱吃雪条。上学路上必经一片碎石堆，她觉得这堆用来和水泥的石头有灵性，每天都对著“魔法石”祈祷，口中念念有词：“拿一个石头，变一根冰棍”。她相信总有一天会变出冰棍来。

如今，她在荔枝窝掌握了这种“魔法”，“变”出来的雪条颇受行山者欢迎，连一田百货也曾找她商量规模化生产。但彭日进不乐意，入驻商场意味著要保证雪条的形状、数量和生产周期，她觉得有种被约束了的感觉。定居荔枝窝，不就是为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吗？

第一次采访那天，彭日进准备了小米饼、腌萝卜、很稀的粥，说一起吃午饭。前两样都是她小时候的最爱，吃得简单，生活简单，她对这样的日子很满足，文革学农（编注：指由学校组织青少年学生下乡体验农耕，于1963年后兴起）也是这样。

彭日进擅钻研美食，也喜欢主动跟人聊天。司康和馅饼刚刚出炉，她热情地招呼路过她家的村民进来品尝。有西方行山者慕雪条之名而来，她得知对方是芬兰人后，还兴致勃勃地跟老伴提议明年夏天去芬兰度假。

干活时她又显得相当严肃，右手拿著水枪，左手背在身后，不苟言笑地正视前方。荔枝窝有两大片田任由她挥霍，而文革学农正值初冬，田里没有农作物，她只能扒拉扒拉土。

不干活的时候，彭日进也常到田里坐著发呆，这个角度刚好将整个村落尽收眼底。她不时发出感慨，中一学农结束离开北京顺义农场时，她只是回头望了望，“有那么个念头，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这样的地方过我的生活。 ”

归隐田园后，60岁的她吃起了小时候最爱的雪条，时光一张一合里，似乎又回到了北京。

如果时光倒退，她还会选择当红卫兵，“威风啊”

彭日进的出生是个“意外”。1954年，毛主席表示“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作为爱国份子，父亲彭耀坪第一个响应毛主席号召，用起了避孕套，没想到杨洁瑷还是怀上了。彭日进生于1958年，家里排“日”字辈，母亲杨洁瑷取了“大跃进”的“进”字给她做名。

姐姐彭日颖身体不好，弟弟彭日斌又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扛米、换灯泡的家务活儿，自然落在彭日进身上。

除了干活，娱乐的活动也有很多种，彭日进喜欢在马路上拦车。有次被人告诉了父亲，彭耀坪就把她锁进厨房，不给饭吃也不让出去，全靠姐姐偷偷拿饭救济她。下雪的日子，彭日进就坐铁锹顺著雪坡“欻”地滑下来。她总是玩到很晚才回家，等著她的是奶奶或者父亲的一顿责骂。姐姐和弟弟都很斯文，彭日进却像个“野孩子”，奶奶说：“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捡错了的。”彭耀坪也说她是“男人性格”。

老同学李玉英（化名）记得，彭日进上学时“小辫扎得不整齐，衣服穿得也很破”，一点也不在意他人眼光，会跟老师起争执。这种胆量让李玉英特别羡慕。

彭日进的童年在1966年拐了个弯。那年5月，中国第一支红卫兵（编注：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生和中学生成立的组织，意为“保护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在清华附中诞生，随后迅速遍及全国。就像《人民日报》社论写的那样：“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著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他们游行示威、四处抄家、破坏文物，除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外、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都可以大造其反。

彭日进是班里第二批被发展的红卫兵。成为红卫兵通常要满足三个特点：一是根子正，出身成分好（即“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二是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三是敢于革命，斗争性强。

彭日进说自己能加入红卫兵，关键在于懂得“说‘他们’的语言”，“要敢说话，对老师有什么意见，我们都会写大字报，模仿报纸上的语言，表示你政治上很积极。”采访时，摄影师看到她在日历上记下的农活，夸她字写得好，彭日进开玩笑说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当然，彭日进想当红卫兵，主要是出于一种“人家要当，我也要当”的虚荣心。老二的排行让她在家中有些尴尬，她要在外面寻找自己的天地。

戴上红卫兵袖章后，她感觉自己“天不怕地不怕了”，因为“红卫兵是站在毛主席身边的，是受到毛主席鼓励的。”

“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对著毛主席像，告诉他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有没有要检讨的地方，总之一定要体现出和毛主席语录的联系。”彭日进说。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挂毛主席像，彭日进家的厅就有，吃饭的时候也和毛主席在一起。

根据“伟大舵手”的“最高指示”，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因此，课堂上的学习被大大压缩，走出校门、走进工厂、走入农村，成为当年“教育革命的新气象”之一。彭日进就曾经“背著自己的背包、被子、衣袜、鞋，还有水壶”，从百万庄走到顺义良种场，一天横跨半个北京城。40多公里的路，她一路都要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红宝书”她以前能背出大部分，四十多年过去了，就只记得这句口号。口号喊多了，人渴得特别快，她一大早就把水壶里的水喝光了，“渴到见到旁边沟里的水都想喝。”彭日进说著咽了下口水。那次经历让她觉得，“没有东西吃都无所谓，但是没有水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夕阳西下的时候，彭日进和同学们终于抵达目的地，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学农。

对天性好动的彭日进来说，农活并不难做，大多数时候“把土扒拉扒拉齐了，弄成一条条的”就行，但分配去清洁猪粪坑却是一件苦差事。“唉呀，臭的要死。弄完了之后，身上整天都是那个味道，怎么洗也洗不净。”彭日进摆出一脸嫌弃的样子。

不过，她喜欢这种不用思考、只需重复动作的状态，以及劳动完吃什么都香的“小确幸”。彭日进似乎也看到了那个时代种下的“因”——在那个“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也没有”的艰难时代，“有时候人家请你吃个水果就非常高兴了”，人变得很容易满足。

学农没几天，彭日进就返回学校参加田径比赛，两星期后才回去，她好心拿糖给隔壁床的同学吃，却被她告发了。那时候带零食也是敏感行为，会被说成是“小资产主义”。彭日进记得自己在集体会议时自我批评，结合“他们”的政治语言，承认自己“今天做错了，不应该带（象征资产主义的）糖果”。“现在想想还挺逗的”她说。

可惜时代没能允她一番“大作为”。1967年，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派别，滋生大规模武斗。毛泽东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随著工宣队与军宣队进入学校，红卫兵逐渐失势，1968年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红卫兵作为文革中的一支政治组织，终于解散了。

如今回看那段岁月，彭日进承认当时“被‘他们’洗脑，觉得当红卫兵是件很光荣的事”，但如果时光倒退，她还是会选择当红卫兵，“威风啊”。

姐姐彭日颖也说，文革的生活“让人变得坚强”。后来，她在香港面临种种困难时，就觉得那时候都过来了，现在的苦便不算什么，“只要你想干，只要你努力，就能做到。”

好几次我都发现，彭日进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很难自圆其说。她总说怀念那段在北京的时光，可当我进一步问她“大字报写过什么内容”、“恨不恨告发她的同学”时，她的回答永远是“记不得”。我笑她记忆力不如父亲，她解释自己是个“活在当下”的人，不会反向思维。

这种看似矛盾的心理在彭日进的父亲彭耀坪身上也能捕捉到。

“组织上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才是爱国”

文革期间，彭耀坪在中央水利电力部工作，管施工基建。大字报是难免的，“打倒彭耀坪”贴的满墙都是，但他基本上没挨斗过。

太太杨洁瑷就没那么幸运了，她是资本家出身，先后三次下放四川、宁夏和河南“劳动锻炼”。彭耀坪坚持不用“劳动改造”形容太太的遭遇，他说“太难听了，犯错误才叫改造”，虽然实际上就是改造世界观。

杨洁瑷来自香港小有名气的“大家庭”，住在半山罗便臣道的大别墅。日本占领广东一带时，杨家北上贵阳避难，彭耀坪也因为没有书读而转投“大后方”。他俩是贵阳中学的同班同学，班上就七个广东人，关系都特别好。

彭耀坪早年在杨家借宿时，住在杨洁瑷大哥的房间，套房，厅、厨房、卧室、卫生间一应俱全。“光佣人就有六七十个，做饭的、种花的、看孩子的，”彭耀坪特别不适应，“吃饭要敲钟的，十几桌，每桌四个角各站一个佣人。”

杨老爷有三房太太，彭日进的姥姥排第二。杨家人丁兴旺，彭日进“光舅舅就能数到二十三，姨有十八个。”在整个大家族中，彭日进的姥姥不算得宠，杨洁瑷全凭全额奖学金维持学业，勤奋、低调，写得一手好字。

在港大念书时，杨洁瑷受到系里左派教授的鼓励，萌生支援祖国建设的想法，大四时主动提出转到中山大学。她念书那会儿，中国人崇拜“苏联老大哥”，流行俄语，会英文的很少。因此，大学最后一年，英文系的她几乎都被派去接待外国代表团。毕业后，杨洁瑷进入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社做记者。宋庆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参观时的大合照，现在还挂在彭家。

彭耀坪也在读大专时受到地下党的影响，很早开始看一些“进步”的书，40年代就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话锋一转，“但是一个偶然机会我去了澳大利亚，要不然国民党时期我就是共产党员了嘛。”

彭耀坪祖籍广东开平，姑父是澳大利亚华侨，生意总部在斐济，彭耀坪被调去管账。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在新西兰读书的女孩，“要是不回国的话，我跟她结婚了。”斐济岛上的日子，彭耀坪除了做生意和恋爱，也和杨洁瑷保持著书信往来，两人在信中互相鼓励回国建设。

1949年后，彭耀坪向恋人表明自己要回国：“我爱中国，比爱你更多一些。”

回中国后，彭耀坪直奔广东华侨事务委员会报到。那时候的工作都是组织分配，他前三个志愿都填了挖石油，去甘肃玉门。玉门不归广东省管，可彭耀坪坚持要去，工作人员只好把他的关系转到中央侨委会。

彭耀坪就这样来到北京。

中侨委的干部问他为什么非去甘肃不可，他答：“爱国。中国没有石油嘛，我回来就是挖油的。”干部劝他，“现在北京搞那么多建设，也需要技术干部，小彭啊，你不一定要去玉门才是革命。”彭耀坪思考了几分钟，爽快地答应了，“北京需要干部，那我就留下。我就懂四个字——服从分配。”

即使在文革期间，彭耀坪“服从分配”的信念也没有动摇过。

怀上儿子彭日斌的时候，杨洁瑷刚刚结束在四川的“劳动锻炼”，每次回来脚都是肿的，没有粮食吃，她只能喝粥，造成身体水肿。彭耀坪说，那时候粮食都是定量的，男干部每月30斤，女同事每月26、7斤。“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更少，杨洁瑷一天就吃二两粮食。二两，怎么劳动？”彭耀坪心疼妻子受苦的日子，但是没办法，“服从分配嘛，组织上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才是‘爱国’。”

大饥荒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彭日斌出生了。彭耀坪联想到自己也曾下放一年，从管事的副厂长变成亲自修理挖土机的工人。劳动有感，彭耀坪给儿子取了“斌”字，“上来可以当干部，下去就当工人，文武所谓斌，希望儿子和我一样。”

“我要回北京，我不愿意在香港”

就在彭家三姐弟学农学工、上街游行、捧著《毛主席语录》齐声念的时候，70年代来了。

面对动荡混乱的中国，许多归国华侨决定离开，形成一股“倒流潮”。似乎是怕我误会他不爱国，彭耀坪强调他们50年代回去的华侨是“真正为爱国回来的”，“60年代的不算，那时候印尼排华，是我们中国派了好几艘大船去接他们回来的。”

“要不是为了孩子上学问题，我是要在北京退休的。”他说。当时彭日颖已经初中毕业，但高中尚未复课，她在家等了一两年也上不了学。彭日颖承认这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损失，没能上学的那八年本该是她“人生中黄金的时候”，但基础教育的缺失让她在香港几乎没有了“向上的阶梯”。彭日进站在姐姐身后为她做肩颈治疗，没有吭声。

彭日进也快毕业了，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她注定要“上山下乡”。“我跟她妈妈商量，干脆带他们出去念书，要不然都害了孩子了。”彭耀坪解释说，并不是他们大人哪儿不愉快、想离开。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杨洁瑷想家，算起她已经二十多年没回香港了。

彭日进是初三上学期走的，走之前还参加了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开幕式表演。李玉英记得，彭日进是在排练休息时，告诉老师“要走了”。“走？上哪儿去？”李玉英不知道彭日进要去的香港是什么地方。她和另一个同学去商场买了肥皂盒，装了些铅笔、橡皮在里面，算是给彭日进的礼物。彭日进送了她一本快脱页的画册，内容是小孩拿著红缨枪站岗。

彭日进一家去香港了。

从北京到香港，彭耀坪用的是“出来”，而非“回去”。三个孩子都不习惯香港，特别是彭日进，“造反”，“闹得要回北京”，她跑到广州去找奶奶说，“我要回北京，我不愿意在香港。”

“那个时候我都预备她回去的。”彭耀坪为女儿添置了“三大件”，比如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大收录音机，“我们每个月出粮就买一件东西，一个月买一件，一个月买一件，就准备她走的。”原来，彭日进喜欢上李玉英的哥哥，想去北京和他结婚。结果人家来信说有女朋友，她就不走了，但父亲知道她还是喜欢北京。

彭日进从老同学的信里看见北京，也把香港发生的任何事都告诉老同学。李玉英记得彭日进最早用本子上随手撕下的硬纸写信，几年后换成单位信笺，再后来又是那种带一点花边的信纸。信里的彭日进去眼镜公司打工，还有穿西服照的家庭合影，都是李玉英没见过的。她很骄傲自己有个好朋友在香港，直到“国内也发展起来了”，这种骄傲感才褪去。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毛泽东已经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8月18日，他圈阅了生前最后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据医疗抢救记录，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心跳停止”。

彭日进感慨伟人逝世果然不一样，总要发生些奇异的事。

文革岁月似乎离她越来越远了。

“我还觉得我挺幸运，在那个年代经历过这些事，起码不用念书”

彭日进花了八年才真正适应香港。

刚到香港时，她不会英文，也不会广东话，只能降级从中二读起。语言不通加上来自北京的背景，彭日进被香港同学当作“怪物”。她下课就自己出去玩，上课就自己找英语书读。半年后，语言不再是她与香港同学的交流障碍，但关系始终不及她和北京同学那般亲密。

对彭耀坪和杨洁瑷来说，回到香港也有很多不适。“我写了有一百几十封求职信，没有一个请我的。因为我的资历都是共产党底下的职务，香港那些资本家的公司哪会请你？”彭耀坪说，返港的头一年，夫妻俩只能接些中英翻译的活儿。

姐姐彭日颖因被文革停课“耽误”了几年，回香港进不了中学，超龄了。她后来决定去做护士，白天在手术室打杂，下班后在夜校攻读护理专业。退休的时候，她是北区医院的总护士长。

经人介绍，彭耀坪转行做大厦管理，那时太古城建好，还没有商户入驻。公司遂在太古城开了间室内设计公司，任命他为经理。过了几年，彭耀坪当上老板，又在北角和美孚开了两家分店。三十年前画机械图的那只手，如今画起了装修设计图。

杨洁瑷经港大教授介绍，去了《大公报》英文版工作，但左派媒体的薪水实在不高。1975年，港铁公司成立，需要英语翻译，杨洁瑷成功受聘。

彭日进始终不喜欢香港的繁忙，“好像吸不到气，太多东西压过来”。对于我提及的城市生活的种种便利和高效，她不以为然，“那是你们年轻人才喜欢的。”

不爱上学这点倒是一直没变。母亲帮她报名了岭南大学“2+2+1”的大专课程，她主修“逃课”，“浅水湾呆坐，天主教坟场静观”。逃课的结果是A-level考试只有英文和会计两科合格，“正好不用继续学业”，她发了个“流汗”的表情。

读完两年大学预科，彭日进去《远东经济评论》担任 Assistant Coordinator，负责杂志推广。在那里，她认识了老公，是她下面的一名职员。彭日进形容他“人特别深沉、不爱说话”，“象棋下得特别好”，他们在一起6、7年后才结婚。

不过，这段关系并未得到父亲的认同。婚房是彭耀坪付的首付，彭日进供的月租，他问我：“像什么样？”他觉得男人不能挣得比女人少。

结婚两年多，彭日进的老公突然查出癌症，3个月后匆匆离世。那时女儿只有两岁。彭日进换了一份医院文职的工作，每天抄抄写写。

在医院“养伤”的四年里，恰逢一种名为 Life Dynamics（生命动力）的课程传入香港，吸引了不少行政人员报读。彭日进和后来的“老伴”麦勤铸（Keith）就是课上认识的。尽管这种激励课程日后被传媒诟病为“洗脑”，但彭日进说“Life Dynamics清洗了你内在伤痛的东西，回归到很纯的状态”，让她“充了电似的”。

彭日进后来找了份秘书的工作，一干就是14年。2005年，女儿去新西兰读大学，她才有时间寻找自己的田园梦想。

似是“冥冥中有仙人指路”，彭日进和 Keith 郊游时发现绿田园，这里为有志于田园之乐的人提供租地和课程培训。她记起女儿幼儿活动时来过这里，当时她脑中闪过种田的念头，未料到15年后竟旧地重游。她当即租下一条田埂，租期四年，做起了假日农夫。

彭日进来香港四十年了，始终觉得自己在香港只是一个过客，只有周末拿起锄头去粉岭种田时，她才能得到片刻喘息。她发现自己上班的辛劳在耕作时一扫而空，隐居农林的生活越过越上瘾。

五年前，恰逢“荔枝窝保育计划”请人开荒，彭日进干脆辞掉商业机构秘书的工作，成为一名真正的“农夫”。

我问她的“老伴”Keith，“这也是你也想过的生活吗？”他的目光落在彭日进身上，缓慢开口：“有些东西，不一定非要喜欢才去做的。”彭日进心里明白，他是因为她喜欢才来的。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夫妻，但实际上他们并未结婚。“如果不是要为下一代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结婚。”彭日进说。

彭耀坪不理解女儿放著舒服日子不过，要去过苦日子，父女俩吵过架。彭日进说，父亲来香港是为了孩子读书，但她好像没有按照这条设定好的轨迹前进。

回看文革那段时光，彭日进觉得除了没有真正学习之外，“挺好的”。她习惯了在外面跑，觉得“风风火火挺好玩儿”。“人家问我，我还觉得我挺幸运，在那个年代经历过这些事，起码我不用念书。”彭日进后来到香港读佛教中学，反而觉得那段时光比较艰苦。

彭日进也不觉得母亲受苦，一来母亲“既是记者，也包括劳动”，“我觉得她在工作中获得快乐”；二来是母亲自己选择不当大小姐的，“有选择便不会感到辛苦”。况且，劳动对彭日进来说是件愉悦的事。

文革期间，彭耀坪也认为杨洁瑷参与劳动锻炼是应该的，但跳出那个环境后，他意识到“不对”：“党太左了，老是讲出身，对知识分子太过了一点”。彭耀坪喜欢反右（编注：指1957年发起的打击右派分子的运动）前的北京，他说“50年代的党员是标兵，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老革命”的精神跟现在的党员作风完全不一样，“现在这些党员，我不见得要学。”

杨洁瑷一直在港铁公司做到退休，七年后，罹患血癌逝世。彭耀坪很快娶了第二个太太。他说著掏出手机，在“相簿”里找她的照片给我看。“她是北京人，原来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她30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彭耀坪比她大15岁，但第二个太太也于五年前过世。

儿女都有各自的家庭，92岁的彭耀坪现在一个人生活，平时看报、看书，其他事有佣人照顾。他的书架，左边是满满三层的《中国国家地理》，右边则是中国历史和民族的书。另一项雷打不动的习惯是，每天晚上8点半准时收看《海峡两岸》。

尾声

11月初，彭日进去了趟北京，坐的是红磡出发的24小时慢车，带了一本安东尼·史脱尔的《孤独》，倒是很应景。

北京和从前不一样了，变成一个特别现代化的大城市。她原本计划明年去农场看看，但老同学告诉她，“顺义已经没有啦，全都变成楼啦。”

原先的北京110中学改名为北京市西城外国语学校，她还站在牌子前合了张影。她指著照片给我看，教学楼现在重新粉刷了，地面铺著大理石。

彭日进这次见了三、四十个同学，有些人四十年多没见了。她走的时候没赶上拍毕业照，这次有同学送了她一张，她指著相片告诉我哪些是她的好朋友。同学们大都记得她，可她除了要好的几个，一个都对不上号。李玉英笑她“放空放得有点过了，以前的事儿都不记得了”。怀旧怀了四十多年，该讲的事儿早就讲烂了。彭日进认为应该创造新的共同体验，下一年她打算号召大家一起旅游。

11月的香港还是艳阳高照，彭日进穿著羽绒服就回来了。看上去不大的手拎包里装了杏脯、果丹皮，还有李玉英准备的四盒山楂，这是彭日进记忆中的“北京味道”。此外，还有同学给她带的自家农作物，两个南瓜、一包白薯，还有几袋花椒、玉米、黑豆，她打算拿回荔枝窝种。

北京的老同学中有人看不起彭日进的生活方式，觉得她没有房子、没有工资，连保险也没有。李玉英替好朋友抱不平，把这些负面评价归因于“世俗的人太多”。“毛主席不是说过嘛，‘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天高地广，不就是一种自由吗？”李玉英说。

彭日进和北京的老同学少则三年、多则每年相聚。但跟香港同学就没这么亲密，她最要好的香港同学，也不过是每年春节寄她一张卡片，“今年会不会给我寄，我还不知道”彭日进语气平淡。

至于香港的言论自由、经济繁荣，彭日进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洗脑”。在她看来，香港人总是被“我要赚很多钱”的欲望控制住。社会贫富悬殊，人与人之间互相比较，“社会里面一定有很多矛盾”。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的一切都很现实、功利，反而觉得无产阶级是最幸福的，都是大锅饭，你穷我也穷。

文革时埋下对农村向往的种子，四十年后终于在荔枝窝发芽。两者之间的联系，彭日进也说不清楚，有些事情不知不觉就发生了，现在的生活与过去唯一的差别是“没人管我了。”挑战与刺激不再，60岁的她更向往一种平静的生活。

荔枝窝并不是她的永久居所，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她还是想到人更少一点的地方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