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國際間的氣候變化應對看重以國家為單位的治理和談判，但在氣候政策愈發精細化的今天，市場、税收等精英制訂的政策工具在草根階層遭遇抵抗，法國黃背心運動的發生就是一例。本文首發於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端傳媒獲授權轉載，與讀者共享。
一個星期前的12月8日，在波蘭南部城市卡托維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第24次會議（COP24）正在進行。三萬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企業與社會人士、媒體人、非政府組織代表聚在一起。這次會議的核心議程，是如何將2015年關於全球減排、遏制全球變暖的《巴黎協定》轉化為可以操作的細則。這天是週六，會場外聚集了上萬名世界各地過來的民眾，喊着口號抗議化石能源企業持續破壞環境，要求各國政府採取更有力的行動。
與此同時，在法國，持續一個月的「黃背心」（gilets jaunes）運動動員了數十萬人在連續四個週末走上街頭，抗議法國總統馬克龍正以遏制氣候惡化的名義加徵燃油税。他們身穿象徵汽車駕駛員和勞工的黃色安全背心，在上面寫上自己的口號，湧上巴黎和法國許多城市街頭，隊伍和警察爆發衝突，巴黎街頭催淚彈橫飛，數百人被捕，還有人在混亂中哄搶了商店。「黃背心」的場面很快佔據了各大媒體頭條。近年來，這也是第一次有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佔領」香榭麗舍大街。
巴黎的「黃背心」經過媒體鏡頭，變成全球關注的話題。「法國人是不是懶得慌？」，「又罷工了，又上街了」，「福利拿太多變得不想工作了吧」，諸如此類的評論紛紛紜紜。在氣候大會現場，氣候議題關注者和行動者也在群裏議論，關注的焦點則是法國人是不是拒絕應對氣候變化？是不是拒絕承擔責任？
在氣候大會現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正就減排、融資和補償等問題爭論不止。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一個難題，是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較高，而發展中國家較低。發達國家希望發展中國家不要再重複高碳排放的發展模式，而發展中國家認為這不公平，理應是發達國家先自我犧牲而非犧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機會。每年大會，這個矛盾都會被提上日程，並且總是沒法得到很好的解決。這種發展中國家的不滿，也多少被一些關注氣候變化的人投射到巴黎的「黃背心」們身上。
黃背心們是誰？他們的訴求又是什麼？從氣候議題到碳税再到黃背心運動，歐洲的氣候議題和政治現狀之間為何如此緊張？
週六的黃背心
從卡托維茨到巴黎，我趕上了12月15日星期六的第五波黃背心運動。
黃背心運動幾乎總是在週六舉行，這恰好說明，運動的參與者很多都是工薪階層，他們要等到週末雙休日，才有時間上街。社會學家Benoît Coquard經過調研得出的結論也認為，黃背心中絕大多數都是工薪階層的一般平民。一家公共關係諮詢公司Elabe的調查數據顯示，在自認黃背心的人中，公司職員和工人的比例明顯多於其他人群，兩者加起來佔到了55%以上。這和一些把黃背心當作無事可做只吃福利的遊民的想像相去甚遠。
週六早上九點半，通過臉書消息串聯的參與者們，陸陸續續隨在巴黎市中心集結。在此之前，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了旨在平息事態的電視講話，宣布暫停燃油税政策、最低工資上漲100歐元，以及加班費將不納税等等措施，這相當於用甜頭「收買人心」。與此同時，上週發生在斯特拉斯堡的恐怖襲擊事件使得安全形勢變得嚴峻，在巴黎流傳着各種「政府用恐襲轉移對黃背心的關注」的陰謀論論調。
這一切都讓週六的第五次遊行規模縮小許多。在巴黎的遊行者規模在數千到一萬上下，而據官方統計，全國上街的也只有約四萬人，是此前一個週末人數的三分之一。
「黃背心」是一場去中心化的運動。這次也不例外，巴黎的黃背心至少有三個以上的集合點。
在聖拉扎爾車站廣場上聚集了學生和左翼群體。他們穿黃背心的比例較少。有些人胸口彆着紅色假花，這是他們來抗議馬克龍政府對外國學生大幅上漲學費的；有些人拿着大疊傳單派送，這是來自英國等地的左翼政黨在宣傳自己的理念；還有橙色馬甲，是法國鐵路工會的工人在抗議工作時間過長。隨着中午逼近，這裏的人數逐漸增加，還出現了樂隊演奏抗議歌曲，年輕的學生組建的各種各樣校園團體則手握揚聲器，唱着反馬克龍的歌曲：「馬克龍，你派出警察，馬克龍，我們來了！」
離開聖拉扎爾車站，經過遊客群聚的春天百貨，來到巴黎歌劇院門口的廣場上，我們遠遠望見大批揮舞着三色旗的人。相比聖拉扎爾車站，這裏的「共和國」味道要濃郁得多——人群中中年人居多，白人比例高一些。有人高舉一塊牌子，上書「馬克龍大王賜了點麪包屑給乞丐吃！」，諷刺馬克龍的電視講話是對人民居高臨下的「施捨」。在這裏的人群中，我們還看到了「法國退出歐洲」的宣傳。但在這裏最多的標語，是「RIC」——後文中會看到，這是這場運動中頗為有趣的一個訴求。
在二十分鐘路程之外，全球媒體鏡頭下的香榭麗舍大街的人群顯得稀稀拉拉。這一部分是因為警察在幾個集合點之間拉了好幾條封鎖線，避免別處的人群向香街集中；另一方面是，遊行人數也的確下降得厲害。我們趕到時，在香榭麗舍大街的馬路中央，一排穿着黃背心的抗議者正手拉手向遠處的警方封鎖線走過去，他們高唱着法國國歌《馬賽曲》，耐人尋味地同時舉着法國國旗和有分離主義傳統的布列塔尼地區的旗幟。
總體來說，遊行者的氣氛變得輕鬆了，但這也是因為參與人數較少，過去幾次遊行中形成人潮-衝擊警方防線-匯合到香街形成更大聲勢的這種傳統街頭策略，在第五次遊行中沒有效果。歌劇院門口的人群試圖向香榭麗舍大街方向進發，結果被街口的兩層防暴警察輕鬆地推回了原地。
抗議者人數減少，但警方的陣仗並沒有收縮，法國政府從巴黎以外調來了大批警力。在香榭麗舍大街，裝甲車嚴陣以待。防暴警察配備着催淚彈、警棍、頭盔、盾牌駐守各個街口。市中心的地鐵站這次也幾乎全部關閉。擔心被攻擊的銀行和商店在門口裝上了木板圍檔。暫停營業。
在馬克龍主動妥協之後，這次上街的遊行者還在憤怒什麼？
小中產與社會底層
「買不起」，是黃背心運動中常常出現的話。
54歲的皮埃爾（Pierre）大叔一大早到了聖拉扎爾車站廣場，穿着他的黃背心，裏面罩着夾克和帽衫。他喝着一罐能量飲料在寒風中給自己提神。他說這是第一次參加黃背心遊行，因為他的工作是安全保衞，之前幾周都有活動要加班，想來但沒來成。
在去年9月的一次講話中，當時剛當選法國總統不久的馬克龍表示，歐洲的化石能源價格太低，不足以刺激整個產業向低碳的綠色能源轉型，所以提高碳排放的價格是必要的。增加燃油税便是政府在「履行承諾」。控制排放，遏制氣候變化，理論上是造福子孫後代的事情。但燃油税卻苦了一大批在巴黎工作又不在巴黎居住的人。
皮埃爾大叔就是其中之一，他住在巴黎遠郊的95省，距市中心35千米。「我需要在通勤上花費很多時間，所以燃油税對我特別有影響。燃油税太高了，再提高我就付不起了。」
在歌劇院門口，我們遇到了中年白領邁克爾（Michel）。邁克爾有兩個女兒。10年前，買不起巴黎市區住宅的他在60公里外的77省買下了一套住宅，從此每天驅車來回120公里上下班。「加燃油税對我來說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你看，很多人都沒法住在巴黎，都需要開車上下班。」
對通勤人士來說，燃油税的增加，直接讓他們的生活方式難以為繼。
住在巴黎遠郊，在巴黎工作，是1960年代開始，外省人到巴黎「尋夢」的一種模式。類似於「北漂」住到燕郊再開車上班。「有很大一批巴黎人是這樣的。他們想過一種中產階級生活，就只能去巴黎郊區買房，然後開車進城。他們從這樣的生活中獲得人生的成就感。」來自非政府組織「氣候行動網絡」的法國朋友本傑明（Benjamin）告訴我。
這些人主要是工薪階層，擁有自己的住宅，努力工作，可以說是以「退而求其次」的辦法實現了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想像。但本傑明認為這些小中產的生活方式也是脆弱的：「中上產很多在通勤日都住在城區的公寓，不用開車。住在郊區意味着房子會大很多，但冬天的取暖費也會貴，對於勉強過上中產生活的人而言，燃料燃油佔據了他們很大的開支比例。燃油税加徵，相當於是直接打擊這個人群的一整套生活方式。」
馬克龍宣布暫時不會加徵燃油税，多少緩和了黃背心們的憤怒。但這種郊區下層中產生活的脆弱，也不僅在於通勤一處。歌劇院門口，許多黃背心在馬甲上寫下了自己的訴求：「社會正義、房屋、工資、公民權、税」——缺少穩定就業崗位，購買力不足的社會問題，也困擾着在中產生活線邊緣徘徊的他們。
而比這些小中產更困境的，是像以皮埃爾大叔為代表的城市底層工人。他們更難以應對購買力不足的局面。
從1980年代開始，法國的許多工作機會開始轉變為「自僱傭」（salarié autonome ）。皮埃爾大叔就找不到有長期合同的工作，而是做着幹多少賺多少，工時和工資都得不到保障的派遣工。
2000年之後的法國經濟受到種種因素影響走到低位，物價水平卻有所上漲。問到這些年裏生活成本的變化，他說：「以前的生活還過得去，50法郎可以過一週，現在不行了。而且我其實沒到最低工資標準，以前過得去，現在快過不下去了。我不年輕了，以前還可以說去主動多掙點，現在是越來越被動。 」
有報告顯示，儘管近一兩年法國經濟有所復甦，但居民消費和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都很慢，僅僅是剛從2010到2013年前後的負增長中恢復過來而已。皮埃爾大叔就飽受「買不起」之苦。他離過婚，自己有一個兒子，女朋友有兩個女兒，這麼多口人，在日常生活中得特別精打細算，眼鏡壞了也不願意買新的。到現在他還揹負了6000歐元的債務，錢不多，但是怎麼也還不起。
在整體發達的社會中，卻有許多人掙扎在中產線上，稍有不慎便跌落下去；還有人早就沒指望成為中產，處在每日憂心忡忡的窮人狀態。這些處境在法國還在持續。而這兩個群體，正好遇上了馬克龍時代的氣候政策。
馬克龍的環境牌
馬克龍上台後，屢屢以環保、低碳的政策自居。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後，馬克龍在今年初的美國之行中便大談如何應對氣候變化，並且化用了特朗普的競選口號，將其改成「讓地球再次偉大」。
在卡托維茨的氣候行動者的遊行中，有人就高舉寫有馬克龍這句名言的橫幅。「馬克龍總統的氣候政策非常有決心，而且會持續做下去。」曾經在法國政府工作過，現任法國可持續發展與國際關係研究所（IDDRI）的國際治理主任的大衞·列維（David Levaï）對我說。
不過，法國政府一向有重視環境與氣候問題的傳統，馬克龍的這種激進表態在其他國家看來可能激情澎湃，但也只是1990年代以來法國氣候環境政策的自然延伸。希拉剋是第一個公開呼籲應對全球變暖問題的法國總統，他曾在地球高峰會上發言，用「房子燒着了」來比喻全球變暖。其後的薩科齊在競選時就強調環境議題。奧朗德時代更進一步，2015年通過了法國能源轉型法案，其中規定了轉向清潔能源的路線圖，每五年評估碳排放。其後，法國又作為東道主牽線完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巴黎協定》……
「並不是馬克龍就真的特別環保」，「氣候行動網絡」的國際政策顧問杜富爾（Lucile Dufour）說，「而是因為他是站在之前的基礎上的……在法國，大家認同氣候變化理論，《巴黎協定》也是法國的政治遺產。」
杜富爾說，在這些激進的環境政策口號背後，法國應對氣候問題時，仍然有很多尷尬。
首先是傳統能源尾大不掉。法國長期依賴核能發電，因而核能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不僅自己使用，還需要出口創匯，就在週六黃背心再次上街的同時，法國的一些報紙頭版也報導了法國第三代核電技術的出口喜訊——與中國合資的廣東台山核電站達到了投入商業運轉的水平。杜富爾解釋說，不論核能減碳vs安全的爭議，核電的獨大在法國帶來的問題是綠色能源的投資缺少動力，也同時令其他能源產業受到擠壓。
另外的問題則出在減排強度上，法國雖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減排標準，但是履行情況卻並不順利。大卡車運輸業和製造業是法國排放最多的領域，但他們的減排力度不夠。「過去兩年我們沒能把碳排放控制在碳預算之內。這是因為法國的交通部門，住房建設部門的排放過大，還有農業部門。在這些領域政策推動得還不夠快」，杜富爾說。
糟糕的是，馬克龍的環境政策，在遇到這些利益的時候，往往繞行。比如IDDRI的氣候項目主任瓦列霍（Lola Vallejo）就舉例說，重型載貨卡車一直都是碳排放大戶，很久以來民間都有討論，質疑政府為什麼不對重型卡車運輸業收取更高燃油税。但這個呼籲一直沒能落實。
所以，在民眾看來，馬克龍政府在氣候議題上的形象是一方面無法撼動傳統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對普通民眾毫不手軟。這和人們對馬克龍廢除鉅富税，偏袒商界和富人的印象極為重合。許多「黃背心」都說他們很支持環保，支持應對氣候變化，但不相信馬克龍的說辭。
在這一點上，氣候和環境問題與政治和經濟問題完全無法分開。「在運輸業上碳税沒有很強力推行，所以人們覺得自己遭到了不公平對待。人們也不知道這些錢會用去哪裏，所以大家需要更多透明度。這就轉移到了更大的問題，社會的公平，城鄉之間的公平，收入的公平。我們需要清楚的是，政府如何可以既引入環境政策，也在其中保證社會公平」，和許多氣候領域人士一樣，瓦列霍最後把重點放到了「公平」上。
但事情還有政治的層面。公平也並不只是多加註意就能實現的。
從「政策」到「政治」
在歌劇院前，示威者們打出了「RIC」（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citoyenne）的標語——由公民啟動公投。其含義在於把圍繞燃油税的抗議上升到對法國政治制度的批評。
馬克龍並不是一個尋常的法國總統，在2017年的大選中他是一匹黑馬。從投資銀行家到社會黨部長，再到組建自己的政黨參選，他的個人痕跡十分鮮明。中間派、共和主義者、親歐派、新自由主義者，種種對他的描述之外，馬克龍並不紮根在法國傳統的左右政治中，也不依賴傳統政黨。他的「共和前進！」黨具有高度個人風格，更像是他的治理工具。曾經將自己形容為「朱庇特式的總統」的馬克龍的言外之意是他想要具有高於現實政治的超然地位，以這個地位去設計、指導國家的未來走向。
這種執政方式其實有一種魄力，尤其吸引認同全球化的，更具備國際視野的精英階層。
在卡托維茨的氣候大會新聞中心，我向旁邊的法國環境記者詢問對馬克龍的看法。她說自己當時就投給了馬克龍，現在仍然比較支持。究其原因，她認為馬克龍和之前的總統有很大的區別，以前的總統是政治家，在傳統政黨體系中運行，受到各種派系力量的掣肘，不能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而馬克龍則是想從上到下改變法國，快刀斬亂麻處理當今法國尾大不掉的各種問題。所以儘管她「有那麼些時候也會覺得這個人是不是太傲慢了」，但除了投給他，她也不知道還有誰有能力坐上這個位置。一些民意調查顯示，黃背心運動後，馬克龍的支持率在25%上下的地位獲得了一些小提升，可見他還是有一個穩定的支持者基本盤。
但在中產或是精英階層中的支持，不意味着能收穫其他階層的理解。馬克龍使用政策工具「自上而下」的治國手段，讓人們感到自己的聲音被剝奪了。
「黃背心」們的政治想像是馬克龍的相反一端。馬克龍繞開傳統政黨，讓政治決策更高效地在更小範圍內得出、施行；抗議者中則有許多人要求在法國擴大直接民主的比例，降低代議制的作用。邁克爾就說：「我們想要改變憲法，希望把本來給代議士的權力更多給法國人民。我們要更直接的民主，更真實的民主——比如說，假如我們這些人有個想法，想要更少的税，那我們就把這個議程放在網上，發動一個公投，如果這個公投通過，那就通過。現在技術足夠了，所有税完全都可以用公投來決定，不用經過議會。」
他參與的RIC運動，是黃背心中越來越壯大的一股政治訴求，這一運動主張降低目前憲法中對公投門檻的限制。當前的制度要求有五分之一的議員支持才能發起公民投票，而RIC運動希望把發起投票的權力從議員轉移到普通民眾手裏。
邁克爾說自己是「非政治」（apolitical）的，因為他對整個政治系統都感到失望。在去年的大選第一輪中，他投了白票。根據Elabe的調查，在自認「黃馬甲」的人中，2017年大選第一輪投白票的比例在20%上下。邁克爾信仰天主教的非洲裔朋友格里高利（Grégory）也是RIC的支持者。他告訴我們要重視投了白票的人：「（在大選中）你所謂代表我們的人民，你給十個候選人，最後能選的只有兩個，那兩個還不是我們想選的，是你讓我們去選，已經推出來一個勒龐了，只要是個正常的法國人都知道不投她，勒龐彷彿就是一個國家策略，讓你知道政治有多爛。這個時候（指進入大選第二輪，只能二選一的一輪）有其他選擇嗎？只有馬克龍！那我們最後還是得投馬克龍。但馬克龍是我們的代表嗎？」
對政治的憤怒讓勒龐的支持者，梅郎雄的支持者與投白票者混合起來組成了黃背心運動的核心人群。這無法僅僅用政治立場或者是否支持某件政策去理解，其中重要之處在於，人們覺得自己的政治權力不夠，他們想要削弱現在的政治人物的權力，而增加自己的。這是一種關於政治權力分配的不滿和憤怒。
馬克龍帶有一種精英幫助人類思考並解決問題的態度。這種態度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展現並引燃民眾怒火倒並非偶然。氣候政治長期以來就有以政府政策長遠帶動的特徵。英國布萊爾政府的智囊社會學家吉登斯就曾經在著作《氣候變化的政治》中主張加強政府政策在應對全球變暖中的重要性。而國際間的氣候變化應對也非常看重以國家為單位的治理和談判機制。然而這些機制和方式對於非精英階層的人來說，實在是距離太遠，太不透明。尤其是在今天，氣候政策愈發精細化，把市場、税收都當作政策工具予以運用的時候，市場和税收議題攪動貧富差距，社會再分配，吸引人們注意，激發政治行動的非常政治性的一面，就被精英拱手交給了憤怒的民眾，結果就是，政治衝突和權力鬥爭，在市場和税收的議題上開始回歸。
「黃背心」雖然說自己是「非政治」的，但這種「非政治」拒絕的，是政策化和專業化的政治。全球各地的這些政治運動能不能被「還原」成一個政策問題或者政綱問題？可能不行。至少在巴黎，我們能看到的是人們在表達對今天整個政治運作方式的不滿，這種不滿的重點是人們在試圖重新確認權力歸屬。
2005年五月，由布魯塞爾的政治精英設計的歐盟憲法，在法國的全民公投中被否決。在當時，英國歷史學家佩裏·安德森觀察到，法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和媒體人都在力勸民眾接受這部憲法，他們都說歐盟憲法是為人類未來的希望，但人們還是說了「不」。法國人否決歐盟憲法是他們不關心人類嗎？恐怕不是。但如果任何關心人類的議題太由某一個階層去主導而無法讓社會其他階層有參與感，那它就不免要提防歐洲憲法在法國遭遇的這場失敗。
在巴黎，有朋友告訴我，週六時他在塞納河邊，看到一群支持黃背心的環保主義者正在法國財政部巨大的大樓旁示威，他們的車上掛着的標語是：要環保，不要環保黨。
未來
和氣候倡議者們常常提到子孫後代一樣，皮埃爾大叔也十分強調黃背心運動是為了自己的子孫後代：「我不是單單為了我自己來的，而是為了所有人。我要捍衞所有人的工資。我也是為了我們的孩子和下一代來到這裏。生活成本太高了。」
但黃背心運動與購買力問題，又只是法國社會的其中一面，在這個後工業化的複雜社會中，愈發碎片化的政治圖景讓街頭運動也變得複雜。在黃背心運動中，幾乎看不到北非裔和阿拉伯裔的身影。而他們構成的族裔和宗教問題，在這些年的法國社會中不可謂不大。在這種情境下，傳統的政治工具，尤其是從上到下的政治工具，從税收到福利，還能處理多少問題？
（任其然，自由撰稿人；感謝黃可、杜卿等友人對本文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