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時代的「改革」是什麼？——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講話關鍵字分析

中共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大會因其政治深意而引人矚目。透過近30年的紀念講話及文本，筆者嘗試透視何謂習近平新時代的「改革」，「改革」往何處去。

習式「改革開放」，與鄧、江、胡有何不同？

習將改革開放的成就首先歸結於「黨的領導」⋯⋯在鄧小平時代，遏制個人專制與特權成為中共黨內的共識。

除了總結40年改革開放歷程，此次紀念講話老調重彈，再度總結習式治國理政主張，可謂中共「十九大」報告的濃縮版。「十九大」報告中的十四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全部在講話中重現。不同的是，對於「依法治國」，講話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法治國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等詞簡略帶過，而「十九大」則提出建設法治國家、政府和社會的具體步驟。此外，講話更重視闡釋馬克思主義，「十九大」則細化了國家安全觀的要求。

將三次紀念講話比照，筆者發現歷屆中共高層均將「改革開放」定性為「歷史決策」、「偉大」事業，「新時期中國最鮮明的特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經之路」。相較而言，20週年講話強調改革開放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促進作用，30週年講話增加了其對於黨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義。40週年講話則將改革開放的影響抬升至民族前途、世界發展層面，稱其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之一，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之一，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講話也吸納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等突出國際反響的熱詞，以「沒有可以奉為金科玉律的教科書，也沒有可以對中國人民頤指氣使的教師爺」、「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等表述突出中國道路的底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詞被提及的頻率，也在節節攀升。

相較而言，40週年講話也更突出改革環境的險惡、任務的艱鉅，稱改革事業不進則退，未來可能有「難以想像的驚濤駭浪」。《人民日報》以「任仲平」署名的評論、新華社發布的改革開放紀實以及政論專題片《必由之路》，均透露改革開放複雜、敏感、艱鉅，難度不亞於當年，正處於一個「新的歷史關頭」。這正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趨緩的「新常態」、與美國貿易摩擦升級、習式政治強硬路線備受非議的寫照。

與20、30週年紀念講話相比，此次紀念講話也是提及「黨的領導」出現次數最多（11次）、頻率最高的一次。若將講話篇幅考慮在內，在40週年紀念講話中，每1200多個字就會提到一次「黨的領導」，而這一頻率比在20、30年講話中分別為1：4746.7和1：2305.5。

習將改革開放的成就首先歸結於「黨的領導」，稱共產黨「始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並引用文革時毛澤東的表述「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對黨的領導地位的強調，也貫穿於八集政論專題片《必由之路》中。專題片解說詞提到133次「習近平」，123次「共產黨」，其中「共產黨」一詞有57次出現在第5集《立國之本》中——這一集專門闡釋中共不斷提升自我建設、治理國家能力的歷程。

透過對於黨建的闡述，筆者發現習、鄧時代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多有不同。在鄧小平時代，遏制個人專制與特權成為中共黨內的共識。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痛批「一元化領導」、「以黨代政」的弊病，又在1980年的「8.18」講話中把改革的矛頭指向「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在黨政系統逐步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推動1982年憲法納入對國家領導人連任的限制。正如1987年十三大報告所指出的，鄧希望在原有政治體制框架下，實現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在此次紀念講話中，「政治體制改革」僅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一部分被模糊帶過，並未涉及具體行動和時間表。與「十九大」報告近似，與政改相關的「黨內民主」、「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等詞完全遁形。習近平近年來的變革舉措也表明，其治下的政治體制更趨向於權力集中而非權力分散。除了身兼黨政軍一把手，習近平直接領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等7個領導小組。2016年以來，中共提出「四個意識」、「兩學一做」【註1】等從嚴治黨、擁護黨中央領導的要求，並在2018年2月28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中，強化了黨政合流的趨勢，擴大了黨的權力覆蓋。今年3月全國人大修憲，則去除了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終結了30多年來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努力。

崇毛尊鄧倡馬克思贊中國特色：習式批左、避左與擁左

習在此次紀念講話中罕見地闡明當年鄧時代批「左」促改革的重要意義，對以鄧為代表的80年代改革派的主張做出了部分讓步。

筆者檢索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文本，發現官方大力維護毛澤東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認為其奠定了理論、物質基礎。在講話中，習近平雖未使用「兩個不能否定」（指「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這樣明顯崇毛的表達，但也提出中華民族經歷了「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意指毛時代正是「站起來」的開端。對於毛在「大躍進」和「文革」的錯誤，講話批「左」不批毛，稱文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並引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肯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改革開放40年大事記》繞開文革，僅記錄鄧以來的歷屆領導集體如何將毛澤東思想奉為理論指導。政論專題片《必由之路》雖提及毛的生產冒進，但突出的是其勇於擔責、推動國民經濟穩步調整的事蹟。

作為「富起來」的關鍵人物，鄧小平在官方紀念的語境中是改革開放的開拓者、社會主義路線的糾偏者。習在此次紀念講話中罕見地闡明當年鄧時代批「左」促改革的重要意義，對以鄧為代表的80年代改革派的主張做出了部分讓步。在中國政治語境中，「左」代表着激進的共產主義路線，而「右」則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實行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代名詞。中共的「左」在文革時期達到頂峰，而80年代的政治改革思潮則常被視為「右」傾。批「左」，就意味着要遏制一黨獨大、專權，反對高估自身水平急於推進共產主義。值得注意的是，上任五年來，習近平僅在三次公開講話中批「左」，分別是紀念劉少奇誕辰120週年的講話、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週年的講話和2016年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且只在探討班講話中提及文革的「左」傾錯誤。除了批「左」，40週年講話及其他紀念文本也避「左」，棄用帶有極權色彩的深紅色詞語，例如「輿論鬥爭」、「意識形態鬥爭」、「刀把子」等等。「階級鬥爭」一詞也只是在否定的語境中一閃而過。

紀念文本充分肯定了鄧在改革中的歷史地位。在人大修憲9個月後，《大事記》毫不避諱地提及鄧小平在1980年發表的、被視為「政治體制改革綱領性文獻」的「8.18講話」（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註2】，以及其推動領導幹部年輕化的主張。習近平的改革開放紀實，以及《人民日報》任仲平的評論，都提到習近平在2012、2018年兩次視察作為改革開放先行地的廣東，與鄧小平南巡相映，宣示深入改革的決心。

與此同時，「習式改革」高舉「馬克思主義」的大旗，維護共產主義理想，與民主改革作切割。歷史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構成了蘇聯建政的思想體系，支持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以無產階級革命暴力推翻資本主義。中共認為「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成果可指導中國社會通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消除階級差別，實現共產主義。習近平在講話中12次提及「馬克思」，遠超「毛澤東」（5次）、「鄧小平」（7次），並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列為改革開放乃至黨、國建設的指導思想，指出「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責無旁貸的歷史責任」，意圖明顯。在過去五年間，除了在2015年略有減少外，「馬克思主義」一詞在黨媒《人民日報》上的熱度漸升，常用於闡釋習近平對於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創新的貢獻。

若將三次講話比較，則會發現30、40週年講話已明顯淺化毛、鄧思想的底色，強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地位，且後者強於前者。這三次紀念講話中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的詞頻比分別約為1：1.16，1：1.78，1：3.33，體現出2007年十七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2017年十九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40週年講話及紀念文本均淡化江澤民、胡錦濤的影響，抹去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地位，紀念大會也並未邀請健在的政治局前常委參加。頗具玩味的是，《必由之路》解說詞3次提及習近平的父親、80年代的改革派習仲勛，稱讚他主政廣東時力主創辦「特區」的遠見。而在當時分別作為黨首和政府首腦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在《改革開放40年大事記》中僅有上任和卸任的記錄。《大事記》略含深意地一筆帶過趙在「六四」事件（官方定性為「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因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而被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處理的歷史，紀念講話又以「平風波」暗指六四（「六四」又稱「1989年政治風波」），提及已從官媒上消失的「四項基本原則」一詞 【註3】來強調黨的領導。這些均透露出官方對挑戰中共執政地位的議題決不讓步的態度。

（林非，政治傳播研究者）

註1：四個意識，是習近平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於2016年1月提出的執政理念，指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其中「核心意識」被認為是「習核心」的體現，意指維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兩學一做，指中共面向全體黨員的「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學習活動，務求由上而下與習核心保持一致。

註2：「8.18」講話，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講話：文革後，黨內力量重組，毛派勢力減弱，解放思想、改革人事體制的呼聲日漸高漲。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講話，嚴厲批判了政治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首次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主張黨政分開。這篇講話，後來被中共十三大尊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也被黨內外主流研究者們認為是研究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的經典。

註3：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由時任中共中央副書記的鄧小平提出，包括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中共領導、馬列毛思想。在中國研究觀察者看來，在80年代，「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基本上代表了開明和保守的兩派路線。「四項基本原則」往往成為為改革設限、維護中共統治的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