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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律師妻子的1000天:高高舉起紅水桶,笑著!

12月17日,北京。李文足、王峭岭、劉二敏和原姍姍,分別剃掉了一頭秀髮,頂着光頭,到中國最高法院門前抗議:「我可以無髮,你不能無法!」陽光下,光頭的李文足看起來一樣美麗。她眼睛裏有淚,也有光。


2018年12月17日,李文足、王峭岭、劉二敏和原姍姍,分別剃掉了一頭秀髮,頂着光頭,到中國最高法院門前抗議。 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2018年12月17日,李文足、王峭岭、劉二敏和原姍姍,分別剃掉了一頭秀髮,頂着光頭,到中國最高法院門前抗議。 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編按:本文為《709律師妻子的1000天:走不完的尋夫路》的接續下篇。

曾經,對丈夫已經死亡的恐懼,讓李文足喘不過氣來。

2015年11月,當看到廣州的政治犯張六毛死在監獄裏的消息時,李文足哭了。她想到丈夫。想到他是不是已經死了。

這種恐懼,在天津大爆炸時就有。爆炸發生在8月,是丈夫被抓走的一個月。她不知道丈夫關在哪裏,內心充滿驚懼。

2016年的元月。那天,她們得到了一張逮捕通知書,告訴她們,她們的丈夫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了。接到逮捕通知書一般不是好事,但至少,這讓她們知道丈夫的下落。知道他們還活着。

要挺老公,大家首先要穿得花枝招展,漂漂亮亮的。 「要改變心態,積極面對。不能天天哭。」

「從那天以後,我們知道,要好好地活着。為了丈夫能出來。」王峭岭說。「這也是一個節點,你會放棄幻想,知道,再不會比這個更糟糕了,這就是我的生活了。」

她告訴大家,要挺老公,大家首先要穿得花枝招展,漂漂亮亮的。 「即使你天天哭,也就這樣子,我們得熬啊,扛啊,要改變心態,積極面對。不能天天哭。」

但馬上有朋友反對。說,你們維權,尋找丈夫,出去要苦着臉,才能讓人同情。不能笑啊。王峭岭不以為然。

「其實我以前是很邋遢的。我在教會裏服侍,就和別人比誰能買到便宜貨。常常,穿個大T恤,短褲就出門了。」王峭岭說。

如今,為了丈夫,她們要上網絡,拍照片,還要去見國際上的人權官員。第一次去見人權官員,她們個個都穿得鮮亮,畫了妝,精氣神十足。 「一個人在困境中不低頭,人們才願意幫你。」這是王峭岭的理論。

她們以前都很少穿大紅色。李文足更是。她的風格文雅素淨,喜歡的就是灰黑色,甚至從來沒有一件大紅色的衣服。

從一開始不習慣,先穿點紅色元素,比如紅鞋子,紅包,再到穿上大紅的棉衣。李文足也突破了自己。有一次到最高法控告,她聽到一位接待的女法官在悄悄議論她的衣着品味。

穿紅衣的女人們彼此鼓勵着。 「你們這樣漂亮,讓他們(指警察)很崩潰,你們知道嗎?」一個朋友說。

但真正的轉折是紅桶的出現。在一張流傳於網絡的照片上,4個律師的妻子,穿着漂亮的衣服,每人舉了一隻紅桶。上面寫着各自丈夫的名字。她們不是愁眉苦臉的,而是笑逐顏開,似乎剛剛開了Party回來。「她們那麼美。完全顛覆了人們對『政治犯家屬』的想像。」一位觀察者說。

紅桶的照片在網絡上不脛而走。此後每次的抗議現場,律師的妻子們都會人手一隻顏色鮮亮的紅桶。其中一張,原姍姍1歲多的小女兒,就坐在桶裏。孩子黑油油的眼睛,好奇地看着這個陌生的世界。

紅桶的創意完全出於偶然。

李文足記得那天。她們去天津第二看守所回來的路上,順便去批發市場轉轉。那天,她們幾乎買下了所有紅色的可以搭配的東西,紅圍巾、紅雨傘、紅布、皮包、墨鏡……

李文足是大家的「服裝設計師」,她挑選的東西時尚感十足。就在那一刻,她看到了一家商鋪門前放的紅桶。顏色特別鮮亮。經常要去上訪,或許能當作凳子用?就先買下來吧。

一人拎一個桶子,路過打印鋪,有人提議,把丈夫們的名字打印上去吧!四個家屬,把自己想說的話都寫上去。「全璋,我愛你,想你等你。」王峭岭讓李文足這樣寫。李文足覺得太肉麻,就寫了個「全璋等你。」

桶子很快就派上了用場。在下一次上訪時,她們拿上了紅桶,在法院門口,站成一排,還擺出各種造型。

「我們又沒有舉牌,為什麼抓我們?」「你們舉桶子了。」

她們過去也舉牌抗議過。但在中國, 「舉牌」是有風險的。2013年,北京的丁家喜律師就因為在街頭舉牌,要求官員公開財產而被抓捕。而提着桶子,總不會有罪吧。

在法院門口,她們剛拍完照片,警察來了,把她們全部帶到了附近的掛甲寺派出所。同時被帶走的,還有幾位律師。

「我們又沒有舉牌,為什麼抓我們?」李文足問警察。

「你們舉桶子了。」警察回答。

他們被留置在派出所將近24小時,紅桶作為作案工具,被沒收了。但這件事給了她們靈感。從那以後,紅桶成了她們的象徵。鮮亮的紅桶打破了「709」律師家屬維權的悲情形象。「國際社會的關注也是從紅桶開始的。」王峭岭說。

「苦情的東西看一次,兩次。第三次就不想看了。我們的紅桶照片,人一看,就會發現我們是戰鬥力很強的人。你老被說可憐,人家就會離你很遠。」王峭岭說。



 2016年7月4日,「709家屬」、維權律師的妻子們,穿上印有被捕丈夫名字的衣服離開最高人民檢察院。

2016年7月4日,「709家屬」、維權律師的妻子們,穿上印有被捕丈夫名字的衣服離開最高人民檢察院。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紅色是有殺傷力的。王峭岭記得,有一次她們集體去天津圍觀一個案件,有好幾百警察,以及好幾輛警車嚴陣以待。她們就到一個朋友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門,先到最高檢旁邊的商場衞生間,換了大紅色的衣服,上面寫了字,昂首挺胸走過圍觀的人群,以及警察面前。

「只要你堅持,姐就陪伴你一天!」

生活是艱難的。尋找丈夫的過程中,愛哭的李文足,有時會在某一個瞬間淚崩。

她記得,有一次外出回到家,發現新換不久的門鎖被破壞了,家裏電也被停了。她請來開鎖公司才打開門。當打開冰箱時,發現父母臨走時專門給她包的餃子,全壞掉了。那一刻,壞心情完全攻陷了她。

「如果沒有峭岭姐的陪伴,我無法走到今天。」李文足說。在丈夫被抓走、杳無音信的三年多時間裏,她有很多次,覺得自己要堅持不下去了。當「709」律師一個個被釋放回家,只有王全璋還是沒有任何消息時,王峭岭依然在她身邊。

「很多時候,我們之間有默契。」王峭岭說。

在709發生之前,她們並不認識。王峭岭記得第一次見到李文足時,是2015年的8月份,在天津,她們一幫家屬去尋找丈夫。李文足一說話眼淚就掉下來。美麗,柔弱,讓人心疼。

但慢慢地,王峭岭發現,李文足雖然柔弱,卻是其中最堅韌最單純的一個。「很多人以為她好欺負,其實她骨子裏很倔強。」

她們情同姐妹。在很多次和秘密警察抗爭的時候,兩人並肩戰鬥。她們一起被扭着胳膊押走, 一起被帶進派出所,一起在派出所裏故意大呼小叫,給對方傳遞消息。2017年,在長沙,她們去長沙圍觀謝陽案,到看守所給謝陽存錢時,李文足親眼目睹王峭岭被警察打了一耳光。

峭岭是潑辣的。盯梢的流氓對她說下流話,她會直接罵回去。而文足不會。「她是一個年輕的小媳婦。不會罵人,罵不出口。而我,無所謂。」王峭岭說。

兩人又是互補的。峭岭不修邊幅,文足對時尚敏感,她們成了最好的朋友。

在2017年的3月,最艱難的日子,李文足搬到了王峭岭家住了七個月,她們朝夕相處。孩子也在一起相伴。那段在一起的日子,讓丈夫不在身邊的她們感到安全。

但她們也有矛盾。 那是有一次在河南。她們去陪伴着江天勇的妹妹去探監。在看守所門口,對 「要不要跨進去。」她們發生了爭執。王峭岭認為,既然來了就要進去;文足則認為,來了後進去也見不到,沒必要做更多的冒險。兩人為此爭吵了起來。 最終,文足被說服了。

2017年4月29日,王峭岭的丈夫李和平終於回來了。

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流淚了。王峭岭和跨進家門的丈夫緊緊擁抱。他在獄中被折磨的滿頭白髮,消瘦木訥,女兒佳美一開始都沒認出爸爸。

李文足和兒子泉泉也站在一旁。看到佳美撲到爸爸懷裏。泉泉呆呆站着,給媽媽說,媽媽,你能陪我到房間裏躺會兒嗎?李文足知道,兒子是想爸爸了。那一刻,她很難過。

事實上,在內心裏,她也有一絲擔心,她們的丈夫都回來了,峭岭姐還會陪着我嗎?

王峭岭沒有辜負這份姐妹的期待。在當天,她就聯絡家屬們,一起發聲:709,一個都不能少!

在接下來的日子,她們繼續奔波。王峭岭堅持為丈夫李和平律師維權,她控告丈夫在獄中遭受酷刑。李文足則繼續尋找丈夫。

每個週末,她們依舊出現在最高法院門前。契而不捨地去反映和控告。

王峭岭必須小心。秘密警察把她視作危險的人,視作鼓動李文足繼續維權的危險分子。但他們其實也知道,經歷過這麼長時間的陪伴,兩個人已是姐妹情深,她一定會為她出頭。

「只要你堅持,姐就陪伴你一天!」王峭岭告訴李文足。

「有時我會想,上帝為什麼會讓她戰鬥到最後?」王峭岭說。她也慢慢發現,最柔弱的李文足,其實也是最單純,最堅定的。

「很多時候,一個人和兩個人就不一樣。當你走在路上,回頭一看,身邊有一個人在的時候。那時候,你會多一分力量。」蘇楠說。

「如果不是有上帝,我也不會去付出那麼多。」 王峭岭在教會12年。她把這一切歸結為自己有信仰。在每一個軟弱的時刻,她會向上帝禱告。她說她曾想過自己是最後一個,但沒想到是李文足。「我想,上帝是讓我有機會陪你。」她對李文足說。

2016年1月5日,被拘留的人權律師李和平妻子王峭岭在北京接受媒體訪問。

2016年1月5日,被拘留的人權律師李和平妻子王峭岭在北京接受媒體訪問。 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不要再跟王峭岭聯繫了。她已經踩了紅線了,而且把紅線已經踩成紅絲帶了。」

在丈夫失蹤後的1000多天裏,曾經有一次,李文足真實地感到了死亡的迫近。

那是2017年冬天。那天很冷,在長沙市中級法院門前,她再次被4個警察拖走。

這原本是家常便飯了,但那天,當她被警察拖走時,她身上穿的羽絨服的裏子,突然蒙到了臉上。那一瞬間,她就要窒息了,但卻沒法喊出聲來。出於本能,她拼命地掙扎着,扭動着身體,直至終於能夠呼吸。

大多數時候,她站在秘密警察的面前,是勇敢而堅定的,不讓對方看到深藏自己心中的恐懼。

「其實在我最開始尋找丈夫時,無知無畏,還沒有這麼恐懼。後來經歷了很多的時刻,看到峭岭姐被搧耳光,我自己被推撞到車門上,頭上撞了個大包。又看到二敏姐被暴打,這些反而都讓我越來越害怕。」她說。

最恐懼的,還是被軟禁在家中時,她要推門出去,發現怎麼都推不開,眼前是一個醜陋的、粗野的大光頭,那是被僱來看管她的流氓。2017年的11月8日,美國總統川普訪華,她被軟禁在家裏。當她要抱着孩子去下樓時,就是這個大光頭將頭湊過來,不讓她和孩子出去,並且謾罵她。

或許是那張兇惡的面孔嚇着了孩子。那些天,泉泉連續做噩夢,說媽媽在樓梯口被鬼抓走了。

無可名狀的恐懼,被她堅強勇敢的外表掩蓋着。但還是常常會在不經意的時刻襲擊她。 而圓圓臉、短髮、嘴角總是掛着平和微笑的王峭岭,看起來無所畏懼,其實也只是表象。「人總是有恐懼的。但現在畢竟比剛開始的時候,好了很多。」她說。

曾經,恐懼也攫住了王峭岭。那是2016年,有一天,她出門,發現自己家所在的樓道,以及車庫出口,都突然增加了三、四個攝像頭。

「這麼多密集的攝像頭,我不得不承認,我很恐懼。」王峭岭說。尤其是那段日子,不斷有家屬、律師、朋友們告訴她:你現在很危險。她也知道國保在恐嚇別的家屬:「不要再跟王峭岭聯繫了。她已經踩了紅線了,而且把紅線已經踩成紅絲帶了。」這些話語的威脅,和盯着她、尾隨她的,膀粗腰圓的壯漢一樣。讓她的心不由自主地緊縮。

她記得,李春富律師被抓走的那天,她去安慰了春富的妻子後回來,越接近小區,心裏越緊張,害怕回家,索性就停車在路邊。

放下座椅,她躺着。路邊不停的有車呼嘯而過,走過的人們說笑着。已經快深夜12點了。她甚至覺得在陌生的路邊,也比在家中安全……那一刻,她意識到了自己的恐懼,也決定把恐懼說出來。她寫下一段話,告知網友,並作為遺言:這一年我為自己的丈夫,為自己的家庭所做的一切,從沒有後悔過。如果被抓,就是成全了我,讓我從一個不動腦不思考的家庭婦女,徹底成為了一個公民。到時我會說:謝謝黨和國家!

「今天我們若放棄自己的丈夫,明日我們會愧對兒女的質疑。」

2016年6月,李文足和王峭岭決定駕車,從北往南,跑700多公里,去看望住在北京之外的「709」家屬們。其中一站是長沙,那裏有陳桂秋,她是律師謝陽的妻子。謝陽和李和平在同一天被警察抓走。

她們見面,聚會,討論衣服和美食,去大吃大喝。正是因為這樣的彼此扶助,當共同站在一起時,她們慢慢戰勝了恐懼,並終於成長起來。

「今天我們若放棄自己的丈夫,明日我們會愧對兒女的質疑……我們無法打開監獄的大門,救出來自己的親人。但我們必不停止呼籲,不停止控告,不停止一切我們能做的!」

「時至今日,709成了良知尚存的中國人心頭的一簇火苗。所以,回憶披露過去的經歷,不是要在痛中駐足仇恨,而是我們發現在痛中,我們活出了愛。」

2018年6月,原姍姍的丈夫謝燕益律師回家了。他很快完成了一本叫《709記事及和平轉型500問》的書,王峭岭在應邀為這本書寫序言時,這樣寫道。

也是在同一個時期,我在北京見到王峭岭。當我問她,為什麼會選擇抗爭而不是沉默時,她笑嘻嘻地說:「本能啊。」「其實現在這種情況,我們家屬只要在一起玩、吃飯,就是在抗爭了。」

她們包彩色的餃子,邀請曾經在「709」發生的這3年中,傾力幫助過她們的律師或其他朋友來吃。她們發起「709的禮物——三週年感恩行」,去探訪那些還在獄中的人,例如被關押在河南的江天勇律師,和被關押在徐州的余文生律師,即使並不能真正見到他們。她們每到一處,都要在網上曬出「709美食吃喝團」的鮮豔照片。把「飯醉」也當作一種抗爭。

在丈夫被抓走3年多後,李文足覺得自己越來越「不像過去的那個自己」。在帶淚的笑中,她說,「王全璋要出來了,估計都認不出我了。」 她不再是過去那個文靜羞澀的女性了。「我都被國保罵做瘋女人、潑婦了!」

2018年12月17日,李文足削髮抗議前手持家庭合照。

2018年12月17日,李文足削髮抗議前手持家庭合照。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6月6日,是王全璋失蹤的1062天,李文足和兩個姐妹去天津一看給他存錢送物。碰巧遇到看守所大門開合的那一刻:高聳的鐵絲網、排列整齊的警車、攔阻視野的另一堵高牆,敞開暴露在眼前。那一刻,她心裏萌生了衝進去的念頭。但還是克制住了。

「三年來的經驗證明,只有家屬堅定地站在最前面,律師更有空間有所作為。而家屬只要在法律的框架裏面,是可以依法維權的。」王峭岭曾這樣寫到。

但她並不是得到每個人的支持,包括朋友們。她說,在身邊,始終有兩個聲音。一個是妥協,一個是不妥協。總是有朋友勸她們,為了讓王全璋早日出來,她們可以和當局妥協,不用再這樣堅持抗爭。

但王峭岭和李文足有自己的主張。 「你讓我用妥協換取應有的權利,我心裏很難受的。我不能拿人的尊嚴,和生命的貴重去和他們交易。」

「你本來有的,被搶走了。要你妥協,你怎麼能做到?」王峭岭說。

李文足堅持為丈夫控告,同時還要求官方追究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的事情。她狀告公安局在自己遭到「朝陽群眾」圍攻時不作為,也起訴官媒誣陷自己為「賣國賊」,是侵害了她的名譽權。王峭岭則起訴北京市公安局不讓他們一家出境,並要求歸還護照。她倆各自提起了六、七個訴訟。

這都是她們不肯妥協的一種表現。而這種堅決的態度得到的並非全是支持,有一些原本支持她們的朋友,也批評他們「不知妥協」,「太過激。」「如果能讓王全璋先出來,即使和官方做一些妥協,也不丟人。」一位資深的律師抗爭者就這樣認為。

但王峭岭不認可這樣的說法。 「過去的政治犯家屬,家人出來,可能事情就完結了。但對我們來說,可能才剛剛開始。」她說。她會堅持為丈夫在獄中可能遭受的酷刑而控告,也會陪伴着李文足,和她一起等待王全璋歸來。

她說,自己最初並不懂得「發聲」的含義。直到「709」發生,她才認識到,政治其實關係到每個人的生活。「而抗爭,是沒有低調的。舉個例子,當你回家發現房子被拆,火燒到了門口。你能怎麼樣?」她說。

「我們的原則,是不妥協。但我們也不虛假。被警察打一下就是一下,絕對不會說三下。拖走就是拖走。我不說你打我鼻青臉腫。這些基本的東西不能造假。」

蘇楠對她們的堅持表示欣賞。她認為,在為丈夫維權,也為自己維權的過程中,她們很重要的一點,是找到了自己維權的節奏和原則。這個原則,最關鍵的就是「不能受制於人」。

「很多人對過『不受制於人』的人生,是很難理解的。但她們的故事,能給人啟發。」蘇楠說。

她認為,在中國的環境下,維權的關鍵,是當事人是否願意為公平正義付出一定的代價。對一些人來說,所謂的正義是可以拿來交易的,但李文足、王峭岭她們不是。 她們抱着這樣的原則和理念,堅持不和當局做任何妥協。她們確實始終「不受制於人」,既不受制於敵人,也不受制於朋友。

她也認為,「在王全璋這個案子中,想和稀泥,想做和事佬(勸王全璋認罪,以換取早日出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其實很多事情原本就是這麼簡單。你沒罪,他們讓你認罪。憑什麼?其實這是最簡單的問題。但在我們的環境裏,就特別困難。」

「當你不惜一切追求公平正義,傷害你的人就會後退。」蘇楠說。

但李文足顯然並不是一直那麼堅強。她經常會夢見丈夫回來了。

「上次夢見他,很難受。我在樹林裏找到他,像乞丐一樣,又瘦又髒又亂,吃爛掉的檸檬,特別可憐。每次都是夢見他回來了,一眨眼又找不到了,很着急的感覺。」她說。

她承認,自己有時會想,我為什麼會這麼慘?把我留在最後一個?

「我想,是上帝要考驗你。一個人把石頭推上去,又被上帝推下來,你會問,上帝你是在耍我嗎?但你同時會發現自己變得強壯。」王峭岭對她說。李文足覺得是對的。

「上帝是把我們放在一個環境,擠呀擠呀。橄欖不擠壓是不出油的。聖經上說,有用的東西,美好的東西,環境擠壓才能出來。」王峭岭又用聖經裏的話來比喻。

但她也知道,她是因為有信仰,可以依靠上帝。而李文足,在這樣艱險的環境裏,在沒有信仰支撐的情況下,已表現出了最大的勇氣和堅強。

2018年10月15日,李文足、王峭岭等人再次到位於紅寺村的中國最高法院接待中心遞交督促函。她們穿着黑色的衞衣,背後印着「困難群眾」的字樣,胸前印着王全璋的頭像,寫着「釋放王全璋」。遞交完後,大家一起再次在紅寺村的汽車站牌前合影。

李文足回到了位於回龍觀附近新租的房子。上了一年級的泉泉,不知道是最近搬了新家的緣故,還是他長大了,有好幾次,泉泉都問媽媽,爸爸是不是不在了,死了。

「爸爸快回來了。現在怪獸還沒打完呢,我們還要加油。」李文足抱起兒子,輕輕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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