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律师妻子的1000天：高高举起红水桶，笑著！

编按：本文为[《709律师妻子的1000天：走不完的寻夫路》][1]的接续下篇。

曾经，对丈夫已经死亡的恐惧，让李文足喘不过气来。

2015年11月，当看到广州的政治犯张六毛死在监狱里的消息时，李文足哭了。她想到丈夫。想到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这种恐惧，在天津大爆炸时就有。爆炸发生在8月，是丈夫被抓走的一个月。她不知道丈夫关在哪里，内心充满惊惧。

2016年的元月。那天，她们得到了一张逮捕通知书，告诉她们，她们的丈夫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接到逮捕通知书一般不是好事，但至少，这让她们知道丈夫的下落。知道他们还活着。

要挺老公，大家首先要穿得花枝招展，漂漂亮亮的。 “要改变心态，积极面对。不能天天哭。”

“从那天以后，我们知道，要好好地活着。为了丈夫能出来。”王峭岭说。“这也是一个节点，你会放弃幻想，知道，再不会比这个更糟糕了，这就是我的生活了。”

她告诉大家，要挺老公，大家首先要穿得花枝招展，漂漂亮亮的。 “即使你天天哭，也就这样子，我们得熬啊，扛啊，要改变心态，积极面对。不能天天哭。”

但马上有朋友反对。说，你们维权，寻找丈夫，出去要苦着脸，才能让人同情。不能笑啊。王峭岭不以为然。

“其实我以前是很邋遢的。我在教会里服侍，就和别人比谁能买到便宜货。常常，穿个大T恤，短裤就出门了。”王峭岭说。

如今，为了丈夫，她们要上网络，拍照片，还要去见国际上的人权官员。第一次去见人权官员，她们个个都穿得鲜亮，画了妆，精气神十足。 “一个人在困境中不低头，人们才愿意帮你。”这是王峭岭的理论。

她们以前都很少穿大红色。李文足更是。她的风格文雅素净，喜欢的就是灰黑色，甚至从来没有一件大红色的衣服。

从一开始不习惯，先穿点红色元素，比如红鞋子，红包，再到穿上大红的棉衣。李文足也突破了自己。有一次到最高法控告，她听到一位接待的女法官在悄悄议论她的衣着品味。

穿红衣的女人们彼此鼓励着。 “你们这样漂亮，让他们（指警察）很崩溃，你们知道吗？”一个朋友说。

但真正的转折是红桶的出现。在一张流传于网络的照片上，4个律师的妻子，穿着漂亮的衣服，每人举了一只红桶。上面写着各自丈夫的名字。她们不是愁眉苦脸的，而是笑逐颜开，似乎刚刚开了Party回来。“她们那么美。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政治犯家属’的想像。”一位观察者说。

红桶的照片在网络上不胫而走。此后每次的抗议现场，律师的妻子们都会人手一只颜色鲜亮的红桶。其中一张，原姗姗1岁多的小女儿，就坐在桶里。孩子黑油油的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红桶的创意完全出于偶然。

李文足记得那天。她们去天津第二看守所回来的路上，顺便去批发市场转转。那天，她们几乎买下了所有红色的可以搭配的东西，红围巾、红雨伞、红布、皮包、墨镜……

李文足是大家的“服装设计师”，她挑选的东西时尚感十足。就在那一刻，她看到了一家商铺门前放的红桶。颜色特别鲜亮。经常要去上访，或许能当作凳子用？就先买下来吧。

一人拎一个桶子，路过打印铺，有人提议，把丈夫们的名字打印上去吧！四个家属，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写上去。“全璋，我爱你，想你等你。”王峭岭让李文足这样写。李文足觉得太肉麻，就写了个“全璋等你。”

桶子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在下一次上访时，她们拿上了红桶，在法院门口，站成一排，还摆出各种造型。

“我们又没有举牌，为什么抓我们？”“你们举桶子了。”

她们过去也举牌抗议过。但在中国， “举牌”是有风险的。2013年，北京的丁家喜律师就因为在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被抓捕。而提着桶子，总不会有罪吧。

在法院门口，她们刚拍完照片，警察来了，把她们全部带到了附近的挂甲寺派出所。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几位律师。

“我们又没有举牌，为什么抓我们？”李文足问警察。

“你们举桶子了。”警察回答。

他们被留置在派出所将近24小时，红桶作为作案工具，被没收了。但这件事给了她们灵感。从那以后，红桶成了她们的象征。鲜亮的红桶打破了“709”律师家属维权的悲情形象。“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是从红桶开始的。”王峭岭说。

“苦情的东西看一次，两次。第三次就不想看了。我们的红桶照片，人一看，就会发现我们是战斗力很强的人。你老被说可怜，人家就会离你很远。”王峭岭说。



红色是有杀伤力的。王峭岭记得，有一次她们集体去天津围观一个案件，有好几百警察，以及好几辆警车严阵以待。她们就到一个朋友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先到最高检旁边的商场卫生间，换了大红色的衣服，上面写了字，昂首挺胸走过围观的人群，以及警察面前。

“只要你坚持，姐就陪伴你一天！”

生活是艰难的。寻找丈夫的过程中，爱哭的李文足，有时会在某一个瞬间泪崩。

她记得，有一次外出回到家，发现新换不久的门锁被破坏了，家里电也被停了。她请来开锁公司才打开门。当打开冰箱时，发现父母临走时专门给她包的饺子，全坏掉了。那一刻，坏心情完全攻陷了她。

“如果没有峭岭姐的陪伴，我无法走到今天。”李文足说。在丈夫被抓走、杳无音信的三年多时间里，她有很多次，觉得自己要坚持不下去了。当“709”律师一个个被释放回家，只有王全璋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时，王峭岭依然在她身边。

“很多时候，我们之间有默契。”王峭岭说。

在709发生之前，她们并不认识。王峭岭记得第一次见到李文足时，是2015年的8月份，在天津，她们一帮家属去寻找丈夫。李文足一说话眼泪就掉下来。美丽，柔弱，让人心疼。

但慢慢地，王峭岭发现，李文足虽然柔弱，却是其中最坚韧最单纯的一个。“很多人以为她好欺负，其实她骨子里很倔强。”

她们情同姐妹。在很多次和秘密警察抗争的时候，两人并肩战斗。她们一起被扭着胳膊押走， 一起被带进派出所，一起在派出所里故意大呼小叫，给对方传递消息。2017年，在长沙，她们去长沙围观谢阳案，到看守所给谢阳存钱时，李文足亲眼目睹王峭岭被警察打了一耳光。

峭岭是泼辣的。盯梢的流氓对她说下流话，她会直接骂回去。而文足不会。“她是一个年轻的小媳妇。不会骂人，骂不出口。而我，无所谓。”王峭岭说。

两人又是互补的。峭岭不修边幅，文足对时尚敏感，她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在2017年的3月，最艰难的日子，李文足搬到了王峭岭家住了七个月，她们朝夕相处。孩子也在一起相伴。那段在一起的日子，让丈夫不在身边的她们感到安全。

但她们也有矛盾。 那是有一次在河南。她们去陪伴着江天勇的妹妹去探监。在看守所门口，对 “要不要跨进去。”她们发生了争执。王峭岭认为，既然来了就要进去；文足则认为，来了后进去也见不到，没必要做更多的冒险。两人为此争吵了起来。 最终，文足被说服了。

2017年4月29日，王峭岭的丈夫李和平终于回来了。

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流泪了。王峭岭和跨进家门的丈夫紧紧拥抱。他在狱中被折磨的满头白发，消瘦木讷，女儿佳美一开始都没认出爸爸。

李文足和儿子泉泉也站在一旁。看到佳美扑到爸爸怀里。泉泉呆呆站着，给妈妈说，妈妈，你能陪我到房间里躺会儿吗？李文足知道，儿子是想爸爸了。那一刻，她很难过。

事实上，在内心里，她也有一丝担心，她们的丈夫都回来了，峭岭姐还会陪着我吗？

王峭岭没有辜负这份姐妹的期待。在当天，她就联络家属们，一起发声：709，一个都不能少！

在接下来的日子，她们继续奔波。王峭岭坚持为丈夫李和平律师维权，她控告丈夫在狱中遭受酷刑。李文足则继续寻找丈夫。

每个周末，她们依旧出现在最高法院门前。契而不舍地去反映和控告。

王峭岭必须小心。秘密警察把她视作危险的人，视作鼓动李文足继续维权的危险分子。但他们其实也知道，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陪伴，两个人已是姐妹情深，她一定会为她出头。

“只要你坚持，姐就陪伴你一天！”王峭岭告诉李文足。

“有时我会想，上帝为什么会让她战斗到最后？”王峭岭说。她也慢慢发现，最柔弱的李文足，其实也是最单纯，最坚定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和两个人就不一样。当你走在路上，回头一看，身边有一个人在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多一分力量。”苏楠说。

“如果不是有上帝，我也不会去付出那么多。” 王峭岭在教会12年。她把这一切归结为自己有信仰。在每一个软弱的时刻，她会向上帝祷告。她说她曾想过自己是最后一个，但没想到是李文足。“我想，上帝是让我有机会陪你。”她对李文足说。

“不要再跟王峭岭联系了。她已经踩了红线了，而且把红线已经踩成红丝带了。”

在丈夫失踪后的1000多天里，曾经有一次，李文足真实地感到了死亡的迫近。

那是2017年冬天。那天很冷，在长沙市中级法院门前，她再次被4个警察拖走。

这原本是家常便饭了，但那天，当她被警察拖走时，她身上穿的羽绒服的里子，突然蒙到了脸上。那一瞬间，她就要窒息了，但却没法喊出声来。出于本能，她拼命地挣扎着，扭动着身体，直至终于能够呼吸。

大多数时候，她站在秘密警察的面前，是勇敢而坚定的，不让对方看到深藏自己心中的恐惧。

“其实在我最开始寻找丈夫时，无知无畏，还没有这么恐惧。后来经历了很多的时刻，看到峭岭姐被搧耳光，我自己被推撞到车门上，头上撞了个大包。又看到二敏姐被暴打，这些反而都让我越来越害怕。”她说。

最恐惧的，还是被软禁在家中时，她要推门出去，发现怎么都推不开，眼前是一个丑陋的、粗野的大光头，那是被雇来看管她的流氓。2017年的11月8日，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她被软禁在家里。当她要抱着孩子去下楼时，就是这个大光头将头凑过来，不让她和孩子出去，并且谩骂她。

或许是那张凶恶的面孔吓着了孩子。那些天，泉泉连续做噩梦，说妈妈在楼梯口被鬼抓走了。

无可名状的恐惧，被她坚强勇敢的外表掩盖着。但还是常常会在不经意的时刻袭击她。
而圆圆脸、短发、嘴角总是挂着平和微笑的王峭岭，看起来无所畏惧，其实也只是表象。“人总是有恐惧的。但现在毕竟比刚开始的时候，好了很多。”她说。

曾经，恐惧也攫住了王峭岭。那是2016年，有一天，她出门，发现自己家所在的楼道，以及车库出口，都突然增加了三、四个摄像头。

“这么多密集的摄像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恐惧。”王峭岭说。尤其是那段日子，不断有家属、律师、朋友们告诉她：你现在很危险。她也知道国保在恐吓别的家属：“不要再跟王峭岭联系了。她已经踩了红线了，而且把红线已经踩成红丝带了。”这些话语的威胁，和盯着她、尾随她的，膀粗腰圆的壮汉一样。让她的心不由自主地紧缩。

她记得，李春富律师被抓走的那天，她去安慰了春富的妻子后回来，越接近小区，心里越紧张，害怕回家，索性就停车在路边。

放下座椅，她躺着。路边不停的有车呼啸而过，走过的人们说笑着。已经快深夜12点了。她甚至觉得在陌生的路边，也比在家中安全……那一刻，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恐惧，也决定把恐惧说出来。她写下一段话，告知网友，并作为遗言：这一年我为自己的丈夫，为自己的家庭所做的一切，从没有后悔过。如果被抓，就是成全了我，让我从一个不动脑不思考的家庭妇女，彻底成为了一个公民。到时我会说：谢谢党和国家！

“今天我们若放弃自己的丈夫，明日我们会愧对儿女的质疑。”

2016年6月，李文足和王峭岭决定驾车，从北往南，跑700多公里，去看望住在北京之外的“709”家属们。其中一站是长沙，那里有陈桂秋，她是律师谢阳的妻子。谢阳和李和平在同一天被警察抓走。

她们见面，聚会，讨论衣服和美食，去大吃大喝。正是因为这样的彼此扶助，当共同站在一起时，她们慢慢战胜了恐惧，并终于成长起来。

“今天我们若放弃自己的丈夫，明日我们会愧对儿女的质疑……我们无法打开监狱的大门，救出来自己的亲人。但我们必不停止呼吁，不停止控告，不停止一切我们能做的！”

“时至今日，709成了良知尚存的中国人心头的一簇火苗。所以，回忆披露过去的经历，不是要在痛中驻足仇恨，而是我们发现在痛中，我们活出了爱。”

2018年6月，原姗姗的丈夫谢燕益律师回家了。他很快完成了一本叫《709记事及和平转型500问》的书，王峭岭在应邀为这本书写序言时，这样写道。

也是在同一个时期，我在北京见到王峭岭。当我问她，为什么会选择抗争而不是沉默时，她笑嘻嘻地说：“本能啊。”“其实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家属只要在一起玩、吃饭，就是在抗争了。”

她们包彩色的饺子，邀请曾经在“709”发生的这3年中，倾力帮助过她们的律师或其他朋友来吃。她们发起“709的礼物——三周年感恩行”，去探访那些还在狱中的人，例如被关押在河南的江天勇律师，和被关押在徐州的余文生律师，即使并不能真正见到他们。她们每到一处，都要在网上晒出“709美食吃喝团”的鲜艳照片。把“饭醉”也当作一种抗争。

在丈夫被抓走3年多后，李文足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过去的那个自己”。在带泪的笑中，她说，“王全璋要出来了，估计都认不出我了。” 她不再是过去那个文静羞涩的女性了。“我都被国保骂做疯女人、泼妇了！”

6月6日，是王全璋失踪的1062天，李文足和两个姐妹去天津一看给他存钱送物。碰巧遇到看守所大门开合的那一刻：高耸的铁丝网、排列整齐的警车、拦阻视野的另一堵高墙，敞开暴露在眼前。那一刻，她心里萌生了冲进去的念头。但还是克制住了。

“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只有家属坚定地站在最前面，律师更有空间有所作为。而家属只要在法律的框架里面，是可以依法维权的。”王峭岭曾这样写到。

但她并不是得到每个人的支持，包括朋友们。她说，在身边，始终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妥协，一个是不妥协。总是有朋友劝她们，为了让王全璋早日出来，她们可以和当局妥协，不用再这样坚持抗争。

但王峭岭和李文足有自己的主张。 “你让我用妥协换取应有的权利，我心里很难受的。我不能拿人的尊严，和生命的贵重去和他们交易。”

“你本来有的，被抢走了。要你妥协，你怎么能做到？”王峭岭说。

李文足坚持为丈夫控告，同时还要求官方追究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事情。她状告公安局在自己遭到“朝阳群众”围攻时不作为，也起诉官媒诬陷自己为“卖国贼”，是侵害了她的名誉权。王峭岭则起诉北京市公安局不让他们一家出境，并要求归还护照。她俩各自提起了六、七个诉讼。

这都是她们不肯妥协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坚决的态度得到的并非全是支持，有一些原本支持她们的朋友，也批评他们“不知妥协”，“太过激。”“如果能让王全璋先出来，即使和官方做一些妥协，也不丢人。”一位资深的律师抗争者就这样认为。

但王峭岭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过去的政治犯家属，家人出来，可能事情就完结了。但对我们来说，可能才刚刚开始。”她说。她会坚持为丈夫在狱中可能遭受的酷刑而控告，也会陪伴着李文足，和她一起等待王全璋归来。

她说，自己最初并不懂得“发声”的含义。直到“709”发生，她才认识到，政治其实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而抗争，是没有低调的。举个例子，当你回家发现房子被拆，火烧到了门口。你能怎么样？”她说。

“我们的原则，是不妥协。但我们也不虚假。被警察打一下就是一下，绝对不会说三下。拖走就是拖走。我不说你打我鼻青脸肿。这些基本的东西不能造假。”

苏楠对她们的坚持表示欣赏。她认为，在为丈夫维权，也为自己维权的过程中，她们很重要的一点，是找到了自己维权的节奏和原则。这个原则，最关键的就是“不能受制于人”。

“很多人对过‘不受制于人’的人生，是很难理解的。但她们的故事，能给人启发。”苏楠说。

她认为，在中国的环境下，维权的关键，是当事人是否愿意为公平正义付出一定的代价。对一些人来说，所谓的正义是可以拿来交易的，但李文足、王峭岭她们不是。 她们抱着这样的原则和理念，坚持不和当局做任何妥协。她们确实始终“不受制于人”，既不受制于敌人，也不受制于朋友。

她也认为，“在王全璋这个案子中，想和稀泥，想做和事佬（劝王全璋认罪，以换取早日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原本就是这么简单。你没罪，他们让你认罪。凭什么？其实这是最简单的问题。但在我们的环境里，就特别困难。”

“当你不惜一切追求公平正义，伤害你的人就会后退。”苏楠说。

但李文足显然并不是一直那么坚强。她经常会梦见丈夫回来了。

“上次梦见他，很难受。我在树林里找到他，像乞丐一样，又瘦又脏又乱，吃烂掉的柠檬，特别可怜。每次都是梦见他回来了，一眨眼又找不到了，很着急的感觉。”她说。

她承认，自己有时会想，我为什么会这么惨？把我留在最后一个？

“我想，是上帝要考验你。一个人把石头推上去，又被上帝推下来，你会问，上帝你是在耍我吗？但你同时会发现自己变得强壮。”王峭岭对她说。李文足觉得是对的。

“上帝是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挤呀挤呀。橄榄不挤压是不出油的。圣经上说，有用的东西，美好的东西，环境挤压才能出来。”王峭岭又用圣经里的话来比喻。

但她也知道，她是因为有信仰，可以依靠上帝。而李文足，在这样艰险的环境里，在没有信仰支撑的情况下，已表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和坚强。

2018年10月15日，李文足、王峭岭等人再次到位于红寺村的中国最高法院接待中心递交督促函。她们穿着黑色的卫衣，背后印着“困难群众”的字样，胸前印着王全璋的头像，写着“释放王全璋”。递交完后，大家一起再次在红寺村的汽车站牌前合影。
李文足回到了位于回龙观附近新租的房子。上了一年级的泉泉，不知道是最近搬了新家的缘故，还是他长大了，有好几次，泉泉都问妈妈，爸爸是不是不在了，死了。

“爸爸快回来了。现在怪兽还没打完呢，我们还要加油。”李文足抱起儿子，轻轻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