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 深度

吳思: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深層規律與未來走向

按照歷史經驗,意識形態領域的嚴重自相矛盾狀態,往往是向某個方向突破的前兆。持續向左,代價太高,得不償失。第二次意識形態回調即將見底,明年或後年,重返鄧小平劃定的意識形態邊界,應該是大概率事件。


「大潮起珠江――廣東改革開放40週年展覽」內,有一個「唱紅歌」的卡拉ok房提供給客人選擇紅歌來演唱。 攝:林振東/端傳媒
「大潮起珠江――廣東改革開放40週年展覽」內,有一個「唱紅歌」的卡拉ok房提供給客人選擇紅歌來演唱。 攝:林振東/端傳媒

改革開放至今已有40年。再加上1949年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將近70年的時間裏,中國成了一所共產黨主持的人類社會試驗室。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好比撰寫一份試驗報告。

如果說,企業家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者,那麼,中國政治家,就是全要素組合者。他們組合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等多種要素,以及這些要素構成的不同系統、不同規則體系,試圖用這些東西建構理想社會。但是這些要素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配比,卻導致距離理想社會忽近忽遠。

本文討論六個問題。

第一,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軌跡。

第二,社會試驗得出的三條規律。

第三,提高自由度。

第四,改革開放的兩個副產品。

第五,2012年至今的回調。

第六,重回改革升勢的可能性。

一,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軌跡

改革開放40年,政策的基本走勢是兩波:兩上兩下,進三退一。上是自由度提高,下是自由度降低。我們可以用下邊的趨勢圖表示。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走勢(1978-2018)繁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走勢(1978-2018)繁端傳媒製圖

第一次上行:1978年-1989年,走了10年多。主要標誌是解放思想、農村改革、城市私營經濟的重新出現和發展。

第一次下行:1989年-1992年,用了3年左右。主要特徵是意識形態回調,提出防止和平演變,限制私營經濟。回調的時間幅度為30%,進三退一。

第二次上行:1992年-2012年,持續了20年。這一階段的特徵是,意識形態不爭論,市場經濟合法化,民企大發展,加入WTO,房地產市場形成。

第二次下行,2012年-2018年,至今已有6年。標誌性事件是唱紅、反腐、打右、國進民退、加強黨的領導。回調的時間幅度接近30%,又接近了進三退一的幅度。

我們還可以在更長的時段中考察自由度的增減軌跡。上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批判鄧子恢提倡的四大自由,即借貸、勞動僱傭、土地租佃和貿易自由,主張「四小自由」,還說要逐步取消。結果正如毛澤東要求的那樣,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人民公社大躍進,自由取消了,大饑荒來臨了。隨後調整放開,一度退到了包產到戶。經過三年調整,再次收緊,發動文革,全方位壓縮自由。

在這場持續了二十多年的試驗中,權力兩進兩退:壓縮自由、部分恢復,再壓縮、再恢復——改革開放就是自由的再恢復,也可以看作針對前三十年極權走勢的大逆轉。

在這場持續了二十多年的試驗中,權力兩進兩退:壓縮自由、部分恢復,再壓縮、再恢復——改革開放就是自由的再恢復,也可以看作針對前三十年極權走勢的大逆轉。

二,社會試驗得出三條規律

1949年至今,在將近70年的進進退退之中,考察四大自由的每一個領域、每一次進退,大體可以確認三條規律。

第一條規律是:自由度與財富創造正相關。自由度每提高一級,就會有相應的財富創造和GDP發展,反之則是蕭條、甚至災難。

第二條規律是:執政黨順應第一條規律,執政就比較順利。對抗這條規律,經濟就出問題,導致政治分歧加大。

第三條規律是:摸着石頭過河,決策者根據下一步的成本收益權衡,依據自身利益,決定是「收」還是「放」。

三,自由度提高

1978年的改革開放從解放思想開始,從農村改革起步,主要在經濟領域展開。

在改革釋放的自由空間裏,新經濟主體生成並發展壯大。社員變成了小農,鄉鎮企業發展,個體戶誕生。民營企業家和農民工隨後生成。新主體帶來了新規則、新思想、新的社會秩序與生態。

從經濟角度看,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轉化為農民工,必須有企業家招聘。而企業家辦廠,又必須有市場、資金和技術。中國對外開放,加入世界分工體系,獲得了市場、資金和技術。改革與開放相互促進。憑藉廉價勞動力等方面的競爭優勢,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迅速發展壯大。

龐大的國內市場,互聯網新經濟的出現,深化了市場分工,為長時間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基礎。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順利。

從政治角度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政府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慎用否決權。接受在自由空間中誕生的新主體,認可他們的行為,允許他們存在發展。用改革初期著名的表達方式說,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

第二,自由增量競爭。各地政府彼此競爭,招商引資,承諾提供更多的自由乃至特權。地方政府整合調整各個系統,承擔起政治、經濟、社會全要素配置的使命。這是弱小的民營企業無法承擔的。極權半極權體制,很容易向下授權,設立某種多要素承包機制。

第三,加入WTO體系,這是推動國內經濟和相關法律系統加入國際體系的新整合。

所謂「回調」的意思是:向毛澤東時代的一元化方向調整。圖為大芬油畫村,一幅毛澤東的肖像被一陣風吹起來。

所謂「回調」的意思是:向毛澤東時代的一元化方向調整。圖為大芬油畫村,一幅毛澤東的肖像被一陣風吹起來。攝:林振東/端傳媒

四,改革開放的兩個副產品

市場經濟的擴張,帶來了經濟繁榮,也產生了兩個副產品。一是兩級分化,二是腐敗。兩級分化是市場經濟的自然結果,腐敗則是非法的權錢交易。

胡錦濤時代建立並擴大社保體系,取消農業税,努力解決貧富分化問題。這是政治家的系統重建和系統整合。

習近平時代面對嚴重腐敗問題。中國歷代王朝,40%多死於民變,40%左右死於官變,20%死於外敵入侵。2012年時,民眾仇官仇富情緒蔓延,遍地乾柴,一個火星就可能引發大火。民變概率提高,威脅到政體安全,反腐敗可以降低民變風險。

五,2012年至今的回調

如果把毛澤東時代的高度一元化的中國稱為「極權社會」,把轉型前台灣的有限多元化社會稱為「威權社會」,那麼,今日中國處於二者之間,可謂「半極權半威權社會」。

所謂「回調」的意思是:向毛澤東時代的一元化方向調整。反腐敗運動、意識形態唱紅、加強黨的領導、國企做大做強。這套國內政策,還意外地損害了中美關係。

所謂「回調」的意思是:向毛澤東時代的一元化方向調整。反腐敗運動、意識形態唱紅、加強黨的領導、國企做大做強。

在這種背景下,重點討論三個方面:反腐敗、意識形態、中美關係。

1,反腐敗

本次回調,從2012年開始,就是以反腐敗開路,憑藉反腐敗保駕護航的。如前所述,反腐敗是對改革開放副作用的補救,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正當的,還可以降低民變風險。但是,反腐敗運動本身也有副作用。

第一個副作用,就是自由的價格提高了。

中國改革從極權社會啟程,現在走到了半極權半威權的位置。一路走來,民間的經濟自由一直處於稀缺狀態。中共中央承諾改革開放,這是大方向,但具體在各個領域的突破,難免需要私下交易。其中,行賄就是一種交易。在這個意義上,行賄,就是民眾和資本對自由的贖買。這是一種權錢交易的黑市。更進一步,資本還會以行賄的方式購買政治保護,或購買特權。這種交易導致了民間的仇官仇富情緒蔓延。

行賄,就是民眾和資本對自由的贖買。這是一種權錢交易的黑市。

反腐敗為民眾出了一口氣,但也提高了黑市上的自由的價格。同時,反腐敗導致官員普遍不作為。在權力要素特別重要的中國,作為全要素組合者,超級企業家,地方政府官員失去了改革主動性,自由的供應就減少了。

反腐運動,使得中國經濟中兩個最積極、最重要的主體——民營企業家和地方政府官員——同時處於危險和恐懼之中。

反腐敗的第二個副作用,就是官變的風險提高了。

在中國歷史上,官變的概率和民變的概率幾乎同樣高,都在40%上下。1949年以來,官變也發生過多次。成功迫使最高領導人改變政策的,至少有三次: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1967年武漢「7.20事件」、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

政治運動式的反腐敗,也就是規模大、效率高、但不那麼遵守法律的反腐敗,抓了400多位省部級高官,讓官僚權貴集團的私人和小集團利益嚴重受損。這個半極權半威權體制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強力反腐的條件下,轉化為「既得風險集團」。風險/收益的變化,迫使他們的體制偏好轉向,轉向法治和權力制約機制。

反腐敗不僅損害了貪官污吏的個人利益,也損害了官家集團的整體利益,損害了集體領導的決策機制。由於官員普遍貪腐,幾乎人人都有毛病,而最高領導人比較廉潔自律,又敢抓政治局常委,黨內的平等協商關係,很容易轉向命令服從關係。

官僚的整體利益和私人利益雙雙受損,按照歷史慣例,官變的概率必定上升。如果不調整政策,官僚持續不作為,經濟繼續下行,也會導致民眾不滿。官變疊加民變的概率一起上升,政治風險將大大增加。

2,意識形態回調

改革開放時期的意識形態邊界是在1986年確定的。那一年,鄧小平決定不再提「共產主義」目標,說實現共產主義需要經過十幾代、幾十代人的奮鬥,把共產主義推到了幾百年之後。取代共產主義目標的,是「發展經濟」。同時,鄧小平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還要反30年。

此後,中國的意識形態大體就在這左右兩條邊界之間。右邊要發展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也就是資本主義,左邊要堅持黨的領導。按照趙紫陽的說法,這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

2012年之後,共產主義理想一再被強調,所謂「不忘初心」,幾百年之後的目標重回眼前。與此同時,官方「敢於亮劍」,右側的言論空間一再遭到打壓,改變了意識形態不爭論的政策。鄧小平劃定的意識形態邊界向左移動。

但是,在以上第一主題之外,還存在着第二主題:在2013年和2014年發布的兩份中央決議裏,中共中央要求提高市場經濟的純度,提高依法治國和依憲治國的水平。此後,合憲性審查提上日程,高官就職要宣誓效忠憲法。這些提法和做法擴展了鄧小平劃定的右側邊界。不過,在實施中,第一主題明顯強於第二主題,可以說「左聲部」壓倒「右聲部」。

意識形態左轉造成了全社會的普遍困惑:民企感覺危險,投資意願下降;官員不知所措,普遍不作為。同時國外也困惑:中國國進民退,已經破壞了國際市場經濟秩序,不知中國會不會進一步成為自由秩序的挑戰者。

意識形態左轉造成了全社會的普遍困惑:民企感覺危險,投資意願下降;官員不知所措,普遍不作為。

中國政府試圖做出調整,例如,在民企投資增長率從2012年的24%降低到2016年7月的-0.01%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兩年內出台了三份決定,強調保護產權,鼓勵民企投資,鼓勵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當代領導人支持鼓勵民營企業的調子已經高於鄧小平時代。順便一說,對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強調,來自奧地利學派,而奧地利學派對馬克思主義持批評態度。

總之,中國的意識形態呈現出自相矛盾的狀態。有人開玩笑說,鄧小平時代,打左燈,往右轉;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打右燈,往左轉;現在左燈右燈一起閃。

我的預測是,第二次意識形態回調即將見底,明年或後年,重返鄧小平劃定的意識形態邊界,應該是大概率事件。

按照歷史經驗,意識形態領域的嚴重自相矛盾狀態,往往是向某個方向突破的前兆。持續向左,代價太高,得不償失。我的預測是,第二次意識形態回調即將見底,明年或後年,重返鄧小平劃定的意識形態邊界,應該是大概率事件。

反腐敗不僅損害了貪官污吏的個人利益,也損害了官家集團的整體利益,損害了集體領導的決策機制。

反腐敗不僅損害了貪官污吏的個人利益,也損害了官家集團的整體利益,損害了集體領導的決策機制。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3,中美關係

(1)中國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特色就是「市場經濟+黨的領導」,我稱之為「資本-官家主義」。這種結構,決定了中國對美國的兩種態度。

第一種態度是合作,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市場經濟體系,接受市場規則。這是資本的需要。

第二種態度是抵制,官家集團堅持自己的主導地位,黨要領導一切。面對美國憲政民主制度對國內民眾的吸引力和誘惑力,中國的政治制度必須自衞,說本國政治制度的好話,說美國政治制度的壞話。民主憲政制度對中國民眾的吸引力越強,官家主義體制感到的威脅越大,官方對西方的防範也就越嚴。

(2)如何調節合作與抵制的力度?這取決於合作與抵制的成本和收益。按照鄧小平路線,合作多,抵制少,兩國關係長期穩定,對中國發展有利。回到鄧小平路線,繼續韜光養晦,降低意識形態對抗的調門,不挑戰美國主導的秩序,承諾遵守這種秩序,深化改革,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直接介入,也對中國有利。

當然,重返鄧小平路線,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仍然不能解決兩重性問題。內政決定外交,中國內部制度的兩重性——有限自由的市場經濟和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對外政策的這種自相矛盾。

(3)中國的現行政治經濟體制面臨更大的壓力

「黨的領導+市場經濟」這種模式,在過去4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憑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即勞動要素便宜,開發區土地便宜,環保要求不嚴等等。至於政治要素,即制度成本,例如產權保護、法治水平、税費負擔等方面,中國一直高於美國。現在,隨着中國各種生產要素價格的提升,產業的升級,相對美國而言,各種生產要素價格的優勢基本消失,政治-經濟體制問題已經成為拖後腿的主要因素。

這種政治-經濟體制的特點是:官太強,民太弱,國企壟斷了太多,而且政策隨時可能變化,中國的民營企業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一直有不安全感。在偏離了鄧小平路線之後,不安全感加劇,資本外逃或不投資的現象很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不僅是國內政治經濟權利分配問題,也是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改革成功,不僅可以緩解國際政治困境,也可以提高國際經濟市場領域裏競爭力。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對中國民眾有利,對官方的長期穩定也有利。

(4)川普發動的貿易戰,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造成了新壓力。

美國對公平貿易的要求,主要針對國企的壟斷和特權。民營企業和中國消費者對國企壟斷和特權同樣不滿。在這個意義上,承受壓力最大的是國企、以及要把國企做大做強的政府。而對於很多民營企業來說,他們可能面臨一邊受損、一邊受益的前景。受損可能是因為關税增加,受益是因為政府被迫降低税費,推出對民企的優惠政策,提高自由度,提振經濟。

在貿易戰中,中國政府面臨更大的壓力重返鄧小平路線。甚至,比鄧小平更進一步,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讓民眾和國外資本恢復信心。

果然如此的話,中國的民企和消費者,中國民眾,很可能成為貿易戰的最大受益者。

對於很多民營企業來說,他們可能面臨一邊受損、一邊受益的前景。受損可能是因為關税增加,受益是因為政府被迫降低税費,推出對民企的優惠政策,提高自由度,提振經濟。

對於很多民營企業來說,他們可能面臨一邊受損、一邊受益的前景。受損可能是因為關税增加,受益是因為政府被迫降低税費,推出對民企的優惠政策,提高自由度,提振經濟。攝:林振東/端傳媒

(5)美國副總統彭斯說,美國希望中國的自由將擴展到各個領域,不僅是經濟,更是政治上,尊重私人財產、個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權,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著名政策也變得空洞。

希望落空,是因為美國的期望偏高偏急。直到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挺好,政治體制不改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不強,不緊迫。外圍有許多經濟緩衝帶。

什麼時候緊迫呢?應該在經濟緩衝帶消失之後。人權、個人自由,以及保障這些自由的政治體制,必須要有很多人一起追求,而且這些人還必須很重要。現在,以民營企業家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這批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重要。政治體制改革,因此增添了越來越多的經濟意義。

資本和知識這兩樣東西,與土地上的農民不一樣。農民的資產難以轉移、難以隱藏,規避強制命令體制的能力很弱。而資本和知識容易轉移,壓力一大就會消失不見。和他們打交道,只能通過契約交易,不能強制。這是中國發生的基礎性變化。因此,強制命令體制,必須走向協商契約體制。

在資本和知識分子的追求下,在鄧小平的政策無法得到穩定保障條件下,在經濟和外交都出了問題的條件下,政治體制改革才成為中國國內不得不認真考慮解決的問題。這就是說,這個問題,剛剛出現在國內改革日程表上,尚不是當務之急。

(6)總之,這些新增的國際國內壓力,將推動中國的改革,調整意識形態,逼出更多的法治、更多的產權保護,逼出降税降費/降低政府規模/降低對經濟的行政干預程度,更加尊重WTO規則體系,合作面增加,對抗面減少。

換句話說,彭斯所描述的美國對中美關係的看法,過去似乎偏於樂觀,現在似乎偏於悲觀。其實,中美衝突的基礎並沒有那麼深厚。

彭斯所描述的美國對中美關係的看法,過去似乎偏於樂觀,現在似乎偏於悲觀。其實,中美衝突的基礎並沒有那麼深厚。

六,重回改革升勢的可能性

如何結束第二次回調,回到擴大自由的改革開放趨勢? 歷史經驗展示了三種可能性。

第一是最高權力主動調整。我認為,重回鄧小平路線是雙贏的,而雙贏是趨利避害的理性選擇,所以我預測第二次回調即將結束。

當然也有人說,人的決策未必理性。還有人說,專制政體容易扭曲信息,報喜不報憂,這種體制就不那麼理性。所以,我只能推測一個大概率事件,不理性的概率越高,我的推測越不可靠。但我知道,我們這代人,無論如何保守,內心也具有毛鄧兩重性,這種意識形態的兩重性,決定了回到鄧是有感性基礎的,不必完全依靠理性。

第二是體制調整的可能性,例如前邊提到的七千人大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蘇共歷史上也有這類先例。

第三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調整方式,也就是繞開權勢的方式。任何權勢都不可能佔據全部時空,在這個時空之外,我們可以看到潛規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週期性的平反改正,等等。

如果遲遲不能重拾升勢,常見的歷史規律是,偏離利益均衡點的張力越大,未來的升勢越猛。

(吳思,媒體人,歷史學家,著有《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隱蔽的秩序》等作品。本文是作者2018年10月25日在耶魯法學院蔡中曾中國研究中心的演講稿,有補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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