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 深度 評論

白信:「定於一尊」的麻煩,與難產的中共四中全會

整整下半年,中央對未來改革開放的具體路線似乎並沒有達成共識,這恐怕正是預期為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定調、並提供未來具體路線的四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直接原因。


從秋天到冬天,十九屆四中全會到底何時召開,猶如北京的霧霾,讓人幾乎窒息,卻又無法擺脱。圖為北京人民大會堂。 攝: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從秋天到冬天,十九屆四中全會到底何時召開,猶如北京的霧霾,讓人幾乎窒息,卻又無法擺脱。圖為北京人民大會堂。 攝: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從秋天到冬天,十九屆四中全會到底何時召開,猶如北京的霧霾,讓人幾乎窒息,卻又無法擺脱。這就是身處北京的觀察家們過去幾個月裏等待四中全會的感受。

而四中的遙遙無期,從傳說中的九月底一再推遲,不僅導致年底許多會議延宕,例如中國婦女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始終都無法確定會期,最後是在11月初抓住一個空檔,然後在會議召開前一天臨時通知,更讓黨內中高層議論紛紛,連同貿易戰持續緊張帶來的各種不滿,形成北京政局過去幾個月以來的詭異氣氛。

此種情形,酷似40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的前夕——因為最高元首無法掌握大多數,無法在會議前形成一致性共識,導致會議只能延期舉行。這本來就是中國政治的常態、或者說中共會議的實質:不是為了在會議上通過討論形成共識,會議只是為了表達一致性擁護的決定,一切談判和分歧都只能、且必須在會議前解決。這是北京政圈的常識。

也因此,在阿根廷G20峰會中美首腦會面前夕,四中全會久拖不決引發的不安也接近頂點。只有當協議達成,各界的擔心才稍微鬆弛,終於沒有出現最壞的結果——談崩意味着貿易戰不僅不會結束、還將升級為更嚴重的衝突——四中全會也終於變得明朗可期了。不過,所謂可期,也就是峰會後的情形,卻和年初修憲時刻的三中全會截然相反。

雖然政治權力已經高度集中,幾乎所有可見的反對和挑戰都不存在,但是定於一尊之後日益加劇的孤立,正在將「本尊」陷於巨大的危險之中。

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中美代表團的晚宴上,習近平一個人喋喋不休地向特朗普和美方代表團陳述了45分鐘的全面妥協立場。這種被美國總統助理納瓦羅(Peter Navarro)事後形容為「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孤立場景,幾乎再現了北京的政治局勢和權力的孤獨。雖然政治權力已經高度集中,幾乎所有可見的反對和挑戰都不存在,但是定於一尊之後日益加劇的孤立,正在將「本尊」陷於巨大的危險之中,過去一年以來無窮無盡的麻煩正在提醒黨內外,也正在將混亂、破碎的黨內外分歧甚至對立,推向空前的統一。

而當下所顯露並且匯聚的所有的矛盾和鬥爭,也是四中全會無法迴避的,就是圍繞「定於一尊」和「改革開放」兩個基本問題。歷史彷彿回到了40年前。

圍繞習近平的小圈子繼續得到加強,而且越來越明顯,只有向他個人的絕對效忠才能保證進入較核心的圈子,佔據北京高層的關鍵位置。

圍繞習近平的小圈子繼續得到加強,而且越來越明顯,只有向他個人的絕對效忠才能保證進入較核心的圈子,佔據北京高層的關鍵位置。 攝: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定於一尊,向誰效忠?

所謂「定於一尊」,語出《史記·秦始皇本紀》:「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爾後又有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定於一尊」的政治意義從來都很清楚,意味着獨裁和專制。即使在中共黨內,也因毛氏的個人專斷和絕對權威而十分警惕任何「定於一尊」的提法。自改革開放以來,這一直是個負面詞彙。

但是,自年初三中全會修憲授予習近平無限任期之後,針對黨內遭受突然襲擊許久以後才漸漸醒悟過來的懷疑,習近平的親密戰友栗戰書於今年7月初強調「黨中央要有定於一尊的權威」,公然以兩千年前的封建專制模式,為習的個人威權主義統治背書,要求全黨向習個人效忠。

事實上,不僅限於呼籲,黨內和公職機關人手一本新憲法文本並被要求組織學習,公職人員向憲法宣誓的程序也在今年逐步展開。廣大農村、鄉鎮地區,特別是伴隨全國性的扶貧運動,基層扶貧活動也加入了政府人員到扶貧戶家中掛習近平肖像的活動,各種充滿強烈個人崇拜色彩的標語一度出現在貴州等地。向習個人表達效忠,既是每個黨內幹部、體制中人的現實壓力,也成為中高層幹部日常政治活動的重要內容,充斥地方新聞宣傳。

由此,僅僅過去一年裏,也就是修憲以後,中共黨內政治生態發生了一些有趣、深刻的變化,有的方面加強了,有的方面則發生了背離,然後形成對四中全會的不利氣氛。

第一,圍繞習近平的小圈子繼續得到加強,而且越來越明顯,只有向他個人的絕對效忠才能保證進入較核心的圈子,佔據北京高層的關鍵位置。過去一年裏,隨着三中全會後的人事布局,攫升來自閩浙滬即所謂「之江系」和軍工系統的新人,正在變成一種常規性的政策。其結果,在一方面肅清「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徐(才厚)」集團「遺毒」、反對任何地方派系「團團夥夥」的組織約束下,另一方面,一個向習效忠的幫派卻日益清晰、鞏固和壯大。

圍繞習近平的小圈子繼續得到加強,而且越來越明顯,只有向他個人的絕對效忠才能保證進入較核心的圈子,佔據北京高層的關鍵位置。

這一幫派來源並非所謂「紅二代」或「紅三代」、或者其他既有派系,其成員多數出身平凡。這當然和陳希對中組部和中央黨校的牢牢把控有關,中央對第四、第五梯隊的培養明顯地繼續向這些東南省份傾斜,例如把更多清華培養的博士以「選調生」的名義專門送往這些地區鍛鍊,維持「之江系」的後備軍。如此情形,頗類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當年的做法,不過在北京的幹部們看來,卻更接近普京模式——許多最高政策越來越明顯地排斥了幾乎所有體制性智囊,而出自一個不為人知的內廷。

於是乎,第二個問題產生了,越來越多的中高層幹部都閉上了嘴,一切只等大老闆定奪,過去幾年的基層怠政現象開始向中高層蔓延。布宜諾斯艾利斯晚宴上的情景,與其說是「定於一尊」的體現,不如說是個人威權主義下的鴉雀無聲。過去一年裏,幾乎所有黨的幹部都面臨着一個根本的選擇:到底是效忠領袖,還是效忠黨?較之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的大討論,姓社姓資的糾結最後以鄧小平的「不爭論」不了了之;但到今天,雖然表面上已經強力解決了「黨性和人民性」這一意識形態難題,對黨員和體制來說,在相關誓詞中向黨效忠的序位高於人民,然而,新憲法卻給所有人出了一個新難題:就是到底向誰效忠的問題——向黨效忠還是向元首效忠?黨內紀監部門打擊所有「團團夥夥」等「非組織活動」的紀律壓力,也將這一黨性問題的分裂具體化了。

越來越多的中高層幹部都閉上了嘴,一切只等大老闆定奪,過去幾年的基層怠政現象開始向中高層蔓延。

一方面,是效忠對象的具體化,所有人都必須如同奧古斯都的軍團士兵或者如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黨員一般,直接向領袖效忠;另一方面,所有黨員和幹部突然喪失了幫派或利益集團的相互庇護,陷入各自為戰的孤立,政治孤立成為從總書記到基層黨員的普遍感受和唯一法則。由此,維繫中共官僚體系的道德紐帶、或曰黨員向黨效忠的個人道德基礎——也就是劉少奇最初於1939年論述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所奠定的對人的心性倫理要求和列寧式組織原則之間的「儒家共產主義」的協調——在面臨向領袖個人效忠轉換的時刻突然退場了。這種自我放棄的痛苦,必然帶來黨內深刻的倫理危機,不啻於黨的自我瓦解,形同蘇共黨員在「819」事件中目睹葉利欽跳上坦克炮塔發表演講的一剎那,葉利欽不是用超凡魅力或者威懾力解除了所有蘇共黨員的抵抗意志,而是以簡單言辭和個人勇氣,穿透了所有人長期以來效忠的虛無。

換言之,年初三中全會和隨後「兩會」上近乎突然襲擊式的修憲,帶來的危機正在過去一年逐步釋放。弔詭的是,其「初心」本是為避免重蹈蘇聯崩潰的覆轍而要求全黨授權,形成當下的個人威權主義統治,卻因此種僭主專政而引發「儒家共產主義」政黨的致命瓦解。

年初三中全會和隨後「兩會」上近乎突然襲擊式的修憲,帶來的危機正在過去一年逐步釋放。

如果說,道德層面的全面瓦解還難見端倪,迄今只是理論推想,那麼意識形態層面的瓦解則伴隨着深圳佳士工人抗議行動的持續而逐漸公開化,並在近年來第一次成功地從工廠蔓延到校園和社會,標誌着中國工運的一個新高潮,而且都是在2014-2015年間勞工NGO和公民社會組織被鎮壓之後發生的。其中,不僅是精英大學的單純大學生在遭受警方和學校的雙重鎮壓後,開始懷疑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尤其今年剛剛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是否真誠;更有指標性的,還在於毛派團體一改兩年前大肆慶祝文革「5.16」通知50週年並擁護現中央的做法,而在譴責警方鎮壓佳士工運的同時,於今年夏天起以鄭州等地的戶外集會、大字報和互聯網傳播等方式批評中共不再是真正的共產黨,代表了相當部分領退休金和失業群體對中共意識形態虛偽性的質疑。

中央對未來改革開放的具體路線並沒有達成共識,這恐怕正是預期為改開四十週年定調並提供未來具體路線的四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直接原因。圖為2018年廣州國際燈光節,以改革開放40年為主題。

中央對未來改革開放的具體路線並沒有達成共識,這恐怕正是預期為改開四十週年定調並提供未來具體路線的四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直接原因。圖為2018年廣州國際燈光節,以改革開放40年為主題。圖:VCG via Getty Images

改革開放?還是清算?

同時,「定於一尊」的外部效應也在發酵,加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政權的懷疑不信任,並且通過貿易戰的方式根本改變了中國的外部環境,迫使習近平不得不在急劇變化的國際環境下,重新修正此前他對「堅持改革開放」的解釋權以及對解釋權的壟斷。

這種變化令人措手不及,以致於針對如何堅持和深化改革開放,在今年秋季的若干個重要場合,例如港珠澳大橋通車典禮上和「進博會」開幕式上,習近平出現了政治上的失語。整整下半年,中央對未來改革開放的具體路線似乎並沒有達成共識,這恐怕正是預期為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定調、並提供未來具體路線的四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直接原因。

整整下半年,中央對未來改革開放的具體路線似乎並沒有達成共識,這恐怕正是預期為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定調、並提供未來具體路線的四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直接原因。

然而,貿易戰的發生和進程,卻戲劇性地凸顯了北京的共識困境。在輿論肅殺、缺乏共識形成機制的中國社會,年初以來,從輿論戰到中美雙方互加關税,再到12月初的阿根廷峰會,貿易戰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幾乎唯一一個公共議程和討論機會,其利益相關性之普遍和社會影響,足以超越目前的審查機制,並可能導向一個社會共識。

譬如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主要受益者——官僚階級與新中產階級們,屬於對修憲最為不滿的群體,對鄧小平路線的終結憂心忡忡。從今年夏天以來,相繼出現許章潤等多位代言人以巨大勇氣公開發表批評,呼籲回到鄧時代的改革開放路線,包括韜光養晦的對外緩和、保護私企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反對領導終身制的政治底線,迫使習近平和多位政治局常委一再表態支持私企。連一向以販賣民族主義論調而著名的《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也在峰會前夕在微博發言,稱接受美方要求是必需的調整。其中的結構性調整,也就是未來如何深化改革開放的道路選擇問題,在即將抵達年關的關鍵時刻,中國政界內部的左右各方居然趨向難得的共識。在這意義上,中美貿易戰對中國政治選擇的影響,無論從什麼角度衡量,其意義都不可謂不大。

至於共識文本,迄今為止(在四中全會召開之前)最為清晰的,恐怕還是美國方面提出的要求清單,從知識產權到市場準入等等,總共142項關於結構性改革的具體清單。此方案不僅主導了中美的談判議程,也主導了中國的公共議程,乃至未來四中全會的議程:它第一次跳出了中美高層對話的封閉圈子,使得公眾在貿易戰和相關談判進行的同時,有可能同步參與到公共輿論中,在社交媒體和有限的內部討論場合參與評論。

畢竟,如同1980年代美國政府和世界銀行向中國政府提出的具體改革建議,美方的要求是封閉已久的中國社會內部可見的唯一一份有關如何深化改革開放的全面清單,也幾乎沒有引發左右各方更多的爭議。在這個意義上,布宜諾斯艾利斯中美晚宴談判的情形,諸多幕僚的閉口更像是這一共識壓力的折射,而習近平向特朗普的大幅妥協,某種意義上說也更像是向中國內部壓力的妥協。當這一妥協(也就是最低限度的共識)一經確認,召開四中全會的最大障礙也就排除了。剩下的只是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作為四中全會預備會議的籌備,以及文件準備和氣氛醖釀等技術型問題了。

但是,進入十二月,就在官方媒體推出各種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回顧節目、逐漸升温紀念氣氛的同時,圍繞過去一年的各種爭論、爭端乃至衝突,人們很快會發現,如果按照美方這份未來改革開放方案回溯、為四十週年總結定調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例如,當局評選「改革開放100名傑出人物」的名單就已經在中國社會各界引發爭議,普通人很容易因為這份名單與自己心目中的落差產生不滿和懷疑,社會精英們更容易因為這份名單而產生怨恨。這些社會心理似乎主導了今年的社會氣氛,也將官方的總結轉化為清算,把2018年變成了清算年,引發了此起彼伏的抗議運動。毛派的倒戈是一例,退伍軍人群體過去一年裏不停不休的抗議更是典型代表,他們都以過去四十年經受的不公平待遇作為抗議訴求。甚至年內的#MeToo運動,其形式也完美復刻了歷史清算模式。

最重要的,中美貿易戰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模式的懷疑,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種清算——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各種「國家機會主義」的清算,連帶對中國企業如華為的清算。這種清算壓力,同時來自內部和外部,可能才是四中全會無法承受之重。更何況,它還需要應對明年——即將到來的「六四」學運三十週年的紀念日——的巨大壓力。

中美貿易戰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模式的懷疑,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種清算——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各種「國家機會主義」的清算。

這些清算訴求,有來自改革開放四十年進程中的分配不公,有來自長期積累的司法不正義,有來自對計劃生育政策的苦難的控訴等等,這些都和所謂中國發展模式對社會、家庭、階級等的密集剝奪和強制暴力有關,即依靠高強度剝奪而積累的財富道路,也就是東亞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儘管許多訴求仍然是模糊的,停留在簡單的公平、賠償要求,卻被官方近年來「講好中國故事」、輸出中國模式的宣傳和御用文人的辯護所掩飾,更被中國外交和外宣部門在國際社會的霸道所遮蔽,然而在中美貿易戰爆發後,貿易爭端的持續卻超越了經濟領域,在觸發改革開放的層面上引爆了公眾的政治意識,越來越傾向要求對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增長所付出社會犧牲和政治壓制的代價作出總體清算。

中美關係過去一年的變化更是根本性的,一再提醒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

中美關係過去一年的變化更是根本性的,一再提醒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 攝:Che Liang/VCG via Getty Images

只是,清算代言人不是轉型後獨立的真相委員會,卻是美國不自覺的代表。中美貿易戰越來越像「庚子事變」的重演,劇本也抄自義和拳運動和事後清廷的媾和條約和鉅額賠款,越來越具有喚醒中國政治的號角意義。貿易戰也因此多少有了「政治訛詐」的意味,中方寧願單方面承諾開出1.2萬億美元的進口大單。這張價值八萬億人民幣的訂單和妥協姿態,不僅在最後一刻挽救了中美關係,也在號稱「管控危機」、實則「鬥而不破」的意義上維持了中美關係,既向特朗普(及其選民)輸送利益,又得以維持習近平政權的內外合法性。

結語:傲慢的代價

「修昔底德陷阱」最近幾年成為中國政治的熱詞,更受到中國人民老朋友基辛格的重視,這位富有冷戰智慧的老朋友仍然幾以一人之力奔走在中美俄之間。但他年邁身軀所面對的中國,已經大不同於50年前,而近似於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密提林人克里昂的一段演講,「事實上,當一個國家突然意外地獲得很大的繁榮的時候,它往往產生傲慢。」

這種傲慢正在製造代價,不僅拉開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也拉開了習近平與黨、與同僚的距離。

回顧年初,從《厲害了我的國》紀錄片到「中國製造2025」計劃,再到過去數週「華為案」進程中中國外交部門的過度反應,都能看到一個國家的傲慢。這種傲慢正在製造代價,不僅拉開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也拉開了習近平與黨、與同僚的距離,包括他的親密戰友王岐山不久前在新加坡所做的空前嚴厲的批評,不能不讓人回想起大躍進後的毛澤東不得不在七千人大會上做檢討的情形;更甚者,毛在1969年的「九大」獲得了空前聲望,卻在蘇聯壓力下被迫向美帝國主義示好、成為結束文革運動的轉折。

畢竟,除了修昔底德和馬克思之外,中國政壇上已經很難看到其他歐洲名人名言了,除了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並無他途。12月18日即將召開的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也很難值得期待,或許不過像國家博物館裡稍早舉行的紀念展覽一樣,成了憶苦思甜大會,「改革開放四十年」被「新時代六年」所取代。難道,未來的四中全會,也將在年初的三中全會高潮後迅速走向下坡、重演這一幕嗎?

或許這一切,都是「定於一尊」惹來的麻煩,而且這種麻煩剛剛開始。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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