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信：“定于一尊”的麻烦，与难产的中共四中全会

从秋天到冬天，十九届四中全会到底何时召开，犹如北京的雾霾，让人几乎窒息，却又无法摆脱。这就是身处北京的观察家们过去几个月里等待四中全会的感受。

而四中的遥遥无期，从传说中的九月底一再推迟，不仅导致年底许多会议延宕，例如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始终都无法确定会期，最后是在11月初抓住一个空档，然后在会议召开前一天临时通知，更让党内中高层议论纷纷，连同贸易战持续紧张带来的各种不满，形成北京政局过去几个月以来的诡异气氛。

此种情形，酷似4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前夕——因为最高元首无法掌握大多数，无法在会议前形成一致性共识，导致会议只能延期举行。这本来就是中国政治的常态、或者说中共会议的实质：不是为了在会议上通过讨论形成共识，会议只是为了表达一致性拥护的决定，一切谈判和分歧都只能、且必须在会议前解决。这是北京政圈的常识。

也因此，在阿根廷G20峰会中美首脑会面前夕，四中全会久拖不决引发的不安也接近顶点。只有当协议达成，各界的担心才稍微松弛，终于没有出现最坏的结果——谈崩意味着贸易战不仅不会结束、还将升级为更严重的冲突——四中全会也终于变得明朗可期了。不过，所谓可期，也就是峰会后的情形，却和年初修宪时刻的三中全会截然相反。

虽然政治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几乎所有可见的反对和挑战都不存在，但是定于一尊之后日益加剧的孤立，正在将“本尊”陷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中美代表团的晚宴上，习近平一个人喋喋不休地向特朗普和美方代表团陈述了45分钟的全面妥协立场。这种被美国总统助理纳瓦罗（Peter Navarro）事后形容为“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孤立场景，几乎再现了北京的政治局势和权力的孤独。虽然政治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几乎所有可见的反对和挑战都不存在，但是定于一尊之后日益加剧的孤立，正在将“本尊”陷于巨大的危险之中，过去一年以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正在提醒党内外，也正在将混乱、破碎的党内外分歧甚至对立，推向空前的统一。

而当下所显露并且汇聚的所有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四中全会无法回避的，就是围绕“定于一尊”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问题。历史仿佛回到了40年前。

定于一尊，向谁效忠？

所谓“定于一尊”，语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尔后又有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定于一尊”的政治意义从来都很清楚，意味着独裁和专制。即使在中共党内，也因毛氏的个人专断和绝对权威而十分警惕任何“定于一尊”的提法。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直是个负面词汇。

但是，自年初三中全会修宪授予习近平无限任期之后，针对党内遭受突然袭击许久以后才渐渐醒悟过来的怀疑，习近平的亲密战友栗战书于今年7月初强调“党中央要有定于一尊的权威”，公然以两千年前的封建专制模式，为习的个人威权主义统治背书，要求全党向习个人效忠。

事实上，不仅限于呼吁，党内和公职机关人手一本新宪法文本并被要求组织学习，公职人员向宪法宣誓的程序也在今年逐步展开。广大农村、乡镇地区，特别是伴随全国性的扶贫运动，基层扶贫活动也加入了政府人员到扶贫户家中挂习近平肖像的活动，各种充满强烈个人崇拜色彩的标语一度出现在贵州等地。向习个人表达效忠，既是每个党内干部、体制中人的现实压力，也成为中高层干部日常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充斥地方新闻宣传。

由此，仅仅过去一年里，也就是修宪以后，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一些有趣、深刻的变化，有的方面加强了，有的方面则发生了背离，然后形成对四中全会的不利气氛。

第一，围绕习近平的小圈子继续得到加强，而且越来越明显，只有向他个人的绝对效忠才能保证进入较核心的圈子，占据北京高层的关键位置。过去一年里，随着三中全会后的人事布局，攫升来自闽浙沪即所谓“之江系”和军工系统的新人，正在变成一种常规性的政策。其结果，在一方面肃清“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集团“遗毒”、反对任何地方派系“团团伙伙”的组织约束下，另一方面，一个向习效忠的帮派却日益清晰、巩固和壮大。

围绕习近平的小圈子继续得到加强，而且越来越明显，只有向他个人的绝对效忠才能保证进入较核心的圈子，占据北京高层的关键位置。

这一帮派来源并非所谓“红二代”或“红三代”、或者其他既有派系，其成员多数出身平凡。这当然和陈希对中组部和中央党校的牢牢把控有关，中央对第四、第五梯队的培养明显地继续向这些东南省份倾斜，例如把更多清华培养的博士以“选调生”的名义专门送往这些地区锻炼，维持“之江系”的后备军。如此情形，颇类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当年的做法，不过在北京的干部们看来，却更接近普京模式——许多最高政策越来越明显地排斥了几乎所有体制性智囊，而出自一个不为人知的内廷。

于是乎，第二个问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中高层干部都闭上了嘴，一切只等大老板定夺，过去几年的基层怠政现象开始向中高层蔓延。布宜诺斯艾利斯晚宴上的情景，与其说是“定于一尊”的体现，不如说是个人威权主义下的鸦雀无声。过去一年里，几乎所有党的干部都面临着一个根本的选择：到底是效忠领袖，还是效忠党？较之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大讨论，姓社姓资的纠结最后以邓小平的“不争论”不了了之；但到今天，虽然表面上已经强力解决了“党性和人民性”这一意识形态难题，对党员和体制来说，在相关誓词中向党效忠的序位高于人民，然而，新宪法却给所有人出了一个新难题：就是到底向谁效忠的问题——向党效忠还是向元首效忠？党内纪监部门打击所有“团团伙伙”等“非组织活动”的纪律压力，也将这一党性问题的分裂具体化了。

越来越多的中高层干部都闭上了嘴，一切只等大老板定夺，过去几年的基层怠政现象开始向中高层蔓延。

一方面，是效忠对象的具体化，所有人都必须如同奥古斯都的军团士兵或者如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一般，直接向领袖效忠；另一方面，所有党员和干部突然丧失了帮派或利益集团的相互庇护，陷入各自为战的孤立，政治孤立成为从总书记到基层党员的普遍感受和唯一法则。由此，维系中共官僚体系的道德纽带、或曰党员向党效忠的个人道德基础——也就是刘少奇最初于1939年论述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奠定的对人的心性伦理要求和列宁式组织原则之间的“儒家共产主义”的协调——在面临向领袖个人效忠转换的时刻突然退场了。这种自我放弃的痛苦，必然带来党内深刻的伦理危机，不啻于党的自我瓦解，形同苏共党员在“819”事件中目睹叶利钦跳上坦克炮塔发表演讲的一刹那，叶利钦不是用超凡魅力或者威慑力解除了所有苏共党员的抵抗意志，而是以简单言辞和个人勇气，穿透了所有人长期以来效忠的虚无。

换言之，年初三中全会和随后“两会”上近乎突然袭击式的修宪，带来的危机正在过去一年逐步释放。吊诡的是，其“初心”本是为避免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而要求全党授权，形成当下的个人威权主义统治，却因此种僭主专政而引发“儒家共产主义”政党的致命瓦解。

年初三中全会和随后“两会”上近乎突然袭击式的修宪，带来的危机正在过去一年逐步释放。

如果说，道德层面的全面瓦解还难见端倪，迄今只是理论推想，那么意识形态层面的瓦解则伴随着深圳佳士工人抗议行动的持续而逐渐公开化，并在近年来第一次成功地从工厂蔓延到校园和社会，标志着中国工运的一个新高潮，而且都是在2014-2015年间劳工NGO和公民社会组织被镇压之后发生的。其中，不仅是精英大学的单纯大学生在遭受警方和学校的双重镇压后，开始怀疑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尤其今年刚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是否真诚；更有指标性的，还在于毛派团体一改两年前大肆庆祝文革“5.16”通知50周年并拥护现中央的做法，而在谴责警方镇压佳士工运的同时，于今年夏天起以郑州等地的户外集会、大字报和互联网传播等方式批评中共不再是真正的共产党，代表了相当部分领退休金和失业群体对中共意识形态虚伪性的质疑。

改革开放？还是清算？

同时，“定于一尊”的外部效应也在发酵，加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权的怀疑和不信任，并且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迫使习近平不得不在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下，重新修正此前他对“坚持改革开放”的解释权以及对解释权的垄断。

这种变化令人措手不及，以致于针对如何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在今年秋季的若干个重要场合，例如港珠澳大桥通车典礼上和“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出现了政治上的失语。整整下半年，中央对未来改革开放的具体路线似乎并没有达成共识，这恐怕正是预期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定调、并提供未来具体路线的四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直接原因。

整整下半年，中央对未来改革开放的具体路线似乎并没有达成共识，这恐怕正是预期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定调、并提供未来具体路线的四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直接原因。

然而，贸易战的发生和进程，却戏剧性地凸显了北京的共识困境。在舆论肃杀、缺乏共识形成机制的中国社会，年初以来，从舆论战到中美双方互加关税，再到12月初的阿根廷峰会，贸易战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几乎唯一一个公共议程和讨论机会，其利益相关性之普遍和社会影响，足以超越目前的审查机制，并可能导向一个社会共识。

譬如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官僚阶级与新中产阶级们，属于对修宪最为不满的群体，对邓小平路线的终结忧心忡忡。从今年夏天以来，相继出现许章润等多位代言人以巨大勇气公开发表批评，呼吁回到邓时代的改革开放路线，包括韬光养晦的对外缓和、保护私企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反对领导终身制的政治底线，迫使习近平和多位政治局常委一再表态支持私企。连一向以贩卖民族主义论调而著名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在峰会前夕在微博发言，称接受美方要求是必需的调整。其中的结构性调整，也就是未来如何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选择问题，在即将抵达年关的关键时刻，中国政界内部的左右各方居然趋向难得的共识。在这意义上，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政治选择的影响，无论从什么角度衡量，其意义都不可谓不大。

至于共识文本，迄今为止（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最为清晰的，恐怕还是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清单，从知识产权到市场准入等等，总共142项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清单。此方案不仅主导了中美的谈判议程，也主导了中国的公共议程，乃至未来四中全会的议程：它第一次跳出了中美高层对话的封闭圈子，使得公众在贸易战和相关谈判进行的同时，有可能同步参与到公共舆论中，在社交媒体和有限的内部讨论场合参与评论。

毕竟，如同1980年代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具体改革建议，美方的要求是封闭已久的中国社会内部可见的唯一一份有关如何深化改革开放的全面清单，也几乎没有引发左右各方更多的争议。在这个意义上，布宜诺斯艾利斯中美晚宴谈判的情形，诸多幕僚的闭口更像是这一共识压力的折射，而习近平向特朗普的大幅妥协，某种意义上说也更像是向中国内部压力的妥协。当这一妥协（也就是最低限度的共识）一经确认，召开四中全会的最大障碍也就排除了。剩下的只是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作为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的筹备，以及文件准备和气氛酝酿等技术型问题了。

但是，进入十二月，就在官方媒体推出各种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回顾节目、逐渐升温纪念气氛的同时，围绕过去一年的各种争论、争端乃至冲突，人们很快会发现，如果按照美方这份未来改革开放方案回溯、为四十周年总结定调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例如，当局评选“改革开放100名杰出人物”的名单就已经在中国社会各界引发争议，普通人很容易因为这份名单与自己心目中的落差产生不满和怀疑，社会精英们更容易因为这份名单而产生怨恨。这些社会心理似乎主导了今年的社会气氛，也将官方的总结转化为清算，把2018年变成了清算年，引发了此起彼伏的抗议运动。毛派的倒戈是一例，退伍军人群体过去一年里不停不休的抗议更是典型代表，他们都以过去四十年经受的不公平待遇作为抗议诉求。甚至年内的#MeToo运动，其形式也完美复刻了历史清算模式。

最重要的，中美贸易战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种清算——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各种“国家机会主义”的清算，连带对中国企业如华为的清算。这种清算压力，同时来自内部和外部，可能才是四中全会无法承受之重。更何况，它还需要应对明年——即将到来的“六四”学运三十周年的纪念日——的巨大压力。

中美贸易战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种清算——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各种“国家机会主义”的清算。

这些清算诉求，有来自改革开放四十年进程中的分配不公，有来自长期积累的司法不正义，有来自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苦难的控诉等等，这些都和所谓中国发展模式对社会、家庭、阶级等的密集剥夺和强制暴力有关，即依靠高强度剥夺而积累的财富道路，也就是东亚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尽管许多诉求仍然是模糊的，停留在简单的公平、赔偿要求，却被官方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输出中国模式的宣传和御用文人的辩护所掩饰，更被中国外交和外宣部门在国际社会的霸道所遮蔽，然而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后，贸易争端的持续却超越了经济领域，在触发改革开放的层面上引爆了公众的政治意识，越来越倾向要求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增长所付出社会牺牲和政治压制的代价作出总体清算。

只是，清算代言人不是转型后独立的真相委员会，却是美国不自觉的代表。中美贸易战越来越像“庚子事变”的重演，剧本也抄自义和拳运动和事后清廷的媾和条约和巨额赔款，越来越具有唤醒中国政治的号角意义。贸易战也因此多少有了“政治讹诈”的意味，中方宁愿单方面承诺开出1.2万亿美元的进口大单。这张价值八万亿人民币的订单和妥协姿态，不仅在最后一刻挽救了中美关系，也在号称“管控危机”、实则“斗而不破”的意义上维持了中美关系，既向特朗普（及其选民）输送利益，又得以维持习近平政权的内外合法性。

结语：傲慢的代价

“修昔底德陷阱”最近几年成为中国政治的热词，更受到中国人民老朋友基辛格的重视，这位富有冷战智慧的老朋友仍然几以一人之力奔走在中美俄之间。但他年迈身躯所面对的中国，已经大不同于50年前，而近似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密提林人克里昂的一段演讲，“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突然意外地获得很大的繁荣的时候，它往往产生傲慢。”

这种傲慢正在制造代价，不仅拉开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也拉开了习近平与党、与同僚的距离。

回顾年初，从《厉害了我的国》纪录片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再到过去数周“华为案”进程中中国外交部门的过度反应，都能看到一个国家的傲慢。这种傲慢正在制造代价，不仅拉开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也拉开了习近平与党、与同僚的距离，包括他的亲密战友王岐山不久前在新加坡所做的空前严厉的批评，不能不让人回想起大跃进后的毛泽东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做检讨的情形；更甚者，毛在1969年的“九大”获得了空前声望，却在苏联压力下被迫向美帝国主义示好、成为结束文革运动的转折。

毕竟，除了修昔底德和马克思之外，中国政坛上已经很难看到其他欧洲名人名言了，除了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并无他途。12月18日即将召开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也很难值得期待，或许不过像国家博物馆里稍早举行的纪念展览一样，成了忆苦思甜大会，“改革开放四十年”被“新时代六年”所取代。难道，未来的四中全会，也将在年初的三中全会高潮后迅速走向下坡、重演这一幕吗？

或许这一切，都是“定于一尊”惹来的麻烦，而且这种麻烦刚刚开始。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