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新公民計劃：尋訪正被「切除」的打工子弟學校，記錄孩子們的去向

2017年5月，中國大陸流動兒童教育領域的行動倡導機構「新公民計劃」發起尋訪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行動。但行動速度趕不上學校被「切除」的速度，就在那年夏天，20所打工子弟學校被強制關停。2018年7月，經營了20年的石景山黃莊學校也關閉了。

據中國教育部統計，截至2017年，中國義務教育階段內的流動兒童接近1900萬。新公民計劃總幹事魏佳羽說，2006年以後，他曾樂見中國流動兒童的現狀漸漸變好——他們不必留守家鄉，隨着父母遷往城市，成長、求學，在政府的推動下，在城市入學的各項保障政策也逐漸落地並制度化。

風向在2013年轉變。隨着各大城市嚴控人口規模成為主流勢態，城市入學門檻提高、學校關停，越來越多的流動兒童被迫返鄉回家，再次成為留守兒童。據新公民計劃統計，2014年，北京非京籍學生招生減少兩萬人次，流動兒童的數量也從2004年的10萬人驟降至2018年5萬多人。

這一趨勢喚起了新公民計劃記錄的使命。2017年，他們尋訪了1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並對20所學校的校長做了口述訪談，記錄下這些學校的興起、發展、窘迫與消亡。2017大興火災後，該機構項目主管何冉更追蹤了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小學畢業班級43名學生的動向，跟隨他們返鄉、入校、做家訪。她看到那些被迫迴流的孩子被推向應試教育後的不適和消沉，還有家長、學校和社會對種種問題的漠視、推卸責任。日前，端傳媒在北京採訪了魏佳羽與何冉，談談在大城市持續控制人口的環境下，流動兒童遭遇的困境，以及他們被驅逐之後的生活。

以下是專訪摘要：

入學門檻提高後，被擠出去的2萬人都是農民工的孩子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從2008年到2018年，十年間， 北京流動兒童的現狀發生了什麼變化？

魏佳羽（以下簡稱「魏」）：從總的環境來講，他們有過一個變好的趨勢。特別是2006年到2013年，很明確地在變好。

2005年，中國做過一次1%的人口抽樣調查，那時中國流動兒童的數量大概在2530萬，留守兒童大概接近6000萬。

2006年之前，中國沒有很清楚的政策，告訴隨遷子女怎麼進城市裏的公辦學校，包括借讀費之類的，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臨時方案」。2006年最關鍵的，是中央出過一個《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敦促各個部委協同出一些配套文件來解決農民工子女在城市讀書的問題。在那之後，城市的公辦學校開始有一些制定了更明確的方案，令方案開始標準化。比如，哪怕是「五證」（編注：非北京戶籍的適齡兒童、少年入讀北京學校時，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需持本人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件），它也是一個標準化的方案。只要過了標準方案，隨遷子女就可以不用交學費，直接入學了。

所以，如果看整個北京隨遷子女的數據，基本上是逐年上漲的。2006年，北京義務教育階段非京籍在校學生人數是27.2萬，一直到2013年達到了47.3萬，這個階段內，他們的現狀一直在變好。

2013年，「兩為主」（編注：2001 年, 國務院發布《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要「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的兩為主方針，成為各級政府關於農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基本準則）政策很明確了，這是一個好的跡象。

端：之後有什麼變化？

魏：真正的變化是在2013年。當時全國開始統一學籍（編注：指在全國範圍內對中小學生發放學籍編號，一人一號）。統一學籍會帶出一件什麼事呢？民辦的打工子弟學校，涉及到升初中的問題，但絕大多數學生是沒有北京學籍的。

為什麼說2006年到2013年，是相對比較好的時間？因為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小學畢業後，也有機會去讀北京的公辦初中，這也導致很多打工子弟學校在2013年以前，陸陸續續被關閉了，因為沒有被需要的空間。但2013年以後，「五證」的門檻提高，他們在北京升初中的機會就非常少了。

推動全國統一學籍，然後北京就將「五證」跟學籍綁定了，那些入讀民辦學校的學生，如果沒有「五證」的話，就沒有辦法在北京辦理學籍，未來轉學、升學都會困難（相當於教育系統裏面的「黑戶」）。2014年5月，還有些非京籍的家長去區教委門口抗議，表達對無法辦理學籍和入學門檻提高的不滿。

入學門檻提高之後，北京非京籍的招生人數從2013年的7.4萬人，一下子掉到5.5萬，少了接近2萬人次。

這2萬到底是哪來的？非京籍的學生大概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大量非京籍白領，還有一部分是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2013年的7.4萬人裏，其實有5萬左右是農民工子女，到了2014年，他們的數量被減到了3.1萬。可以看出，被擠壓的都是農民工子女。

說白了，門檻提高，白領還是有辦法的，只是費點兒勁。門檻無非就是「五證」，工作證明、社保，居住證明這些白領還是有的；但對於農民工群體，比如賣手抓餅的，都可能沒有社保。這就攔住了大部分人。

另外，農民工群體可能沒有那麼明確的教育意識，對於要提前準備孩子讀書這個事，也沒那麼敏感，這也會導致隨遷子女入讀的成功率更低。

端：進入到2014年，北京對流動兒童教育的管制思路似乎有了非常強勢的一拐，從改善流動兒童教育現狀，一下子轉到利用教育控制外地人口，這個過程是如何演變的？

魏： 對的，2013年這個事情剛開始有苗頭，2014年變化就已經非常明顯了。我做過政策比較，發現從2014年開始，包括「五證」在內的各種入學門檻在北京的一些區縣提高了，但一些區縣還沒完全提高。但到了2015年，所有區縣全面提高。2016年以後，政策的微調不大，但一直維持在比較高的線，偶爾有時候還會提升一點。比如入學時提交的社保證明，從單方父母變成雙方父母；一些區縣甚至不但要求雙方社保在北京，還要求雙方社保在某一個轄區，這個才是最難的。

這種現象普遍發生在昌平、通州、大興這三個區。大家住在這兒，但很少有人在這兒工作，這些區域的工作機會並不多。所以這幾個區域的家長就會面臨孩子上學難的問題，以今年的昌平為例，如果你在昌平買房，那父母雙方的社保只要是北京的就行。但如果你沒買房，那雙方父母的社保繳納地（編注：社保繳納地是工作單位的註冊所在地）就必須在昌平，這個就很難了。它就是會有這麼多細微的這種差別，來控制你。

端：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義務教育階段內，城市的各個區縣會根據它的財政收入狀況，即「生均公用經費」（編注：指地方政府按照計劃內的學生人數，對中小學校的財政撥款。），這就涉及到北京各區縣政府的財政和利益，它在控制流動兒童上是如何起作用的？

魏：「生均公用經費」是比較少的，其實是學校的零花錢。大頭是公共預算教育事業費。2017年，北京小學階段「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事業費」（編注：財政收入中用於教育支出的部分，該經費包含了「生均公用經費」，主要部分是教師工資。）是30018元。這個費用主要是由區縣財政負擔，在北京，即使是區縣財政，也還是比較有錢的，但問題在於總是收入少，花的多，就很難滿意，比如西城的財政收入遠遠高於昌平，但居住在昌平的非戶籍人口顯然要多於西城，所以這裏涉及很多的協調，實際上，這筆錢不單單跟流動兒童有關，跟本地服務、税收也有關係。

比如西城的税收非常多，大概一年500多個億；昌平的財政就比較少（編注：根據北京市地方税務局的公開資料顯示，2017年，西城區的税收是502億，昌平127億。），但昌平住的人多，學校又很少。所以，從結構上來說，中國的義務教育的這種財政制度確實是不太合理的。

它會給學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戶籍學生還是滿足需求的，但是對於非戶籍學生，地方政府會傾向於不建那麼多學校，因為學校建了，只要招生，這筆錢就是要花的，但是如果學校沒建那麼多，那麼自然也有理由提高入學門檻，這樣就可以減少一些財政支出。

端：所以你們才提倡要從更高行政級別來統籌協調這個事情？

魏：對的。首先在北京，它應該從市一級來協調。如果就一個省來說，應該從省一級往下推行。廣州就特別明確，它雖然是個省會城市，但它的財政收入其實不是特別多。它的流動人口至少包括兩類，一類是跨省的，一個是省內的。那麼如果是省一級統籌，那當然就會平衡它很大的開支壓力。

然後，涉及到跨省的話，就由省級財政跟中央財政來談。因為總體來講，政府就是一個經濟決策體，一方面是收錢，另一方面就是花錢。它肯定希望收錢越來越多，花錢多的那個部分，它當然希望減少。就北京來講，現在差不多每個孩子的生育成本大概3萬多。 3萬多是什麼概念？相當於1萬個孩子，一年就3個億。多了2萬個孩子，一年就多了6個億，這種是一種剛性支出。

再說到統籌，現在就沒有很明確的統籌機制。但如果市級財政想要去統籌的話，從操作上是沒有任何問題。 以上海為例，上海當年在解決流動兒童問題的時候，除了公辦學校，還辦了納民學校。納民學校全部都是政府出錢的，家長不用出學費，這筆錢由市政府和區級財政按各一半的比例出掉了，所以這是可以統籌的。

但目前的情況是，它還沒有形成一套明確的機制，不是一個制度化的東西。說白了，省市級政府對區縣級教委好，就投錢。但對於地方教委來講，我怎麼知道你這兩年對我好，明年你還是不是一樣對我好呢，就沒有一個形成保障的機制。

端：教育控人的節點是在2014年，但真正令大家驚醒的是2017年的大興火災，在那之後很多人才對政府控制人口這件事恍然大悟。我想問的是，大興火災之後，北京在教育控人上是不是也有一些變化？似乎2018年，打工子弟學校關停的現象更猛烈了，開始不斷有學校關停的新聞出來……

魏：其實不是這樣。火災趕人這個事情，從局部上來看，好像是特別大的動作，但在大興火災之前，學校就已經關了非常多了。2017年打工子弟學校基本都是在夏天被關的。那為什麼我們又感覺大興火災之後，關停學校的速度又被加快了？是因為當年沒有完成拆遷指標。

年底，它必須要加速完成當年的拆遷任務，但操作上也不好加速。正好有了這麼一件事發生，相當於給了各區縣一個非常明確的理由，要不然它年底是無法完成任務的。所有的拆遷工作都是這樣，說要拆，但實際操作起來，這個工作量還是非常大的，地方執行起來非常有壓力，你需要一家一家地談條件。你去拆，老百姓要跟你談賠償，賠多少、怎麼賠，就涉及到很多問題。雖然我們看到從裏面被趕出來的都是外地人，但房子都是本地人的，他們都要跟你談。 至於為什麼火災之後（拆），沒有人敢反抗，是因為在那個背景下，基本上命令下去，地方就火速全部執行了。

迴流兒童是留守兒童中最弱的群體

端：2018年3月，新公民計劃追蹤了一所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畢業班裏43名學生的動向，去觀察他們在這個關鍵點之後的路徑，為什麼想到要做這個追蹤計劃？

魏：大概從2013年開始，我對各種教育政策，都做過詳細的比較，但這東西寫完了，比如《流動兒童報告》，就沒有多少人能看到，是沒有多少人能夠看完這種東西。我們希望能夠去記錄一些更明確、更具體的個案。當時就覺得，返鄉是一個很重要的節點，我們認為流動和留守是同一個問題。而返鄉是一個很明確的把這兩件事情連在一塊的東西。那我們就把這個過程記錄下來。

端：除此以外，選擇小學畢業這個節點作為觀察窗口，還有什麼原因嗎？

魏：因為小學和初中都是義務教育階段，這個責任都是非常明確的。他小升初也是你流入地政府的責任，從責任歸屬上來講，都是非常都是清楚的。

何冉（以下簡稱「何」）：很多關於留守兒童的學術論文都是針對這個時期的孩子。所謂的青少年時期，是12到15週歲。這個階段青少年的人格認知、自我發展以及生理都處在從兒童過渡到大人的階段，他們的心理也在這個時候形成。那麼大人的引導和耐心是非常關鍵的。

第二個是從留守兒童的角度。2015年10月，歌路營（編注：中國大陸一家教育公益組織，成立於2008年，長期關注農村留守兒童成長情況。）在華北和西部兩省5個縣的137所小學，對17000多名四、五年級的農村寄宿制學生展開過調查。結果發現，超過20%的流動兒童比留守兒童在「班級融入」和「知識技能的轉換」上更薄弱。迴流對留守兒童的影響還主要體現在睡眠不好，增加抑鬱風險，增加其攻擊性等方面。其中，留守兒童的抑鬱風險的比例高達76.01%，與非留守兒童相差13個百分點。而回流兒童成為留守兒童中最弱勢群體。

端：根據觀察，他們小學畢業後的路徑有哪幾個方向？

何： 針對這個項目，我們特別想問的是，這43個學生，他們會在畢業這個節點，做什麼選擇？選擇留在北京，還是回老家，背後的考量是什麼。

第一期問卷是學生返鄉前在北京做的。超過80%以上的學生，都表示不願意回老家。25個回去的學生中，兩個是父母陪着回去，還有三個是媽媽單獨回家照顧他，其他全部都是獨自返鄉。家長主要是考慮到孩子升學，老家學校教的內容要比北京（子弟學校教的）深很多，他們如果要參加高考，始終是要回去考試的，怕越晚回去越跟不上步伐。
但這些返鄉的孩子，爺爺奶奶大部分都因為年邁、去世而無法照顧他們，所以平時就住校，或住在老師家，週六週日也在老師家。其餘的，就是叔叔阿姨輪流照看。

除了25個回去的孩子，還有14個在原來那個打工子弟學校留下了，升入它的初中部。還有一個女生，她比較特別，通過家庭關係入讀了北京的公辦學校。還有三個去了河北，其中兩個去了民辦學校——那種專門接收外地學生的，教學質量很一般。聽學生說，每天做很多作業，但老師從來不批改，也不怎麼講題，學生覺得受苦又低效。另外一個學生去的是河北近郊的公立學校，是孩子父母在當地買了房子才能入讀的學校。

11月底，期中考試結束，這是一個觀察變化的節點。我們發現，留在北京的這14個學生當中，有三到四個孩子是學習比較好的，他們選擇留在北京，是因為老家沒有親人，自己也從來沒有在老家生活過。因為這個學期又來了7個學生，所以班裏面總共是21個學生。期中考試之後，有11個學生的語數英三門主科都不及格，比例超過了50%。

但是我們做滿意度調查的時候發現，這11個學生的父母，超過一半以上對他們孩子的成績表示滿意。也就是說，有的學生成績不好，家長並不關心。他們留在北京的那一刻，家長就已經有了一個設想——在學業上沒有對孩子抱太多期待。

返鄉的學生中，也有一些成績不太好的，有6個人，他們在北京的成績本來也不太好，回去之後更差，排到班級末尾。

端：在追蹤的這43個小孩裏，有完全回不去老家的嗎？他們怎麼辦？

何：有一個女生，她是陝西人，一直都是奶奶照顧。 她爸媽在工廠打工認識的，18歲結婚就生了她。後來因為性格不合離婚了。父母從來都不管她，她也沒有爺爺，奶奶就跟着她姑姑，幫姑姑照顧孩子。她的成績在班上排前五。她自己挺想上大學。她是我們調查中那種強烈有意願想回老家的孩子，因為不希望在北京上無證學校，影響考學。但父母不管她，她在老家也沒有任何一個親人。她很少見父母，她媽之前給她打電話說是在廣州，她自己就跟着奶奶在北京上學，投靠姑姑。

之前我們去家訪的時候，她奶奶就知道她成績挺好的。她也跟她奶奶強烈反映過要回家的願望。但奶奶說，家裏沒有人照顧她，回家她要在學校住，要她自己考慮清楚，因為奶奶自己是回不去的。最後，她還是選擇留在了北京。

但她在北京上初中的話，之後考學還是要回老家。根據現行的教育制度，她沒有正常的初中學籍，就不可以在北京上高中。不要說高中了，連在北京上職業中學的資格都沒有。

當然，我不知道她到了初二會不會轉回老家去考學，或者再想其他辦法，這是一種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那就是她真的沒有出路了。

我之前帶過一個初三班級，一共23個人。初中畢業前的那半個學期，就有很多人回了老家，比方說做小生意的，就跟着父母去做生意了，還有的跟着父母打工，回老家蓋房子， 各種路徑都有，但他們學業上的路就是斷掉了。

端：在北京強硬控人的背景下，北京流動兒童面臨的困境，和其他城市有什麼不同？

何：2013年是一個分界點，大城市開始控人了。在那以前的2008年，上海就開始實行《納入民辦學校管理》，民辦學校收編政府管理——政府支付生均費用，學校不再跟家長收學費，而納民學校只在上海實行，上海最多支持過162所納民學校，之後再沒增加。2014年開始，納民學校的入學標準和公立學校一樣，很多達不到入學標準的學生進不去，所以納民學校也被關停了一些。

上海雖然也控制外來人口數量，但它不是以關停學校的方式來控人的。它是儘可能的將已開辦的民辦學校轉換成「民辦公助」的學校。這樣不一刀切的方式，能保證更多的流動兒童進質量好一點的民辦學校，且不需要承擔費用。

再說廣州和深圳，因為深圳現在是鼓勵外來人口定居，對民辦學校也是要辦好和支持的態度。廣州和深圳從2017年開始，對民辦學校學生的生源補助已經提高到了每學期每位學生4000多元。這是它鼓勵把民辦學校辦好的一個標誌。

老實說，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質量真的很差，很多沒有教師資格證，中專、大專畢業的很多；很多學校是「包班制」的，就是一個老師承包一個班級所有課程，而教師跨學科、跨學年教學的現象也普遍存在。當然，廣州和深圳的打工子弟學校也很差，但它們都在調整，朝着好的方向在。

同時，也不是說上海、廣州和深圳無限制地融入流動兒童，納民學校也有被關閉的（編注：2018年6月30日，接近15所上海納民學校被強制關閉）。再說到廣州，從2011年以後，由於民辦學校市場混亂，為加強管理，廣州就很少再批准新的民辦學校。2017年，我們調查時候，廣州有157所打工子弟學校，深圳可能差不多也達到了這個數。但是後續再批的話就很少了。不過，對於已經存在的學校，政府也不會強制讓它關掉，而是儘量再做出一些改變，比如給民辦學校資金、將其納入管理，開展一對一幫扶活動，讓公辦學校的老師和民辦學校結對子，幫助提升它們的教育質量，讓它們更好，這和北京是很不一樣的。只有北京在一刀切。因為它考慮的不是教育質量，而是控制人口。教育只是它控制人口的手段。那麼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這些群體，就是它控人的最主要的群體。

端：據我了解，北京打工子弟學校早就得知自己被列入疏解計劃，但校長或背後辦校的董事似乎並不在乎這一紙政令，到了招生階段，仍在繼續招學生、辦學，為什麼？

何：從我們統計的數據看，目前北京現存的打工子弟學校是101所，但當中沒有幾所是合法的，也就是說，它們沒有辦學資質。

這些非法的學校，政府就可以將他們以無證的名義取締掉。從現在來看，所有的人，包括什麼所謂的「低端人口」，都知道在控人這件事情上，政府現在強度是很大的。但是，不會說你發了一個行政的指令，說要控人，然後學校或者家長就乖乖地離開北京。對於家長來說，我的生意就是要做，你不把我的店砸掉的那一刻，我都不會走，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一個謀生的地方。對於學校來說，這也是它的生意。

其次，只要有流動的兒童、有沒有學上的孩子以及回不去的孩子，打工子弟學校就永遠有生存的需求。2017年，北京關停了20所打工子弟學校，但有10所很快又重新找地方開了。你今天關掉了一個大的學校，明天他就可能在一個寫字樓裏面辦一個教室。這種關停只會逼迫的他們的環境越來越差，但他們就是回不去。

接受階級定位：「我不是北京人，那是為北京人服務的學校」

端：在孩子返鄉迴流的途中，普遍會遇到什麼阻礙？

何：首先從大的政策原因來說，2017年開始，中國就出了新的規定，轉學籍這件事是可以無紙化進行的。在學籍管理網站上，只要有學籍號，接收學校在網上發起轉學核定申請，轉出學校通過之後，學籍自然就轉走了。但有一些地方就是不實施無紙化轉學籍，由於還沒有和政策接軌，學校還是認可對方學校蓋章的學籍卡，令學生無法成功轉學。

這還要說回掛靠學籍（編注：「學籍」是指一個學生屬於某學校法律上的身份，掛靠學籍則指，某學生的學籍在一所學校內，但本人卻不在這裏讀書的現象）的這件事。為什麼學校會願意讓這些學生掛靠，因為有些地區的學生是有公用經費，就是說，有一個學生在我們這個學校讀書，當地的政府是要撥一筆款給學生，這叫財政補助（編注：國家規定，公辦小學每名學生補助600元，初中每人800）。如果很多人掛靠在這裏，它就有更多的財政收入，但實際上學生又不在這裏讀書。 現在要把這些學生轉回老家，就相當於它少了一筆收入。其次，校長蓋章怕出問題，怕留下違法的證據，畢竟掛靠學籍這件事是違法的。所以有一些學生轉不了學籍，就沒有辦法讀書。

那麼有意思的現象就發生了。家長們會私下託關係，就比方說找當地某個教育局領導，讓領導給這個掛靠學籍的校長打電話，同意你轉學籍。

端：回去後，他們生活得怎麼樣？

何：被送回去後，尤其是住校的生活，對孩子們來說，意味着一個巨大變動，他們的心理自然也受到了影響。老家學校的教學方式跟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完全不一樣。回去的25個學生中，有14個是在公立學校，11個是在民辦學校。這些民辦學校，和他們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一樣，也要掏錢才能上學。但是，那些學校都是以升學率高而聞名的，實行軍事化的管理，比如起床、熄燈都有嚴格規定的時間，學生犯了錯也有體罰、檢討等嚴格的懲罰措施。

另外，學校對老師的激勵機制就是學生的成績，所以人是為考試服務的。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老師普遍不承擔升學的壓力，他們更多承擔的是看護責任，不同的目標，老師的工作重心肯定也不同。

民辦學校為了節約薪資成本，老師都是跨學科、跨學年教的，收入靠底薪+課時費，課多工資就高。但老家學校就不一樣了，老師的考核制度是以「底薪+課時+學生的平均考試成績」來計算，所以老師會讓孩子不停地考試，並且要考高分。

回去後，這些流動兒童基本上都算作留守兒童，所以他們的人身安全，學校也極其看重。為了降低安全隱患，除了必要的體育課外（因為體育課也會納入初中畢業考試），老師都是會盡量減少他們戶外活動的機會，讓他們坐在教室裏。 這種跟北京有點散養的（形式）不太一樣，老師的態度、學業的調整，對他們來說都是非常不適應的。

端：在追訪過程中，關於隨遷子女的求學困境，最無法調和的矛盾是什麼？

何：兩個方面。從制度來講，因為目前中國流動兒童規模接近3600萬。根據2017年統計，其中不能進公辦學校，只能在打工子弟學校就讀的應該是270萬。這些孩子如果選擇和父母在一起，就基本上切斷了他們的上學的道路；如果選擇高考，從流動變成留守，就要承受和父母分離的代價。

另一重壓力，是迴流兒童拐到應試教育這個節點以後。義務教育階段內，每個孩子都應該享有公平的教育權，這是他們本身應該享有的。但是政府把這個權利剝奪了，他們在大城市無法接受義務教育，只能去子弟學校。他們放棄大城市，回到老家之後，還是有很多權利得不到保障，比方說撤點並校（編注：「撤點並校」是指大量撤銷農村原有的中小學、使學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鎮學校，該現象上世紀90年代已經存在，2001年作為教育改革正式實施）之後的教育公平、教育質量問題，還有很多政策銜接的實施不暢，都會給他們造成非常多的挑戰和困難。

但是，在追蹤過程中，我們發現，轉學回去後，25個學生裏沒有一個人的名次是進步的。老家學校的班級基本在55到60個學生之間。他們在北京班級裏的第一名，回到老家後，也排在了全班的第13名。 這就證明，在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教育質量肯定是不過硬的。

因為在北京這種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被剝奪了，他們又在這條路上（編注：指在北京打工子弟學校接受教育）走了那麼久，回老家後進入正統義務教育的那座大橋，他們要馬上調整心態，去追趕在老家一直接受應試教育的孩子，這是很艱難的。我們之前做過一個調查，關於父母對孩子讀大學的期待，有期待的父母不超過20%，也就是說，讀完高中以後，80%的父母就覺得小孩真的不行了。

另一個，在迴流的過程中，他們都接受了「因為我不是北京人，我不能在北京上初中」，「因為我的爸爸媽媽不能辦證，所以我不能進公辦的學校」的概念。他們已經接受或者被說服「我是不能的」，「我的階級已經被確定了」這種概念。

訪談的時候，我會問他們，你為什麼不能在北京上學？「因為我不是北京人啊」。我再問他們，那為什麼不是北京人就不能在這裏上學？他們說，因為那個是為北京人服務。所以，在他們還沒有成長起來的時候，在青少年的價值觀剛剛樹立的時候，他的那種不公平的意識和自我判斷已經確立了。「我就是屬於這個階級和這個階層」，「所有的不公平發生在我的身上都是理所當然」......原因就是「我不是北京人」，我不是應該怪政策，怪政府或者怪制度，這就是最可怕的一點，他們已經自我說服了。

端：在追訪的過程中，什麼事情令你印象最深刻？

何：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期做返鄉追訪。當時是9月20號左右，剛剛開學一個月，我們對他們適應環境的狀況做一個追蹤。一個高瘦的男生，他長年排名倒數。父母受教育程度都稍微低一些，媽媽不識字，沒上過學，爸爸初中沒讀完，他哥哥在老家工作。
他很喜歡玩遊戲，在北京的時候是有他爸爸給他手機玩。但回老家之後，手機成為了老師的「階級敵人」，所有人都不能玩手機。但他除了玩遊戲，也需要用手機和父母聯繫，在一次搜查中，手機卻被老師沒收了。

當時，他們宿舍同學湊錢去買電子煙，結果被舍管老師抓到了，被當場責罵，同時在全校公告。宿舍老師搜他們的房間，所有角落都不放過，最終在床底下搜出了他的手機。老師把手機沒收了。

正好這一週，我們去他河南老家調研，得知了這個情況。我問他，手機被收走，是不是特別不開心？他說，雖然我跟我爸媽平時打電話也不說什麼話，但還是特別不適應，感覺那個溝通的渠道被切斷了，特別孤獨。後來，他被老師安排坐在教室最後一個位置，下課的時候不許出去，周圍的人都在說話，但他跟他們沒有那麼熟，也不說話。我問他，有沒有和父母說自己的情況。他說，其實在返鄉之前就跟他媽媽提過，問她可不可以回來陪他。媽媽說，不可以，因為媽媽要掙錢，如果沒有錢的話，就沒有生活的來源。我追問了他一個問題，你覺得錢對你們的家庭來說是什麼？是生活。那工作重不重要？重要，因為要生活。 問完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倆都沉默了。

默寫單詞，錯一個，同桌互打耳光

端：在你們近期的追訪中，關於迴流學生的動態，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何：在我們10月新一期的調查中，發現農村和縣城裏的學校，暴力的普遍性出乎我的意料，也就是「老師體罰」。

就像前面提到的，老家的老師，薪資是受課時、學生的考試成績來定的，就是你考得好不好，影響到老師的工資，所以教學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分數和考試。老師的課程設計還有獎懲。 調查中發現，每一個返鄉的孩子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暴力。

比如一個女生，她那個班級的新規定是，每個月一次月考。比如說月考數學這一科，考試的總成績是100分，雖然是60分及格，但老師會把那個目標定的高一點，他會希望學生都能在80分以上。 那定到這個分數以後，有多少人沒有及格，或沒達到這個分數，就會被用戒尺或者棍子打一次手。

另外，還有學生在日常遭到的體罰，尤其是英文科目，英語老師都覺得單詞是教學中非常重要的，所以會經常抽查學生默寫單詞。但如果出錯了，錯一個單詞，學生就被打一耳光，不是老師自己打，是同桌之間相互打。 他錯了，你打他。你錯了，他也打你，互扇巴掌。

這發生在安徽的一所學校裏。據我了解，可能因為他們是同桌關係，所以都會盡量打得輕一些。但老師說，如果聽不到響聲，她就親自動手。雖然我追蹤的這個女生成績還比較好，但單詞默寫還是很容易出錯，她也被打了耳光。一開始，她說自己會覺得很難堪，也疼。 但因為她們班成績最好的同學都被打，她就覺得，自己被打也就還好，會讓她覺得這是正常的事情。

端：他們遭遇體罰的現象普遍嗎？

何：非常普遍。這是讓我非常不能夠接受的一點。就是受暴力和不公正這件事，不僅僅是迴流的孩子，而是所有在老家的孩子都面臨的問題，接受應試教育或者正統教育出來的這些孩子，他覺得打着「為了你好」這個藉口，就可以對他行使暴力和言語的傷害。
其實我們做返鄉追蹤，到學校去是有困難，老師會非常警惕。我們都是通過學生或者是家長。這些家長都跟我們有關係，比較信任我們。我們會問家長問題，推動他去問老師、向老師了解。

端：那得知孩子遭受暴力後，父母的反應是什麼？

何：父母的反饋很有意思 。那個女生的媽媽，現在在家裏照顧她。因為我們做調查，需要視頻的時候是會在星期五晚上，她從學校回來跟她聊，媽媽會在旁邊做飯。有一次，我就讓她把電話給媽媽。我問媽媽，女兒遭受暴力的事情，她怎麼看？她媽媽就笑，就一直笑，說扇耳光這件事也沒什麼，老師也是為了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