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公民计划：寻访正被“切除”的打工子弟学校，记录孩子们的去向

2017年5月，中国大陆流动儿童教育领域的行动倡导机构“新公民计划”发起寻访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行动。但行动速度赶不上学校被“切除”的速度，就在那年夏天，20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强制关停。2018年7月，经营了20年的石景山黄庄学校也关闭了。

据中国教育部统计，截至2017年，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内的流动儿童接近1900万。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说，2006年以后，他曾乐见中国流动儿童的现状渐渐变好——他们不必留守家乡，随着父母迁往城市，成长、求学，在政府的推动下，在城市入学的各项保障政策也逐渐落地并制度化。

风向在2013年转变。随着各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成为主流势态，城市入学门槛提高、学校关停，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被迫返乡回家，再次成为留守儿童。据新公民计划统计，2014年，北京非京籍学生招生减少两万人次，流动儿童的数量也从2004年的10万人骤降至2018年5万多人。

这一趋势唤起了新公民计划记录的使命。2017年，他们寻访了1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并对20所学校的校长做了口述访谈，记录下这些学校的兴起、发展、窘迫与消亡。2017大兴火灾后，该机构项目主管何冉更追踪了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小学毕业班级43名学生的动向，跟随他们返乡、入校、做家访。她看到那些被迫回流的孩子被推向应试教育后的不适和消沉，还有家长、学校和社会对种种问题的漠视、推卸责任。日前，端传媒在北京采访了魏佳羽与何冉，谈谈在大城市持续控制人口的环境下，流动儿童遭遇的困境，以及他们被驱逐之后的生活。

以下是专访摘要：

入学门槛提高后，被挤出去的2万人都是农民工的孩子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从2008年到2018年，十年间， 北京流动儿童的现状发生了什么变化？

魏佳羽（以下简称“魏”）：从总的环境来讲，他们有过一个变好的趋势。特别是2006年到2013年，很明确地在变好。

2005年，中国做过一次1%的人口抽样调查，那时中国流动儿童的数量大概在2530万，留守儿童大概接近6000万。

2006年之前，中国没有很清楚的政策，告诉随迁子女怎么进城市里的公办学校，包括借读费之类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临时方案”。2006年最关键的，是中央出过一个《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敦促各个部委协同出一些配套文件来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读书的问题。在那之后，城市的公办学校开始有一些制定了更明确的方案，令方案开始标准化。比如，哪怕是“五证”（编注：非北京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入读北京学校时，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需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件），它也是一个标准化的方案。只要过了标准方案，随迁子女就可以不用交学费，直接入学了。

所以，如果看整个北京随迁子女的数据，基本上是逐年上涨的。2006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在校学生人数是27.2万，一直到2013年达到了47.3万，这个阶段内，他们的现状一直在变好。

2013年，“两为主”（编注：2001 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方针，成为各级政府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基本准则）政策很明确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端：之后有什么变化？

魏：真正的变化是在2013年。当时全国开始统一学籍（编注：指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小学生发放学籍编号，一人一号）。统一学籍会带出一件什么事呢？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涉及到升初中的问题，但绝大多数学生是没有北京学籍的。

为什么说2006年到2013年，是相对比较好的时间？因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小学毕业后，也有机会去读北京的公办初中，这也导致很多打工子弟学校在2013年以前，陆陆续续被关闭了，因为没有被需要的空间。但2013年以后，“五证”的门槛提高，他们在北京升初中的机会就非常少了。

推动全国统一学籍，然后北京就将“五证”跟学籍绑定了，那些入读民办学校的学生，如果没有“五证”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北京办理学籍，未来转学、升学都会困难（相当于教育系统里面的“黑户”）。2014年5月，还有些非京籍的家长去区教委门口抗议，表达对无法办理学籍和入学门槛提高的不满。

入学门槛提高之后，北京非京籍的招生人数从2013年的7.4万人，一下子掉到5.5万，少了接近2万人次。

这2万到底是哪来的？非京籍的学生大概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大量非京籍白领，还有一部分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2013年的7.4万人里，其实有5万左右是农民工子女，到了2014年，他们的数量被减到了3.1万。可以看出，被挤压的都是农民工子女。

说白了，门槛提高，白领还是有办法的，只是费点儿劲。门槛无非就是“五证”，工作证明、社保，居住证明这些白领还是有的；但对于农民工群体，比如卖手抓饼的，都可能没有社保。这就拦住了大部分人。

另外，农民工群体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教育意识，对于要提前准备孩子读书这个事，也没那么敏感，这也会导致随迁子女入读的成功率更低。

端：进入到2014年，北京对流动儿童教育的管制思路似乎有了非常强势的一拐，从改善流动儿童教育现状，一下子转到利用教育控制外地人口，这个过程是如何演变的？

魏： 对的，2013年这个事情刚开始有苗头，2014年变化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做过政策比较，发现从2014年开始，包括“五证”在内的各种入学门槛在北京的一些区县提高了，但一些区县还没完全提高。但到了2015年，所有区县全面提高。2016年以后，政策的微调不大，但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线，偶尔有时候还会提升一点。比如入学时提交的社保证明，从单方父母变成双方父母；一些区县甚至不但要求双方社保在北京，还要求双方社保在某一个辖区，这个才是最难的。

这种现象普遍发生在昌平、通州、大兴这三个区。大家住在这儿，但很少有人在这儿工作，这些区域的工作机会并不多。所以这几个区域的家长就会面临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以今年的昌平为例，如果你在昌平买房，那父母双方的社保只要是北京的就行。但如果你没买房，那双方父母的社保缴纳地（编注：社保缴纳地是工作单位的注册所在地）就必须在昌平，这个就很难了。它就是会有这么多细微的这种差别，来控制你。

端：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义务教育阶段内，城市的各个区县会根据它的财政收入状况，即“生均公用经费”（编注：指地方政府按照计划内的学生人数，对中小学校的财政拨款。），这就涉及到北京各区县政府的财政和利益，它在控制流动儿童上是如何起作用的？

魏：“生均公用经费”是比较少的，其实是学校的零花钱。大头是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2017年，北京小学阶段“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编注：财政收入中用于教育支出的部分，该经费包含了“生均公用经费”，主要部分是教师工资。）是30018元。这个费用主要是由区县财政负担，在北京，即使是区县财政，也还是比较有钱的，但问题在于总是收入少，花的多，就很难满意，比如西城的财政收入远远高于昌平，但居住在昌平的非户籍人口显然要多于西城，所以这里涉及很多的协调，实际上，这笔钱不单单跟流动儿童有关，跟本地服务、税收也有关系。

比如西城的税收非常多，大概一年500多个亿；昌平的财政就比较少（编注：根据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的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西城区的税收是502亿，昌平127亿。），但昌平住的人多，学校又很少。所以，从结构上来说，中国的义务教育的这种财政制度确实是不太合理的。

它会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户籍学生还是满足需求的，但是对于非户籍学生，地方政府会倾向于不建那么多学校，因为学校建了，只要招生，这笔钱就是要花的，但是如果学校没建那么多，那么自然也有理由提高入学门槛，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些财政支出。

端：所以你们才提倡要从更高行政级别来统筹协调这个事情？

魏：对的。首先在北京，它应该从市一级来协调。如果就一个省来说，应该从省一级往下推行。广州就特别明确，它虽然是个省会城市，但它的财政收入其实不是特别多。它的流动人口至少包括两类，一类是跨省的，一个是省内的。那么如果是省一级统筹，那当然就会平衡它很大的开支压力。

然后，涉及到跨省的话，就由省级财政跟中央财政来谈。因为总体来讲，政府就是一个经济决策体，一方面是收钱，另一方面就是花钱。它肯定希望收钱越来越多，花钱多的那个部分，它当然希望减少。就北京来讲，现在差不多每个孩子的生育成本大概3万多。 3万多是什么概念？相当于1万个孩子，一年就3个亿。多了2万个孩子，一年就多了6个亿，这种是一种刚性支出。

再说到统筹，现在就没有很明确的统筹机制。但如果市级财政想要去统筹的话，从操作上是没有任何问题。 以上海为例，上海当年在解决流动儿童问题的时候，除了公办学校，还办了纳民学校。纳民学校全部都是政府出钱的，家长不用出学费，这笔钱由市政府和区级财政按各一半的比例出掉了，所以这是可以统筹的。

但目前的情况是，它还没有形成一套明确的机制，不是一个制度化的东西。说白了，省市级政府对区县级教委好，就投钱。但对于地方教委来讲，我怎么知道你这两年对我好，明年你还是不是一样对我好呢，就没有一个形成保障的机制。

端：教育控人的节点是在2014年，但真正令大家惊醒的是2017年的大兴火灾，在那之后很多人才对政府控制人口这件事恍然大悟。我想问的是，大兴火灾之后，北京在教育控人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似乎2018年，打工子弟学校关停的现象更猛烈了，开始不断有学校关停的新闻出来……

魏：其实不是这样。火灾赶人这个事情，从局部上来看，好像是特别大的动作，但在大兴火灾之前，学校就已经关了非常多了。2017年打工子弟学校基本都是在夏天被关的。那为什么我们又感觉大兴火灾之后，关停学校的速度又被加快了？是因为当年没有完成拆迁指标。

年底，它必须要加速完成当年的拆迁任务，但操作上也不好加速。正好有了这么一件事发生，相当于给了各区县一个非常明确的理由，要不然它年底是无法完成任务的。所有的拆迁工作都是这样，说要拆，但实际操作起来，这个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地方执行起来非常有压力，你需要一家一家地谈条件。你去拆，老百姓要跟你谈赔偿，赔多少、怎么赔，就涉及到很多问题。虽然我们看到从里面被赶出来的都是外地人，但房子都是本地人的，他们都要跟你谈。 至于为什么火灾之后（拆），没有人敢反抗，是因为在那个背景下，基本上命令下去，地方就火速全部执行了。

回流儿童是留守儿童中最弱的群体

端：2018年3月，新公民计划追踪了一所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毕业班里43名学生的动向，去观察他们在这个关键点之后的路径，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个追踪计划？

魏：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对各种教育政策，都做过详细的比较，但这东西写完了，比如《流动儿童报告》，就没有多少人能看到，是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完这种东西。我们希望能够去记录一些更明确、更具体的个案。当时就觉得，返乡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我们认为流动和留守是同一个问题。而返乡是一个很明确的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块的东西。那我们就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端：除此以外，选择小学毕业这个节点作为观察窗口，还有什么原因吗？

魏：因为小学和初中都是义务教育阶段，这个责任都是非常明确的。他小升初也是你流入地政府的责任，从责任归属上来讲，都是非常都是清楚的。

何冉（以下简称“何”）：很多关于留守儿童的学术论文都是针对这个时期的孩子。所谓的青少年时期，是12到15周岁。这个阶段青少年的人格认知、自我发展以及生理都处在从儿童过渡到大人的阶段，他们的心理也在这个时候形成。那么大人的引导和耐心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个是从留守儿童的角度。2015年10月，歌路营（编注：中国大陆一家教育公益组织，成立于2008年，长期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成长情况。）在华北和西部两省5个县的137所小学，对17000多名四、五年级的农村寄宿制学生展开过调查。结果发现，超过20%的流动儿童比留守儿童在“班级融入”和“知识技能的转换”上更薄弱。回流对留守儿童的影响还主要体现在睡眠不好，增加抑郁风险，增加其攻击性等方面。其中，留守儿童的抑郁风险的比例高达76.01%，与非留守儿童相差13个百分点。而回流儿童成为留守儿童中最弱势群体。

端：根据观察，他们小学毕业后的路径有哪几个方向？

何： 针对这个项目，我们特别想问的是，这43个学生，他们会在毕业这个节点，做什么选择？选择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第一期问卷是学生返乡前在北京做的。超过80%以上的学生，都表示不愿意回老家。25个回去的学生中，两个是父母陪着回去，还有三个是妈妈单独回家照顾他，其他全部都是独自返乡。家长主要是考虑到孩子升学，老家学校教的内容要比北京（子弟学校教的）深很多，他们如果要参加高考，始终是要回去考试的，怕越晚回去越跟不上步伐。
但这些返乡的孩子，爷爷奶奶大部分都因为年迈、去世而无法照顾他们，所以平时就住校，或住在老师家，周六周日也在老师家。其余的，就是叔叔阿姨轮流照看。

除了25个回去的孩子，还有14个在原来那个打工子弟学校留下了，升入它的初中部。还有一个女生，她比较特别，通过家庭关系入读了北京的公办学校。还有三个去了河北，其中两个去了民办学校——那种专门接收外地学生的，教学质量很一般。听学生说，每天做很多作业，但老师从来不批改，也不怎么讲题，学生觉得受苦又低效。另外一个学生去的是河北近郊的公立学校，是孩子父母在当地买了房子才能入读的学校。

11月底，期中考试结束，这是一个观察变化的节点。我们发现，留在北京的这14个学生当中，有三到四个孩子是学习比较好的，他们选择留在北京，是因为老家没有亲人，自己也从来没有在老家生活过。因为这个学期又来了7个学生，所以班里面总共是21个学生。期中考试之后，有11个学生的语数英三门主科都不及格，比例超过了50%。

但是我们做满意度调查的时候发现，这11个学生的父母，超过一半以上对他们孩子的成绩表示满意。也就是说，有的学生成绩不好，家长并不关心。他们留在北京的那一刻，家长就已经有了一个设想——在学业上没有对孩子抱太多期待。

返乡的学生中，也有一些成绩不太好的，有6个人，他们在北京的成绩本来也不太好，回去之后更差，排到班级末尾。

端：在追踪的这43个小孩里，有完全回不去老家的吗？他们怎么办？

何：有一个女生，她是陕西人，一直都是奶奶照顾。 她爸妈在工厂打工认识的，18岁结婚就生了她。后来因为性格不合离婚了。父母从来都不管她，她也没有爷爷，奶奶就跟着她姑姑，帮姑姑照顾孩子。她的成绩在班上排前五。她自己挺想上大学。她是我们调查中那种强烈有意愿想回老家的孩子，因为不希望在北京上无证学校，影响考学。但父母不管她，她在老家也没有任何一个亲人。她很少见父母，她妈之前给她打电话说是在广州，她自己就跟着奶奶在北京上学，投靠姑姑。

之前我们去家访的时候，她奶奶就知道她成绩挺好的。她也跟她奶奶强烈反映过要回家的愿望。但奶奶说，家里没有人照顾她，回家她要在学校住，要她自己考虑清楚，因为奶奶自己是回不去的。最后，她还是选择留在了北京。

但她在北京上初中的话，之后考学还是要回老家。根据现行的教育制度，她没有正常的初中学籍，就不可以在北京上高中。不要说高中了，连在北京上职业中学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我不知道她到了初二会不会转回老家去考学，或者再想其他办法，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那就是她真的没有出路了。

我之前带过一个初三班级，一共23个人。初中毕业前的那半个学期，就有很多人回了老家，比方说做小生意的，就跟着父母去做生意了，还有的跟着父母打工，回老家盖房子， 各种路径都有，但他们学业上的路就是断掉了。

端：在北京强硬控人的背景下，北京流动儿童面临的困境，和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

何：2013年是一个分界点，大城市开始控人了。在那以前的2008年，上海就开始实行《纳入民办学校管理》，民办学校收编政府管理——政府支付生均费用，学校不再跟家长收学费，而纳民学校只在上海实行，上海最多支持过162所纳民学校，之后再没增加。2014年开始，纳民学校的入学标准和公立学校一样，很多达不到入学标准的学生进不去，所以纳民学校也被关停了一些。

上海虽然也控制外来人口数量，但它不是以关停学校的方式来控人的。它是尽可能的将已开办的民办学校转换成“民办公助”的学校。这样不一刀切的方式，能保证更多的流动儿童进质量好一点的民办学校，且不需要承担费用。

再说广州和深圳，因为深圳现在是鼓励外来人口定居，对民办学校也是要办好和支持的态度。广州和深圳从2017年开始，对民办学校学生的生源补助已经提高到了每学期每位学生4000多元。这是它鼓励把民办学校办好的一个标志。

老实说，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质量真的很差，很多没有教师资格证，中专、大专毕业的很多；很多学校是“包班制”的，就是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级所有课程，而教师跨学科、跨学年教学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当然，广州和深圳的打工子弟学校也很差，但它们都在调整，朝着好的方向在。

同时，也不是说上海、广州和深圳无限制地融入流动儿童，纳民学校也有被关闭的（编注：2018年6月30日，接近15所上海纳民学校被强制关闭）。再说到广州，从2011年以后，由于民办学校市场混乱，为加强管理，广州就很少再批准新的民办学校。2017年，我们调查时候，广州有157所打工子弟学校，深圳可能差不多也达到了这个数。但是后续再批的话就很少了。不过，对于已经存在的学校，政府也不会强制让它关掉，而是尽量再做出一些改变，比如给民办学校资金、将其纳入管理，开展一对一帮扶活动，让公办学校的老师和民办学校结对子，帮助提升它们的教育质量，让它们更好，这和北京是很不一样的。只有北京在一刀切。因为它考虑的不是教育质量，而是控制人口。教育只是它控制人口的手段。那么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这些群体，就是它控人的最主要的群体。

端：据我了解，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早就得知自己被列入疏解计划，但校长或背后办校的董事似乎并不在乎这一纸政令，到了招生阶段，仍在继续招学生、办学，为什么？

何：从我们统计的数据看，目前北京现存的打工子弟学校是101所，但当中没有几所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办学资质。

这些非法的学校，政府就可以将他们以无证的名义取缔掉。从现在来看，所有的人，包括什么所谓的“低端人口”，都知道在控人这件事情上，政府现在强度是很大的。但是，不会说你发了一个行政的指令，说要控人，然后学校或者家长就乖乖地离开北京。对于家长来说，我的生意就是要做，你不把我的店砸掉的那一刻，我都不会走，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谋生的地方。对于学校来说，这也是它的生意。

其次，只要有流动的儿童、有没有学上的孩子以及回不去的孩子，打工子弟学校就永远有生存的需求。2017年，北京关停了20所打工子弟学校，但有10所很快又重新找地方开了。你今天关掉了一个大的学校，明天他就可能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办一个教室。这种关停只会逼迫的他们的环境越来越差，但他们就是回不去。

接受阶级定位：“我不是北京人，那是为北京人服务的学校”

端：在孩子返乡回流的途中，普遍会遇到什么阻碍？

何：首先从大的政策原因来说，2017年开始，中国就出了新的规定，转学籍这件事是可以无纸化进行的。在学籍管理网站上，只要有学籍号，接收学校在网上发起转学核定申请，转出学校通过之后，学籍自然就转走了。但有一些地方就是不实施无纸化转学籍，由于还没有和政策接轨，学校还是认可对方学校盖章的学籍卡，令学生无法成功转学。

这还要说回挂靠学籍（编注：“学籍”是指一个学生属于某学校法律上的身份，挂靠学籍则指，某学生的学籍在一所学校内，但本人却不在这里读书的现象）的这件事。为什么学校会愿意让这些学生挂靠，因为有些地区的学生是有公用经费，就是说，有一个学生在我们这个学校读书，当地的政府是要拨一笔款给学生，这叫财政补助（编注：国家规定，公办小学每名学生补助600元，初中每人800）。如果很多人挂靠在这里，它就有更多的财政收入，但实际上学生又不在这里读书。 现在要把这些学生转回老家，就相当于它少了一笔收入。其次，校长盖章怕出问题，怕留下违法的证据，毕竟挂靠学籍这件事是违法的。所以有一些学生转不了学籍，就没有办法读书。

那么有意思的现象就发生了。家长们会私下托关系，就比方说找当地某个教育局领导，让领导给这个挂靠学籍的校长打电话，同意你转学籍。

端：回去后，他们生活得怎么样？

何：被送回去后，尤其是住校的生活，对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一个巨大变动，他们的心理自然也受到了影响。老家学校的教学方式跟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完全不一样。回去的25个学生中，有14个是在公立学校，11个是在民办学校。这些民办学校，和他们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一样，也要掏钱才能上学。但是，那些学校都是以升学率高而闻名的，实行军事化的管理，比如起床、熄灯都有严格规定的时间，学生犯了错也有体罚、检讨等严格的惩罚措施。

另外，学校对老师的激励机制就是学生的成绩，所以人是为考试服务的。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普遍不承担升学的压力，他们更多承担的是看护责任，不同的目标，老师的工作重心肯定也不同。

民办学校为了节约薪资成本，老师都是跨学科、跨学年教的，收入靠底薪+课时费，课多工资就高。但老家学校就不一样了，老师的考核制度是以“底薪+课时+学生的平均考试成绩”来计算，所以老师会让孩子不停地考试，并且要考高分。

回去后，这些流动儿童基本上都算作留守儿童，所以他们的人身安全，学校也极其看重。为了降低安全隐患，除了必要的体育课外（因为体育课也会纳入初中毕业考试），老师都是会尽量减少他们户外活动的机会，让他们坐在教室里。 这种跟北京有点散养的（形式）不太一样，老师的态度、学业的调整，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不适应的。

端：在追访过程中，关于随迁子女的求学困境，最无法调和的矛盾是什么？

何：两个方面。从制度来讲，因为目前中国流动儿童规模接近3600万。根据2017年统计，其中不能进公办学校，只能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应该是270万。这些孩子如果选择和父母在一起，就基本上切断了他们的上学的道路；如果选择高考，从流动变成留守，就要承受和父母分离的代价。

另一重压力，是回流儿童拐到应试教育这个节点以后。义务教育阶段内，每个孩子都应该享有公平的教育权，这是他们本身应该享有的。但是政府把这个权利剥夺了，他们在大城市无法接受义务教育，只能去子弟学校。他们放弃大城市，回到老家之后，还是有很多权利得不到保障，比方说撤点并校（编注：“撤点并校”是指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该现象上世纪90年代已经存在，2001年作为教育改革正式实施）之后的教育公平、教育质量问题，还有很多政策衔接的实施不畅，都会给他们造成非常多的挑战和困难。

但是，在追踪过程中，我们发现，转学回去后，25个学生里没有一个人的名次是进步的。老家学校的班级基本在55到60个学生之间。他们在北京班级里的第一名，回到老家后，也排在了全班的第13名。 这就证明，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肯定是不过硬的。

因为在北京这种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又在这条路上（编注：指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接受教育）走了那么久，回老家后进入正统义务教育的那座大桥，他们要马上调整心态，去追赶在老家一直接受应试教育的孩子，这是很艰难的。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调查，关于父母对孩子读大学的期待，有期待的父母不超过20%，也就是说，读完高中以后，80%的父母就觉得小孩真的不行了。

另一个，在回流的过程中，他们都接受了“因为我不是北京人，我不能在北京上初中”，“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不能办证，所以我不能进公办的学校”的概念。他们已经接受或者被说服“我是不能的”，“我的阶级已经被确定了”这种概念。

访谈的时候，我会问他们，你为什么不能在北京上学？“因为我不是北京人啊”。我再问他们，那为什么不是北京人就不能在这里上学？他们说，因为那个是为北京人服务。所以，在他们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在青少年的价值观刚刚树立的时候，他的那种不公平的意识和自我判断已经确立了。“我就是属于这个阶级和这个阶层”，“所有的不公平发生在我的身上都是理所当然”......原因就是“我不是北京人”，我不是应该怪政策，怪政府或者怪制度，这就是最可怕的一点，他们已经自我说服了。

端：在追访的过程中，什么事情令你印象最深刻？

何：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期做返乡追访。当时是9月20号左右，刚刚开学一个月，我们对他们适应环境的状况做一个追踪。一个高瘦的男生，他长年排名倒数。父母受教育程度都稍微低一些，妈妈不识字，没上过学，爸爸初中没读完，他哥哥在老家工作。
他很喜欢玩游戏，在北京的时候是有他爸爸给他手机玩。但回老家之后，手机成为了老师的“阶级敌人”，所有人都不能玩手机。但他除了玩游戏，也需要用手机和父母联系，在一次搜查中，手机却被老师没收了。

当时，他们宿舍同学凑钱去买电子烟，结果被舍管老师抓到了，被当场责骂，同时在全校公告。宿舍老师搜他们的房间，所有角落都不放过，最终在床底下搜出了他的手机。老师把手机没收了。

正好这一周，我们去他河南老家调研，得知了这个情况。我问他，手机被收走，是不是特别不开心？他说，虽然我跟我爸妈平时打电话也不说什么话，但还是特别不适应，感觉那个沟通的渠道被切断了，特别孤独。后来，他被老师安排坐在教室最后一个位置，下课的时候不许出去，周围的人都在说话，但他跟他们没有那么熟，也不说话。我问他，有没有和父母说自己的情况。他说，其实在返乡之前就跟他妈妈提过，问她可不可以回来陪他。妈妈说，不可以，因为妈妈要挣钱，如果没有钱的话，就没有生活的来源。我追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钱对你们的家庭来说是什么？是生活。那工作重不重要？重要，因为要生活。 问完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俩都沉默了。

默写单词，错一个，同桌互打耳光

端：在你们近期的追访中，关于回流学生的动态，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何：在我们10月新一期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和县城里的学校，暴力的普遍性出乎我的意料，也就是“老师体罚”。

就像前面提到的，老家的老师，薪资是受课时、学生的考试成绩来定的，就是你考得好不好，影响到老师的工资，所以教学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分数和考试。老师的课程设计还有奖惩。 调查中发现，每一个返乡的孩子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暴力。

比如一个女生，她那个班级的新规定是，每个月一次月考。比如说月考数学这一科，考试的总成绩是100分，虽然是60分及格，但老师会把那个目标定的高一点，他会希望学生都能在80分以上。 那定到这个分数以后，有多少人没有及格，或没达到这个分数，就会被用戒尺或者棍子打一次手。

另外，还有学生在日常遭到的体罚，尤其是英文科目，英语老师都觉得单词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所以会经常抽查学生默写单词。但如果出错了，错一个单词，学生就被打一耳光，不是老师自己打，是同桌之间相互打。 他错了，你打他。你错了，他也打你，互扇巴掌。

这发生在安徽的一所学校里。据我了解，可能因为他们是同桌关系，所以都会尽量打得轻一些。但老师说，如果听不到响声，她就亲自动手。虽然我追踪的这个女生成绩还比较好，但单词默写还是很容易出错，她也被打了耳光。一开始，她说自己会觉得很难堪，也疼。 但因为她们班成绩最好的同学都被打，她就觉得，自己被打也就还好，会让她觉得这是正常的事情。

端：他们遭遇体罚的现象普遍吗？

何：非常普遍。这是让我非常不能够接受的一点。就是受暴力和不公正这件事，不仅仅是回流的孩子，而是所有在老家的孩子都面临的问题，接受应试教育或者正统教育出来的这些孩子，他觉得打着“为了你好”这个借口，就可以对他行使暴力和言语的伤害。
其实我们做返乡追踪，到学校去是有困难，老师会非常警惕。我们都是通过学生或者是家长。这些家长都跟我们有关系，比较信任我们。我们会问家长问题，推动他去问老师、向老师了解。

端：那得知孩子遭受暴力后，父母的反应是什么？

何：父母的反馈很有意思 。那个女生的妈妈，现在在家里照顾她。因为我们做调查，需要视频的时候是会在星期五晚上，她从学校回来跟她聊，妈妈会在旁边做饭。有一次，我就让她把电话给妈妈。我问妈妈，女儿遭受暴力的事情，她怎么看？她妈妈就笑，就一直笑，说扇耳光这件事也没什么，老师也是为了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