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新生代：當下，只能在「不好」和「非常不好」之中做出選擇

90後深圳工人吳東最近重讀了日本作家山田宗樹的《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幸福的人看這本書，會覺得心痛；不幸的人看這本書，會感到欣慰，原來不止我一個人過得不好。」他認為自己屬於後者。2014年，吳東從一所三本大學的日語系畢業，走入社會，他便自認成了一個不幸的人。

吳東在富士康的車間上夜班，從晚上7點工作到早上7點，這是他畢業後的第九份工作。在這之前，他報了一個電腦課程，學習服務器管理，因為廣告上說學電腦可以找到高薪工作，「但其實根本沒有用」。學費一萬塊，他用信用卡支付。第二個月要還卡賬的時候，他從另一張信用卡裏套現。現在他必須要去工廠上班，賺錢還卡債。

同樣是90後的女工小雅最喜歡在內地新聞App「今日頭條」上閲讀時政評論文章。這款App會通過她的年齡、性別、職業、地域等特徵向她推送可能會感興趣的內容。「工人的地位就是這樣的，階層已經固化了。」最近，小雅頻頻在新聞裏讀到「階層固化」這個詞。

「說隨遇而安只是安慰自己，其實像我們這些人已經基本定型了，換一份工作可能待遇好一點，但我們大體的命運改變不了，也是打工。」清醒的悲觀貫穿着小雅的生活。

24歲的工人遊莜只在工廠裏談過一場戀愛，後來才發現對方是個已婚男人。她生在廣東潮汕，上面有三個哥哥，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多賺錢，幫哥哥們娶妻生子。好像只有嫁了人，才能逃開家庭的「剝削」，可是她發現「工廠裏很少有真正的愛情」。

不僅如此，她看到更多的是婚姻帶來的痛苦。一位已婚的女性工友，帶着孩子在深圳打工，每天都要為孩子的生活費發愁。

吳東、小雅和遊莜，都是90後——通常被看做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自我意識更強的一代中國年輕人。他們走進工廠伊始，便要面對財富分布愈發不公的社會，和技術升級取代人力的趨勢，他們需要去選擇要不要如父輩一樣成為工廠流水線的附庸者。温飽已不能使他們滿足——逃離工廠，是他們在當下年輕時光裏不斷重複的主題，但往復來返，最終還只得厭倦並依賴着。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中國農民工總量在2017年達2.86億，其中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工人佔比首次過半，且佔比連年增長。另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調查，上一輩工人初次外出務工的平均年齡為26歲，而80後平均是18歲，90後平均只有16歲。也就是說，新生代工人的成長經歷更趨同於城市的同齡人，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驗，直接從學校走進了工廠。

根據人口學者于建嶸在2017年的學術報告，新生代工人外出務工的動機不再是基於「生存理性」，而是將「進城務工」作為一種爭取向上流動的社會渠道。他們的「城市夢」比父輩更執着，也更看重工作環境和居住條件的舒適程度，以及工作崗位帶來的社會地位等。同時，面對歧視與不公，他們有更強烈的維權意識。

2018年，中國內地工人運動風起雲湧，新生代工人群體也逐漸走上歷史的舞台。這一次，端傳媒將報導聚焦在他們身上，講述幾位90後工人的自我探尋之路。

小雅：三進三出富士康

小雅第三次從深圳富士康離職了。

她工作的車間負責生產蘋果手機的一個部件，需要用鐳射光進行加工。鐳射光如果照射到眼睛，會燒傷視網膜，因此防護鏡十分重要。小雅發現工廠提供的防護鏡沒有按照規定定期清洗，有些鏡片已經磨花了，也還在發給工人使用。

在離職前，小雅決定投訴車間的管理層。她在月初請了年假，補回自己的帶薪休息時間，之後向富士康工會的「關愛熱線」78585打電話舉報。除了磨花的防護鏡，她還投訴了安檢部門承諾的鐳射補貼沒有發放的問題，以及男工友威脅自己人身安全的問題。

投訴的第二天，科長打電話給小雅，懇求她撤回投訴，「有什麼問題不能內部解決？」小雅沒有撤訴，但是兩個月後，她和以前的同事聯繫，鐳射補貼還是沒有發放。

她並不信任工會的「關愛熱線」。幾個月前她也匿名投訴過一次，因為車間主管要求工人們提前5分鐘上班開會，「那5分鐘又不給我工資，我為什麼要提前去開會？」那是她第一次打78585投訴。

「我可以匿名投訴嗎？」接通電話，小雅第一句話是要求匿名。儘管承諾了可以匿名，接線員在電話裏依然反覆詢問小雅的工號。小雅不敢暴露自己，因為「關愛熱線」的運作機制，是將工人對車間的投訴，反饋給車間主管。幾天後，領導把整個車間的工人召集起來開會，要求打熱線投訴的人主動站出來。

小雅不怪「關愛熱線」的接線員，她們通常是懷孕了的女工，不能從事比較累的崗位，就被安排去當接線員，但通常沒有受過職業的「關愛」訓練。

小雅聽工友麗麗講過去工會開會的經歷，「他們都很兇」。有一次，麗麗的組長請假了，她替組長去參加工會的年度例會，在提意見的環節，麗麗突然開口，說工友們普遍覺得夜班津貼太少，只有8塊錢一個晚上。「你是誰，你是哪個部門的？」麗麗被嚴厲地質問。

小雅曾在主管的辦公室看到過富士康工會選舉的名單，但這份名單最終並沒有發下來要她們簽名投票。「今年工會選舉，也沒有聽到任何消息。」

因為工作能力出眾，小雅曾經被提拔為線長。線長處在管理層和普通工人之間的位置，每個月會多500元補貼，主要負責分配任務，不用再參與到流水線的工作裏。但是她拒絕了。

因為她看不慣富士康的管理制度，覺得管理層會想盡辦法壓榨工人，於是線長經常「要做很多招人討厭的事情」，比如通過調休來減少工人的加班費。

和小雅一同被提拔為線長的還有一個男工友，「雖然能力不怎麼樣，但是很狗腿，很巴結領導」，小雅不喜歡他。

「我不是喜歡壓迫別人的人。」這幾年，小雅在工作的間隙，參加了一些社會機構舉辦的課程和講座，建立了自己關於「公正」、「平等」、「尊嚴」等觀念的論述。

當她意識到工廠是一個缺少人情味、勢利、斤斤計較的小社會之後，她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應，而不是默默忍耐。

有工友勸過小雅不要太較真，不要傳播負面的消息。但比起賺錢，小雅更在乎做人的「道理」。她厭惡不平等，希望能被公正對待，也希望能公正地對待別人。較真的代價，是小雅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好好在富士康裏當個小領導，為自己謀求更好的福利。

這是小雅第三次從富士康離職。她1990年出生，8年前20歲的時候，第一次進入富士康，在一個需要進行研磨操作，充滿粉塵的車間裏上班。按照規定，車間需要發放過濾式的防毒口罩，但她們一直戴着普通的黑炭口罩進行工作。

小雅形容她的車間是「後娘養的」，隨即又補充：「這樣說好像不太好，不太性別平等。」

那時，車間主管給工人定了產量指標，並表示先做完可以提早下班，加班費照常算。小雅和同事於是拼命趕工，但下個月產量指標就上調了，直到她們無法提早做完為止。「我們被坑了。」小雅後來回憶。

防毒口罩的問題沒有解決，小雅想調崗去其他車間。但在富士康轉崗很難，哪怕原來車間跟接收車間的領導都同意，也很難轉崗成功。允許一個工人轉崗，會被認為車間的富餘人力，下一季度招聘的時候就會被削減崗位。因此工人通常都是辭職後，再重新應聘進入富士康。小雅三進三出富士康，在工友裏並不算稀奇。

可是這次離開富士康，小雅就不準備再回來了。她不想當線長，但一直當工人，也看不到希望。因為在階級分化嚴重的工廠，她覺得普通工人只能被最大限度地壓榨。

小雅對加班調休的事情特別生氣。按照規定，週六加班會有雙倍工資，這對於基本工資只有2650元人民幣的工人來說，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但富士康會在農曆新年訂單減少的時候給工人放15天左右的假期（超過國家法定的7天放假時間），多出的假期，是由年前的週六加班調換過來的。但進行調換之後，富士康只發一倍的工資，而非本來的加班雙倍工資。

「郭台銘總是說富士康的工人喜歡加班，但他沒說不加班我們就活不下去了。」小雅對這種說辭感到滑稽。

經濟形勢也在影響着工人的收入。2010年3月小雅第一次進富士康的時候，基本工資只有900元，但每隔幾個月就漲一次，到了2011年4月，已經漲到了2300元。那也是富士康福利最好的時候，為工人提供免費住宿和伙食補貼。

但2018年的經濟形勢不好，基本工資比起七年前只多了350元，而物價已經漲了不知道幾倍。如今光是在城中村租一個單間，就要花掉近一半。

而最新的消息是，富士康正考慮在越南投資建廠，以降低在中國不斷增高的成本。

小雅明白，在經濟蕭條的大環境下，其他工廠並不會更好。譬如之前兩次她從富士康離職，去了其他工廠，又都因為福利更差、剝削更嚴重而回到富士康。

「只能在『不好』跟『非常不好』裏面選，」她無奈地說，「其實就是沒得選。」

吳東：不習慣壓抑，才可以一直離開

2014年，吳東從一所三本大學的日語系畢業。他從湖南坐火車到東莞，在一家台灣企業工作，工作職責是回日本客戶的郵件，處理訂單。做了一個多月，吳東就辭職了。

吳東感覺台灣上司對他不友好。「我剛出來工作的時候，膽量比較小。」上司總是盯着他的工作，一出錯，比如打印紙張大小不對，就會態度很兇地罵他。而一遭受批評，吳東就容易緊張，工作就更經常出錯。

「這不是我人生中值得書寫的事情。」吳東為這段經歷做了註腳。

從台灣企業離開後，吳東去另一家工廠做倉庫管理，需要駕駛叉車搬貨。三、四個月後，吳東再次離職，原因是處理不好人際關係。吳東不抽煙，工作間隙上司和同事去抽煙的時候，他沒有跟過去，彼此間沒有什麼交流，關係淡漠。後來，因為自己的工作能力，吳東跟上司產生了分歧，「我叉車開得不錯，但是他認為我開得不好。」

再次辭職後的吳東離開了東莞，來到深圳龍華區探望朋友。他喜歡看書，每到一個新地方就往當地的圖書館去。在龍華的圖書館，吳東看到一家免費進行音樂培訓的社區機構，他報了吉他班，一邊練習吉他，一邊在人才市場找工作。這次他想找輕鬆一點的工作。

新工作是在距龍華160公里的汕尾市一間工廠當工業工程師，英文名叫Industrial Engineer，主要負責提高工廠的生產效率。頭銜好聽，工作內容也比較重要，從車間布局，到廠線流程設計，再到工時測算，他的意見都很受老闆重視，但是工資並不高，只有3000多元人民幣。上班時間在車間裏必須穿連體防塵服，整個人都被包裹起來，吳東覺得壓抑，他再次辭職。這份是他待得最長的一個崗位，有半年之久。

回到龍華，吳東很快開始了下一段工作經歷。聊到這裏，吳東有些害羞，因為他去了一家按摩店當服務生，負責端茶倒水。選擇這份工作，「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社會的黑暗面。」「認識社會」是他換工作的重要緣由。在講述他之後的另一份工作——房地產銷售時，他也提到，這份工作儘管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收入，至少使他學到了一些東西，增進了對社會的認識。

吳東不愛和陌生人交流，但房地產銷售的工作，卻是日復一日打電話給客戶推銷。這個應聘時承諾有底薪的崗位，在他開始上班後就改為完全的「提成」制度。他討厭這份工作，討厭硬着頭皮去向陌生人推銷幾百萬一套的房子，更討厭每天被不耐煩的客戶掛斷電話。他的自信心被一點點磨掉，變得頹廢。

吳東也不喜歡工廠，他去年曾在富士康當過派遣工，在流水線上幹活，一小時15塊錢，如果當月沒有遲到和早退，就以一小時17塊錢結算工資。產線剛開始相對輕鬆，但產量指標會逐漸增加，把工人往最高產量逼。

在他看來，工人並不團結，在同一條流水線上，做得慢的工人，會被做得快的工人要求加緊一點。「如果大家都團結一點，速度不要太快，就不會被逼到一刻都不能放鬆了。」他覺得工廠很壓抑，更可怕的是人們都習慣了這種壓抑，變得麻木。

「我就不習慣，不習慣壓抑，才可以一直離開。」不停辭職似乎是吳東對抗麻木、避免被壓抑同質化的武器。

「我對這個社會比較感興趣。」吳東認為自己有與眾不同之處。因為大學念日語系，他愛看日本作家的小說，平常會玩音樂，是個文藝青年；他關心中國社會，在朋友圈轉發支持崔永元維權的帖子，還有講述深圳廢青「三和大神」生存狀況的文章。

辭掉房地產銷售的工作後，吳東搬去龍崗，租下月租1000元的房子，白天睡覺，晚上在手機上和網友下圍棋，就這樣過了三四個月。除了下樓買午餐和晚餐吃，他不出門，也沒有別的消費，每個月的支出只需要1600元。

「圍棋是我排憂的方式。」那是吳東過得最快樂的日子，也是他棋力最高的時期。偶爾白天「清醒」過來，他就去人才市場找找工作，但通常很快就躲回出租屋睡覺和下圍棋。

就算支出不高，吳東還是負債了。他報了一個電腦課程，想要鍍金，以期未來找到高薪工作。一萬元學費他用信用卡支付，再用其他的信用卡來填補債務。他一共有四、五張信用卡，可以讓債務暫時擱置。他不願意向朋友借錢，朋友都是出門打工的人，賺錢不容易，但也不可能去向父母開口，因為不想讓父母知曉自己的窘狀，而且父母也沒有什麼積蓄。

學音樂認識的朋友給吳東介紹了一份兼職工作——到學校給小學生上圍棋課。在這份兼職結束後，他又去社區的黨群服務中心當日語老師。

吳東最喜歡這兩份兼職，不僅因為薪水高（一節課45分鐘120元），還因為他可以當「老師」，而不是「工人」，這個稱呼讓他很開心，他始終更認同自己作為文化人的一面。但是這兩份工作後來都沒有繼續聘請他。

「我不太知道怎麼哄小孩。」他反思自己上圍棋課的問題，自己不是職業棋手，基礎知識也不夠紮實。至於日語課，有些學員覺得他教得好，有些覺得他教得不好。

上個月，吳東去工廠上夜班了，晚七點到早七點，工作內容主要是檢查機器的參數。他需要錢來生活和還信用卡。

這份工作除了日夜顛倒之外，並不算太辛苦。但吳東說，他也不會做太久的，他還是不喜歡工廠的氛圍。談及未來，令他興致勃勃的不是工作，而是愛好。非工作日的時候，吳東都去參加社區的興趣班，他正在學習戲劇表演，也在計劃開始寫作，寫工人的故事。

遊莜：一個輕飄飄的「反抗者」

遊莜是逃到深圳的，打工曾經給了她自由，而她正在逃離這份自由。

1994年出生，遊莜今年24歲，她剛和媽媽通完電話，有點沮喪。「家裏沒什麼錢了，你爸身體又不好。」媽媽總是把家裏的境況碎碎唸叨給她聽，希望她多寄點錢回家。

遊莜每個月都會寄錢回家，每次1000元左右。中學畢業剛出來打工的時候，她還沒學會花錢，每個月的工資，除了留一點點零用，其餘的帶回家裏交給爸媽。但給錢這件事情，似乎總是「不夠」。

遊莜在廣東潮汕地區出生長大，有三個哥哥，她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她和姐姐們要多賺一些錢，幫助哥哥們娶妻生子。

「有時覺得很不公平。」遊莜說，姐姐們十幾歲就開始打工，賺錢給弟弟交學費。遊莜的姐姐幾乎沒有上過學，而大哥一路讀完了大學，但畢業後也「沒有找到很好的工作」。

遊莜是在一次和爸爸的爭吵裏離家出走的。那時她在哥哥的餐館裏當收銀員，「沒有工資的哦」，但爸爸看不慣她的工作方式，兩個人經常發生口角，一氣之下，遊莜在春節前收拾了行李來到深圳。

家庭讓遊莜感到壓抑，生活在一個性別成見很深的環境裏，她覺得自己得不到重視。「我付出那麼多，卻得不到爸媽的關心。有時他們會跟我說，生你是個意外。」相比之下，哥哥似乎輕易就成為了家庭生活裏的重心。

姐姐們陸續結婚，離開了家庭，不再需要填補家裏的經濟缺口。在仍然保守的潮汕文化裏，女人是屬於夫家的，因此結婚前才會被父母「剝削」。

遊莜用業餘時間參加了一個服務女工的社會機構的活動，還關注了公眾號。對於性別不平等，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知道這些」。「當男生有一點什麼什麼的時候」，她會義正辭嚴地告訴對方，你這句話歧視女性了，你這是性騷擾，但她的人際關係因而特別僵化。

遊莜期待着「真正的愛情」，她只談過一次戀愛，戀情開始後才發現對方是個已婚的男人，最終悲傷地發現「工廠裏很少有真正的愛情，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能走到最後的不多。」而即便結婚，痛苦也多過快樂。她認識一位已婚的女性工友，帶着孩子在深圳打工，生活非常辛苦，每天都要為孩子的生活費而發愁。

她對「真正的愛情」的定義是：兩個人在一起像朋友一樣聊天，像親人一樣互相幫助。

於是，打工成了她接受自己家庭的方式。打工給她自由，在家庭的目光之外，她可以花自己賺來的錢，不必全部上繳；買自己喜歡的衣服，而不是穿哥哥的舊衣服；週末躺在沙發上玩手機，不用承擔家務。

這份自由很簡單。「既然不能改變（自己的家庭），只能接受它，爸爸媽媽也養了我這麼大……」家庭的壓力對遊莜來說，不是太大的問題，只要離開遠一點就好了，而打工所帶來的獨立、自由，也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是讓生活舒適一點而已。

壓抑是輕飄飄的，自由也是輕飄飄的。她覺得，生活裏似乎沒有重要之事。

她在社會機構的活動裏聽說過馬克思主義，卻視其為「負擔」。「它會讓我覺得，我不應該在工廠裏面，這是一個壓迫人的地方，人不應該被剝削。」遊莜覺得自己改變不了現狀，只想看那些能讓自己生活得平靜一些的東西。

「馬克思是寫給工人看的，但工人不會看它。大學生讀完馬克思主義，他們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遊莜道出自認為的荒誕之處。

如今，遊莜已經從工廠離職兩個多月，她在服務女工的社會機構裏當實習生，負責編輯公眾號文章。每次開選題會的時候，上司會要求她參與進去，提出自己的想法。

「思考好累。」遊莜說，在工廠的時候，開會的時候只需要聽就好了，不需要動腦思考，在流水線工作，也有辦法偷懶、發呆。編輯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覺得不適合自己，她不想思考。

她想去當幼兒園的保育員，照顧小朋友。「應該會簡單一點，和小朋友在一起，人際關係沒那麼複雜。」

等到30歲，她還是想回到家裏，「如果回不去，就隨便找一個農村吧。」

應受訪者要求，小雅、吳東、遊莜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