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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大數據:一位台灣女子的北京電影夢

「只有在台灣做到頂尖,來了北京才可能對接到門當戶對的頂級資源; 只有做出台灣特色的作品,才會有差異化優勢,才能在華語圈發光,在世界發光。」


陳以芳在北京的工作經驗是:只有在台灣做到頂尖,來了北京才可能對接到門當戶對的頂級資源。  插畫:Rosa Lee
陳以芳在北京的工作經驗是:只有在台灣做到頂尖,來了北京才可能對接到門當戶對的頂級資源。 插畫:Rosa Lee

「你在一家小餐廳裡,向一位師父學了一身做菜的本事。如果有一天你決定自己出來開店,而且是連鎖餐廳,你一定要把腦袋裡的知識取出來,更重要的是,把它『標準化』......用數據體系代替人為判斷,就可以降低風險......。」

這是去年年底在台北的一場活動,陳以芳(化名)在台上介紹自己在北京剛啟動的創業項目:「如何藉數據協助IP」。台下有幾十雙求知若渴的眼神,大多是台灣影視從業者。陳以芳在北京創業不到一年,第一次在台北出席公開講座,看在家鄉同行的眼裡,她正代言著某種「中國夢」。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她剛拿到天使輪投資。這樣的成績,特別會讓台下的聽眾羨慕嗎?她頓了一下,小心翼翼回答:「應該說,大家太好奇了吧,太好奇在北京電影圈工作的樣貌,也非常希望透過我,對接到大陸這裏的頂級資源」。講座結束後,立刻有人積極地攀談,拍胸脯保證,能為她的團隊補齊不同能力的好手、願意一起到北京打拼。

陳以芳是一位從台灣「北漂」,在北京發展五年多的電影人。她的身形高瘦單薄充滿少女感,讓人很難聯想已經年近40。臉上不笑時被形容有張「神似陸明君的高級臉」。但當她笑起來又能遞送出對人的信賴,在她全副武裝在北京扮演著精明幹練電影圈高管的角色時,這種被稱為「台北女生的笑容」,時不時就會被辨認出來。

決定自己創業前,陳以芳有超過10年的華語電影工作經驗。一同工作的夥伴有號稱「華人世界第一」的監製、台灣「國民導演」 和一團知名樂團。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影業做到高管後,順著資本的風口在北京創業,自己開辨一家影業公司。以往她常自嘲是「幕僚型人才」、「成功人士背後的女人」,但創業迫使她用「公司第一代言人」的身份走上台前拚搏。

怎麼走上電影這一行的?大學讀歷史的陳以芳回憶,大學畢業那年,她四處投簡歷,之後成為一部歌舞紀錄片的工讀生,負責守在影院門口讓觀眾填問卷。這是一部好片,一些影視圈人士兩、三次進場,發現都是同一個稚嫩而認真的小女生守在門口,於是一名電影公司的姐姐問她:我們公司做的都是《追殺比爾》,《芝加哥》這樣的電影,有沒有興趣來公司上班?

陳以芳在電影院門口得到了入電影這行的機會,這是人生大富翁的第一張機會牌,她走進了與電影交互的命運裡。

陳以芳2003年入行時,正逢台灣電影近年來發展的低點。儘管不斷有作品在國際影展受到肯定,但市場厭倦了國片只是「用來得獎」卻無法「闔家觀賞」。 直到2008年《海角七號》一舉創下5.3億台幣的票房紀錄,給了台灣本地電影人莫大的鼓舞。因為它意味著台灣的本土文化、審美也能被觀眾認可。



作品有沒有潛力拍成一部叫好叫座的戲?在以往的電影產製流程裡,是依靠監製、導演這類資深電影人的「眼光」。看得準的,就叫「大師」或者「金牌製片」。但怎麼能看得準?可能連他們自己都說不上來。

陳以芳入行之初一路都從事行銷(營銷)工作,2013年一位華語片監製找她加入北京新成立的電影公司,於是她拿起第二張機會牌,走入北京的電影圈。對陳以芳而言,這十年在台灣的電影工作經驗,給了她完整的傳統工序訓練,也是她後來獨立創業最珍貴的能力。但這時候,她自己還不是那麼清楚。

她形容:在台灣做的是「一單一單的生意」; 到了北京,資本的挹注,讓她過去學到的電影工序,開始體系化,規模化,商業化。

讓她更振奮的是,她在北京創業圈感受到的氣氛:創業的目標是改變世界、創業家能白手起家促使階級流動、人人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夢想。

在北京五年後,陳以芳萌生了自己創業的念頭,「做電影的巔峰就兩種路線,一種是導演,走創作的路線; 一種是製片人,需要的是從項目原點、到資源盤整,再到後續把控一切的能力。我只能走製片人這條路。」

如何讓自己和別的創業者不一樣?陳以芳提出了「藉數據協助IP」這個關鍵詞。IP指的是「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在影視業裡,特別指的是一部影視作品最初的文本,它可能是已經成形的劇本,或者還只是一部小說、一本漫畫,甚至一篇新聞報導

這些作品有沒有潛力拍成一部叫好叫座的戲?在以往的電影產製流程裡,是依靠監製、導演這類資深電影人的「眼光」。看得準的,就叫「大師」或者「金牌製片」。但怎麼能看得準?可能連他們自己都說不上來。因為這是十幾、甚至幾十年在電影圈摸爬滾打累積出來的綜合能力。有人視為不傳之秘,但事實上,這能力也無法「傳」。

有看得準的,自然也有看不準的。但對影視這種以百萬為投資單位的產業,「準」與「不準」之間的風險,令人難以承受。究竟有沒有方法降低這樣的風險呢?陳以芳相信「有」,這構成了她創業的核心理念。

在她的計畫書裡,陳以芳把電影的製作生產流程,歸納成從「研究」到「放映」共七個階段的循環體系:

端傳媒設計部

例如在電影開拍前的研究階段,製作團隊會問這個主題的「目標受眾是誰?」「主要受眾的性別?年齡層?居住地區?收入層級?」「偏好什麼題材?」

到影片拍成,辦試映會後,製作單位會歸納「試片觀眾喜歡的元素是什麼?愛情?友情?男主角?或者其它?」

影片公映後,製作單位要做出口調查,確認觀眾實際的觀影經驗和之前的調查一致。

一位投資人甚至直白向陳以芳,他一直以來的原則是「三不投」:「不投女人」、「不投企業高管」和「不投台灣人」 。

其實在傳統電影工業裡也是依這個體系運行,但陳以芳利用現成的數據庫 —— 例如線上影音平台的觀影紀錄,在每一個階段都用不同的數據工具調查、研究。陳以芳的工作哲學是:「先從60分的作品開始,每一次進步5分,在做中錯,錯中學。」她形容自己是把「天才做決定的方法從腦袋中提取出來,進而標準化」,「用數據取代了天才的直覺」。

天使輪投資人,看的是創始人「如何說一個創業故事」。但除了一般必經的程序外,這圈裡還有一些若有似無的「潛規則」—— 一位投資人甚至直白向陳以芳,他一直以來的原則是「三不投」:「不投女人」、「不投企業高管」和「不投台灣人」 。

陳以芳轉述,之所以「不投女人」,是因為女性少見堅強,但在中國大陸的創業團隊大都需要一位強人領導。「不投企業高管」則是因為如果創業人曾經擔任高管職務,往往不擅長上第一線找錢找資源。

此外,陳以芳接觸的大陸創業圈對台灣人有種刻板印象:格局較小 、行事保守 、不敢Dream big。陳以芳自己內心清楚,處在北京的文娛產業裡,自己最嚴重的弱點在於:失根危機連帶使命感不足,這個不可言說的原因或許是內心最大的阻礙。使她無法達到創業的高標準:全力以赴,欠債、借款在所不惜。

面對這「三不投」,陳以芳感受複雜。她說平心而論,在北京工作的五年裡,自己在市場上一邊看到中國影視作品從數量、票房、再到質量上的飛躍,對照著內容審查環境在這兩年的緊縮所造成的高度不確定性。身在其中,陳以芳衷心佩服在大陸以「70後」為首的電影圈中堅力量。在她看,這是一批真心想要出世界級的作品的工作者。這樣的使命感,讓他們在競爭環境和政治審查的雙重壓力下,找到空隙努力創作結果。

舉個例子,2018年4月,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直指廣電節目需遵循「小成本、大情懷、正能量」三項原則,暑期檔票房冠軍《我不是藥神》的成功,在傳播上就成功地為這條原則背了書,充分展現了「小、正、大」如何做到又叫好又叫座。

陳以芳坦言,《我不是藥神》值得欽佩,卻不是自己能夠開發出來的作品。創作要能動人,必須先使創作者信服題材,願意為它賣命,就像所有觀眾在《賽德克巴萊》看到的魏德聖。市場競爭和政治環境,阻止不了這塊土地上長出的電影人,拼命想留下好作品。但讓島嶼來的北漂女子的挑戰在於:如何在同一塊土地上,逃離「水土不服」、「不接地氣」的緊箍咒。

不過陳以芳終究先後獲得了兩位投資人的支持。數據、IP,孵化,這些關鍵詞在兩岸影視從業者的語境中都不陌生,但難得的是她能在一個高速發展中的電影市場,坐在互聯網影業高管的位置上,拿著足夠的預算去用大數據和小數據(調研數據)實踐她的理念。

台灣十年,北京五年,十五年的積累替陳以芳兑換了一張新的機會: 投資人的天使資金。

台灣十年,北京五年,十五年的積累替陳以芳兑換了一張新的機會: 投資人的天使資金。插畫:Rosa Lee

「懂營銷也了解製作、懂傳統電影和好萊塢 、熟悉兩岸電影圈、熟悉傳統電影工序也熟悉互聯網工具」這是一位業界人士對陳以芳的形容。這意味著除了「用數據搭體系」的構想能夠成功對接新的技術發展趨勢外,更重要的是她過去十五年在電影行業的鍛鍊。電影是個有固定「圈子」的行業,在不在這裏個「圈子」裡,決定了投資人對創業者的信心。許多人向投資人提案時口若懸河,但陳以芳不是大言炎炎那種型,而是更多地用她的經歷向投資人證明,自己是個靠譜的、「電影圈子裡」的人。

台灣十年,北京五年,十五年的積累又兑換了一張新的機會: 投資人的天使資金。



「創業是個無限放大你長處和短板的過程,而短版的無限放大,真的讓我非常痛苦和挫敗。」

但陳以芳坦白說,決定投身創業,內心不可能不糾結:

「自己是否能夠為一撥人的生計負責?」

「當老闆的人,要找錢盤資源,自己原本都在核心資源圈裡,是不是真的能彎下腰低頭求人?」

「真的要放棄在大公司間跳槽,拿到唾手可及的百萬人民幣年薪嗎?」

「在北京創了業,是不是真的放棄回台灣,放棄嫁人生子這條路?」

最後其實就是一念之間,陳以芳心一橫,想起朋友的一句話:「哈利波特也沒有想過當哈利波特。」除了想留下些好作品的初衷,陳以芳也坦白,這裏頭還有「希望被人羨慕」的嚮往:500萬人民幣投資的輕鬆入袋,穿起「創始人」的頭銜,也引動家鄉許多人對於「北京電影夢」的想像。

「不要害怕把投資人的錢花光,留下什麼不一樣的在自己身上。」此時,她想起一位前輩監製的鼓勵。

陳以芳的第一桶金拿得順遂,但時間到了2018年8月,她的影業公司成立十個月,陳以芳此時受訪時,不斷地用「痛苦」來形容創業的過程。「創業是個無限放大你長處和短板的過程,而短版的無限放大,真的讓我非常痛苦和挫敗。」她說。

痛苦的原因在於,許多影視老江湖擅長攢局組團隊拍片,先產出作品好尋找下一輪資金。但陳以芳走了另一條路,她用天使輪五百萬的第一桶金,搭建了一個自己向投資人描繪的、理想中的影業體系。

但僅僅是但只搭建了這套體系,公司人事成本的笨重和龐大支出,就讓五百萬資金捉襟見肘。開發作品的進度嚴重落後。直到今年八月,她的第一部網絡電影開拍,但開拍前投資這部電影投資人萌生撤資念頭,陳以芳被逼得只能二選一:

第一,剩下的公司資金全部投入投入拍片,換得一部作品完成。但代價是公司之後將付不出工資,就地解散。

第二,放棄開拍,繼續用剩下的資金運營公司,苟延殘喘等待公司的再次融資。然而,一個沒有作品問世的影業公司,要如何立足市場?更現實的是,天使輪用故事和商業模式就能打動投資人,進入A輪,投資方就必須見到商業模式被印證。沒有作品問世,如何有談資融錢,讓公司繼續存活?

在決策臨界點的那一天,陳以芳上午還在跟項目方的金主博弈,期待用更多讓利,讓金主回頭; 下午,還要不動聲色地進組開會,選擇拍攝場地。 她看著這些用人情刷臉來到北京工作的台灣製作團隊,覺得非常痛苦:如果下一秒她宣布停止項目,那麼眼前這些人的努力將都化為烏有,而這些台灣老江湖願意還沒收款就拼命幹活,對陳的信任顯得情深義重,卻也無比沉重。

雖然最後用更多讓利條件讓投資人迴心轉意,陳以芳公司的首部電影將順利開拍,2018年年底上映。但資本市場的殘酷,讓陳以芳不敢再有太多的期待,只希望這部作品能在市場上留下痕跡,在靠著點擊量和視頻平台分成的市場上,做到成本回收並且營利。

左手難關過了,公司的第二輪融資又是生死攸關,潛在金主在影視環境收縮下收手,剩下的資金只夠公司再運轉兩個月。陳以芳說說:「我需要提前跟我的團隊說(解散的可能性),跟著我的都是很好的人,需要提前幫人家做打算。

在決策臨界點的那一天,陳以芳上午還在跟項目方的金主博弈,期待用更多讓利,讓金主回頭。

在決策臨界點的那一天,陳以芳上午還在跟項目方的金主博弈,期待用更多讓利,讓金主回頭。插畫:Rosa Lee

「如果回到一年前,你還會選擇創業嗎?」

陳以芳毫不猶豫地笑著回答:「 不會。我會去大公司當高管,去拿百萬年薪。創業需要賭徒性格,看著目標孤注一擲,過程中橫屍遍野也再所不惜; 可能是我太矯情做不到一將功成萬骨枯,又或者是對為了什麼而戰還不清晰……」

陳以芳的電影完成了,但她自己的「北漂女子創業記」還沒有結束。她受訪時曾經自嘲:「如果我將來成功了,現在就是一段佳話; 如果失敗了,現在就變成了一段笑話。」

「中年」、「女性」、「台灣」、「北京」、「電影」,種種疊加在她身上的符號,讓看戲的觀眾自動帶入不同的期待。在台灣,有一種主流論述期待的故事是鍍金的中國夢,但陳以芳會以多年北京的工作經驗誠實地告訴你:

「只有在台灣做到頂尖,來了北京才可能對接到門當戶對的頂級資源; 只有做出台灣特色的作品,才會有差異化優勢,才能在華語圈發光,在世界發光。」

陳以芳繼續用著很台式的姿態在北京奔跑著,在中國創業的美妙之處或許就在:只要你還在奔跑,你的結局就還沒有定型。只是,故事要停在哪一刻,才算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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