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P、大數據：一位台灣女子的北京電影夢

「你在一家小餐廳裡，向一位師父學了一身做菜的本事。如果有一天你決定自己出來開店，而且是連鎖餐廳，你一定要把腦袋裡的知識取出來，更重要的是，把它『標準化』......用數據體系代替人為判斷，就可以降低風險......。」

這是去年年底在台北的一場活動，陳以芳(化名)在台上介紹自己在北京剛啟動的創業項目：「如何藉數據協助IP」。台下有幾十雙求知若渴的眼神，大多是台灣影視從業者。陳以芳在北京創業不到一年，第一次在台北出席公開講座，看在家鄉同行的眼裡，她正代言著某種「中國夢」。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她剛拿到天使輪投資。這樣的成績，特別會讓台下的聽眾羨慕嗎？她頓了一下，小心翼翼回答：「應該說，大家太好奇了吧，太好奇在北京電影圈工作的樣貌，也非常希望透過我，對接到大陸這裏的頂級資源」。講座結束後，立刻有人積極地攀談，拍胸脯保證，能為她的團隊補齊不同能力的好手、願意一起到北京打拼。

陳以芳是一位從台灣「北漂」，在北京發展五年多的電影人。她的身形高瘦單薄充滿少女感，讓人很難聯想已經年近40。臉上不笑時被形容有張「神似陸明君的高級臉」。但當她笑起來又能遞送出對人的信賴，在她全副武裝在北京扮演著精明幹練電影圈高管的角色時，這種被稱為「台北女生的笑容」，時不時就會被辨認出來。

決定自己創業前，陳以芳有超過10年的華語電影工作經驗。一同工作的夥伴有號稱「華人世界第一」的監製、台灣「國民導演」和一團知名樂團。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影業做到高管後，順著資本的風口在北京創業，自己開辨一家影業公司。以往她常自嘲是「幕僚型人才」、「成功人士背後的女人」，但創業迫使她用「公司第一代言人」的身份走上台前拚搏。

怎麼走上電影這一行的？大學讀歷史的陳以芳回憶，大學畢業那年，她四處投簡歷，之後成為一部歌舞紀錄片的工讀生，負責守在影院門口讓觀眾填問卷。這是一部好片，一些影視圈人士兩、三次進場，發現都是同一個稚嫩而認真的小女生守在門口，於是一名電影公司的姐姐問她：我們公司做的都是《追殺比爾》，《芝加哥》這樣的電影，有沒有興趣來公司上班？

陳以芳在電影院門口得到了入電影這行的機會，這是人生大富翁的第一張機會牌，她走進了與電影交互的命運裡。

陳以芳2003年入行時，正逢台灣電影近年來發展的低點。儘管不斷有作品在國際影展受到肯定，但市場厭倦了國片只是「用來得獎」卻無法「闔家觀賞」。直到2008年《海角七號》一舉創下5.3億台幣的票房紀錄，給了台灣本地電影人莫大的鼓舞。因為它意味著台灣的本土文化、審美也能被觀眾認可。  

作品有沒有潛力拍成一部叫好叫座的戲？在以往的電影產製流程裡，是依靠監製、導演這類資深電影人的「眼光」。看得準的，就叫「大師」或者「金牌製片」。但怎麼能看得準？可能連他們自己都說不上來。

陳以芳入行之初一路都從事行銷(營銷)工作，2013年一位華語片監製找她加入北京新成立的電影公司，於是她拿起第二張機會牌，走入北京的電影圈。對陳以芳而言，這十年在台灣的電影工作經驗，給了她完整的傳統工序訓練，也是她後來獨立創業最珍貴的能力。但這時候，她自己還不是那麼清楚。

她形容：在台灣做的是「一單一單的生意」; 到了北京，資本的挹注，讓她過去學到的電影工序，開始體系化，規模化，商業化。

讓她更振奮的是，她在北京創業圈感受到的氣氛：創業的目標是改變世界、創業家能白手起家促使階級流動、人人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夢想。

在北京五年後，陳以芳萌生了自己創業的念頭，「做電影的巔峰就兩種路線，一種是導演，走創作的路線; 一種是製片人，需要的是從項目原點、到資源盤整，再到後續把控一切的能力。我只能走製片人這條路。」

如何讓自己和別的創業者不一樣？陳以芳提出了「藉數據協助IP」這個關鍵詞。IP指的是「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在影視業裡，特別指的是一部影視作品最初的文本，它可能是已經成形的劇本，或者還只是一部小說、一本漫畫，甚至一篇新聞報導。

這些作品有沒有潛力拍成一部叫好叫座的戲？在以往的電影產製流程裡，是依靠監製、導演這類資深電影人的「眼光」。看得準的，就叫「大師」或者「金牌製片」。但怎麼能看得準？可能連他們自己都說不上來。因為這是十幾、甚至幾十年在電影圈摸爬滾打累積出來的綜合能力。有人視為不傳之秘，但事實上，這能力也無法「傳」。

有看得準的，自然也有看不準的。但對影視這種以百萬為投資單位的產業，「準」與「不準」之間的風險，令人難以承受。究竟有沒有方法降低這樣的風險呢？陳以芳相信「有」，這構成了她創業的核心理念。

在她的計畫書裡，陳以芳把電影的製作生產流程，歸納成從「研究」到「放映」共七個階段的循環體系：

例如在電影開拍前的研究階段，製作團隊會問這個主題的「目標受眾是誰？」「主要受眾的性別？年齡層？居住地區？收入層級？」「偏好什麼題材？」

到影片拍成，辦試映會後，製作單位會歸納「試片觀眾喜歡的元素是什麼？愛情？友情？男主角？或者其它？」

影片公映後，製作單位要做出口調查，確認觀眾實際的觀影經驗和之前的調查一致。

一位投資人甚至直白向陳以芳，他一直以來的原則是「三不投」：「不投女人」、「不投企業高管」和「不投台灣人」。

其實在傳統電影工業裡也是依這個體系運行，但陳以芳利用現成的數據庫 —— 例如線上影音平台的觀影紀錄，在每一個階段都用不同的數據工具調查、研究。陳以芳的工作哲學是：「先從60分的作品開始，每一次進步5分，在做中錯，錯中學。」她形容自己是把「天才做決定的方法從腦袋中提取出來，進而標準化」，「用數據取代了天才的直覺」。

天使輪投資人，看的是創始人「如何說一個創業故事」。但除了一般必經的程序外，這圈裡還有一些若有似無的「潛規則」—— 一位投資人甚至直白向陳以芳，他一直以來的原則是「三不投」：「不投女人」、「不投企業高管」和「不投台灣人」。

陳以芳轉述，之所以「不投女人」，是因為女性少見堅強，但在中國大陸的創業團隊大都需要一位強人領導。「不投企業高管」則是因為如果創業人曾經擔任高管職務，往往不擅長上第一線找錢找資源。

此外，陳以芳接觸的大陸創業圈對台灣人有種刻板印象：格局較小、行事保守、不敢Dream big。陳以芳自己內心清楚，處在北京的文娛產業裡，自己最嚴重的弱點在於：失根危機連帶使命感不足，這個不可言說的原因或許是內心最大的阻礙。使她無法達到創業的高標準：全力以赴，欠債、借款在所不惜。

面對這「三不投」，陳以芳感受複雜。她說平心而論，在北京工作的五年裡，自己在市場上一邊看到中國影視作品從數量、票房、再到質量上的飛躍，對照著內容審查環境在這兩年的緊縮所造成的高度不確定性。身在其中，陳以芳衷心佩服在大陸以「70後」為首的電影圈中堅力量。在她看，這是一批真心想要出世界級的作品的工作者。這樣的使命感，讓他們在競爭環境和政治審查的雙重壓力下，找到空隙努力創作結果。

舉個例子，2018年4月，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直指廣電節目需遵循「小成本、大情懷、正能量」三項原則，暑期檔票房冠軍《我不是藥神》的成功，在傳播上就成功地為這條原則背了書，充分展現了「小、正、大」如何做到又叫好又叫座。

陳以芳坦言，《我不是藥神》值得欽佩，卻不是自己能夠開發出來的作品。創作要能動人，必須先使創作者信服題材，願意為它賣命，就像所有觀眾在《賽德克巴萊》看到的魏德聖。市場競爭和政治環境，阻止不了這塊土地上長出的電影人，拼命想留下好作品。但讓島嶼來的北漂女子的挑戰在於：如何在同一塊土地上，逃離「水土不服」、「不接地氣」的緊箍咒。

不過陳以芳終究先後獲得了兩位投資人的支持。數據、IP，孵化，這些關鍵詞在兩岸影視從業者的語境中都不陌生，但難得的是她能在一個高速發展中的電影市場，坐在互聯網影業高管的位置上，拿著足夠的預算去用大數據和小數據(調研數據)實踐她的理念。

台灣十年，北京五年，十五年的積累替陳以芳兑換了一張新的機會: 投資人的天使資金。

「懂營銷也了解製作、懂傳統電影和好萊塢、熟悉兩岸電影圈、熟悉傳統電影工序也熟悉互聯網工具」這是一位業界人士對陳以芳的形容。這意味著除了「用數據搭體系」的構想能夠成功對接新的技術發展趨勢外，更重要的是她過去十五年在電影行業的鍛鍊。電影是個有固定「圈子」的行業，在不在這裏個「圈子」裡，決定了投資人對創業者的信心。許多人向投資人提案時口若懸河，但陳以芳不是大言炎炎那種型，而是更多地用她的經歷向投資人證明，自己是個靠譜的、「電影圈子裡」的人。

台灣十年，北京五年，十五年的積累又兑換了一張新的機會: 投資人的天使資金。  

「創業是個無限放大你長處和短板的過程，而短版的無限放大，真的讓我非常痛苦和挫敗。」

但陳以芳坦白說，決定投身創業，內心不可能不糾結：

「自己是否能夠為一撥人的生計負責？」

「當老闆的人，要找錢盤資源，自己原本都在核心資源圈裡，是不是真的能彎下腰低頭求人？」

「真的要放棄在大公司間跳槽，拿到唾手可及的百萬人民幣年薪嗎？」

「在北京創了業，是不是真的放棄回台灣，放棄嫁人生子這條路？」

最後其實就是一念之間，陳以芳心一橫，想起朋友的一句話：「哈利波特也沒有想過當哈利波特。」除了想留下些好作品的初衷，陳以芳也坦白，這裏頭還有「希望被人羨慕」的嚮往：500萬人民幣投資的輕鬆入袋，穿起「創始人」的頭銜，也引動家鄉許多人對於「北京電影夢」的想像。

「不要害怕把投資人的錢花光，留下什麼不一樣的在自己身上。」此時，她想起一位前輩監製的鼓勵。

陳以芳的第一桶金拿得順遂，但時間到了2018年8月，她的影業公司成立十個月，陳以芳此時受訪時，不斷地用「痛苦」來形容創業的過程。「創業是個無限放大你長處和短板的過程，而短版的無限放大，真的讓我非常痛苦和挫敗。」她說。

痛苦的原因在於，許多影視老江湖擅長攢局組團隊拍片，先產出作品好尋找下一輪資金。但陳以芳走了另一條路，她用天使輪五百萬的第一桶金，搭建了一個自己向投資人描繪的、理想中的影業體系。

但僅僅是但只搭建了這套體系，公司人事成本的笨重和龐大支出，就讓五百萬資金捉襟見肘。開發作品的進度嚴重落後。直到今年八月，她的第一部網絡電影開拍，但開拍前投資這部電影投資人萌生撤資念頭，陳以芳被逼得只能二選一：

第一，剩下的公司資金全部投入投入拍片，換得一部作品完成。但代價是公司之後將付不出工資，就地解散。

第二，放棄開拍，繼續用剩下的資金運營公司，苟延殘喘等待公司的再次融資。然而，一個沒有作品問世的影業公司，要如何立足市場？更現實的是，天使輪用故事和商業模式就能打動投資人，進入A輪，投資方就必須見到商業模式被印證。沒有作品問世，如何有談資融錢，讓公司繼續存活？

在決策臨界點的那一天，陳以芳上午還在跟項目方的金主博弈，期待用更多讓利，讓金主回頭; 下午，還要不動聲色地進組開會，選擇拍攝場地。她看著這些用人情刷臉來到北京工作的台灣製作團隊，覺得非常痛苦：如果下一秒她宣布停止項目，那麼眼前這些人的努力將都化為烏有，而這些台灣老江湖願意還沒收款就拼命幹活，對陳的信任顯得情深義重，卻也無比沉重。

雖然最後用更多讓利條件讓投資人迴心轉意，陳以芳公司的首部電影將順利開拍，2018年年底上映。但資本市場的殘酷，讓陳以芳不敢再有太多的期待，只希望這部作品能在市場上留下痕跡，在靠著點擊量和視頻平台分成的市場上，做到成本回收並且營利。

左手難關過了，公司的第二輪融資又是生死攸關，潛在金主在影視環境收縮下收手，剩下的資金只夠公司再運轉兩個月。陳以芳說說：「我需要提前跟我的團隊說（解散的可能性），跟著我的都是很好的人，需要提前幫人家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