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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也能改變社會?他們的深水埗街頭巷尾實驗

深水埗生活環境狹窄,公共空間成為基層居民社交與喘息之地,卻又顯得特別匱乏。我們該做些什麼,才能讓手推車不會撞上貨車?該如何參與,才能推動改變?


一行22位背景各異的年輕人走進深水埗,出於對基層的關心,也源自對偏重汽車的城市設計和社區營造的挑戰與想像。「行多步實驗室」成員:城市設計師Hermion、社工阿徐與社工阿霖。 攝:林振東/端傳媒
一行22位背景各異的年輕人走進深水埗,出於對基層的關心,也源自對偏重汽車的城市設計和社區營造的挑戰與想像。「行多步實驗室」成員:城市設計師Hermion、社工阿徐與社工阿霖。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8年酷夏一個周五的下課時間,深水埗東沙島街一間小學外的行人道變身遊樂實驗場。

進行實驗的年輕人沒有穿白袍,也沒有戴眼罩,只有汗流浹背地蹲在地上拼拼貼貼:把整條70米長的街道舖成大富翁桌遊式跳飛機,在欄杆安裝上電流急急棒、過三關等裝置遊戲,地面擺放著層層疊;原有的小型休憩處,則掛上從旁邊「棚仔布市場」帶來的彩布製成乘涼帳篷,沿路排了數張流動休息椅,整個氛圍頓時變得繽紛佻皮起來。

放學的孩子看到街道「升格」變成樂園,不再嚷著要趕回家看電視,逕自沿著這些遊戲蹦蹦跳跳,邊玩耍邊笑哈哈,大人們則安心坐在「棚仔布」遮蔭亭下觀看,校長和老師都一塊兒走出來湊熱鬧。

除了上下課時段,這條巷尾平日大多杳無人煙,反而是遛狗人士常常遺下狗糞,令人頭痛不已。校長驚嘆說,自從街道變得有趣後,使用者的眼光不一樣了,可能是懂得愛惜美化街道的心思,變得自律、有責任感,狗糞亦隨之不見蹤影。

改變始於想像。校園外的一條本來沒甚吸引力的通道(Passage),在眾人發揮創意後,搖身一變成為充滿玩味和凝聚力的地方(Place),深水埗的學童和家長、甚至校長和老師,因為眼前感受到的不同,打破了對街道的刻板定義,也打開了對連結兒童玩樂與街道空間的想像。

2018年夏天一個周五的下課時間,深水埗東沙島街一間小學外的行人道變身遊樂實驗場。

2018年夏天一個周五的下課時間,深水埗東沙島街一間小學外的行人道變身遊樂實驗場。圖片來源:「創不同」 社會創新實驗室 via Facebook

不止東沙島街,深水埗數個街區也在這個夏天上演著改造街道的戲碼,包括在過路處設立隨交通燈號轉變的地面LED燈裝置,引起路人對馬路虎口的警覺;在路上劃出優先通道,讓區內的拾荒者和運送工人不必與路人你推我擠,順利安全到達目的地。

這些街道實驗都是一群只認識了數個月的市民在彼此碰撞下誕生,雖然結果未有大鳴大放的震撼,但他們付諸的一小步,象徵著由下而上的公民希望與動力:具有專業背景的市民願意投身公共事務,將專業下放到社區群體;不同身位的人能夠互補不足,構成完整全面的社區營造隊伍;社區有容許創意、嘗試和失敗的土壤和氣候,讓居民初嘗改變的滋味,感受不一樣的可能。

公共空間成為深水埗基層喘息之地

近年,活化街道開始成為社區營造的主流概念之一。確保車流順暢和交通安全為上的傳統道路運作邏輯,在全球各地開始不合時宜,交通設計不應只是服務汽車,也要引入社區營造的元素:小街區裏的道路轉化成由群眾自行設計及管理的公共空間,調整道路的空間布局以容許更多汽車以外的使用者,讓社區能享有更多元、富趣味和凝聚力的公共空間,同時減低空氣污染與交通傷亡的損害。

深水埗作為實驗的基地,相比凡事井井有條的新市鎮,其舊區肌理造就有利社區實驗的土壤:居民懂得充分利用家居以外的公共空間,例如街道、後巷和店舖,自成一套人性化的社區網絡和運作機制,由北河街到桂林街,擁有不少讓行人、社群生活能與汽車看齊的街道環境。

深水埗的學童和家長、甚至校長和老師,因為眼前感受到的不同,打破了對街道的刻板定義,也打開了對連結兒童玩樂與街道空間的想像。

深水埗的學童和家長、甚至校長和老師,因為眼前感受到的不同,打破了對街道的刻板定義,也打開了對連結兒童玩樂與街道空間的想像。圖片來源:「創不同」 社會創新實驗室 via Facebook

這裏也是香港基層僅有能較自主尋生的城市空間——窮人前來尋找便宜的棲身之所,也在這個密集舊區裏鑽探求生與鄰里支援的機會。每晚凌晨,不少人在行人路和車路上擺攤售賣舊衣舊物。據2016年香港政府統計,深水埗擁有全港最高貧窮率(24.6%),同時這裏的人口老年化嚴重,每六位居民之中,便有一位是60歲以上。

深水埗劏房眾多,生活環境狹窄,公共空間成為基層居民社交與喘息之地,卻又顯得特別匱乏。居民多會駐足行人道,街店繁囂生意擠擁人流,加上為賺錢推著車拾紙皮鋁罐的年邁長者,以及滿街跑搬送貨物的工人,狹窄的行人道空間更加不敷應用;但是,不少街道空間卻秏用在行車線與泊位之上。

深水埗空氣質素更是全港數一數二的差,以路邊污染物二氧化氮(Nitrogen Dioxide,簡稱NO2)為例,在全港一般監測站之中位列第二。深水埗的街道環境,似乎還有不少問題有待解決。

一行22位背景各異的年輕人走進深水埗,希望改善這些情況。從駐守深水埗的社工、在區內經營文創空間的設計師、土木工程師、城市設計師、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學生到大學研究員,出於對基層的關心,也源自對偏重汽車的城市設計和社區營造的挑戰與想像,參加了由香港非牟利機構創不同(Make a Difference,簡稱MaD)舉辦的「行多步實驗室」(Healthy Street Social Lab)。

類似的社會創新實驗室在香港可算是新鮮事-行動以實驗形式,每次與一個政府部門合作,鼓勵市民主動走入相關議題之中,在民、官、商三方協作下參與制定政策,從用家角度察現問題的癥結,並提出實驗形式的解決方案,實踐由下而上的政策建議。

2016年「非常()德」行動成功推動為期六小時的公共空間實驗,作為推動改善空氣污染、紓緩交通擠塞、顛覆以車為本城市規劃的在地試驗。

2016年「非常()德」行動成功推動為期六小時的公共空間實驗,作為推動改善空氣污染、紓緩交通擠塞、顛覆以車為本城市規劃的在地試驗。圖片來源:行德 Walk DVRC via Facebook

實驗平台亦包括曾於2016年將德輔道中轉化成電車步行街的民間團體健康空氣行動。運輸署亦受邀成為官方伙伴,也請了數位前線交通工程師加入,同時為政府目前進行的《提升香港易行度顧問研究》收集公眾意見。

從今年三月開始,參加者將近每個周末,都會走到MaD的長沙灣會址、以至深水埗的街道和社區中心,開展改造街道的社區實驗旅程。

死巷翻身變成遊樂場

居民與社區是實驗的基礎。成員阿徐與阿霖同是在深水埗駐守的社工,多年結伴投入社區發展,既是手足也是兄弟。因為工作的緣故,他們非常熟絡區內的居民網絡,早在實驗項目開始之前已埋首致電街坊,邀請他們出席居民意見會。這班街坊都是他們日常協助的基層對象,要費盡唇舌講解實驗室的背景與用意,邀他們抽空當社區嚮導。雖然花了他們不少心力,但他們卻非常雀躍和投入,慶倖有這個難得的機會。

在阿霖看來,街坊參與正正是社區營造的重要成分。單有社工的組織街坊並不夠,擁有專業知識的市民提供想法和協助實踐、互補不足,才能成為居民充權的催化劑。

「做社區發展的社工會從街坊的生活需要切入,鼓勵他們參與社區事務。像這些項目,有專業背景的市民『落地』是好事,與街坊同聲同氣,也帶領著街坊,讓他們的聲音和想法轉化成實質改變,覺得自己有權有能力改變社會,其實也是居民充權。」阿霖解釋。

在兩位社工的推動下,不同年紀與背景的深水埗居民抽空出席了居民會。媽媽和小孩、退休人士、投身社會不久的年輕人,都傾力帶領實驗室成員穿梭社區,從講解自身生活處境開始,沿著日常路線分享他們路上的即時反應和感受。

實驗團隊沿著居民給予的線索,走進社區做田野考察,基於各人的專長和興趣,逐漸兵分三路,定立了實驗方案的雛型,包括在東沙島街上一所小學外頭營造富有趣味性的玩樂街道;嘗試為醫局街進行「道路瘦身」(Road Diet),透過收窄及重整原本筆直廣闊的四條行車線,就像外國在市區劃設的單車專道,為拾荒者與清潔工建立優先使用的通道;最後一個方案擬於欽州街與長沙灣道交界設立對角過路處(Diagonal Crossing),撥出供四面行人的專用過路時間,減低被車輛撞傷的風險。

「道路瘦身」意念是透過收窄或減少車道數目和空間、改劃路上的空間布局(1),重新分配不同道路使用者的空間,以達到擴闊行人路、增設單車道、減低車效以至交通傷亡的效果(2-6)。

「道路瘦身」意念是透過收窄或減少車道數目和空間、改劃路上的空間布局(1),重新分配不同道路使用者的空間,以達到擴闊行人路、增設單車道、減低車效以至交通傷亡的效果(2-6)。圖:Urban Street Design Guid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對角過路處的設計尤其適用於行人流量龐大的位置,綠燈期間容許行人從四面方向同時過路,其時所有車輛靜候等待,從而減少行人與車輛相撞的機會。

對角過路處的設計尤其適用於行人流量龐大的位置,綠燈期間容許行人從四面方向同時過路,其時所有車輛靜候等待,從而減少行人與車輛相撞的機會。圖:Crossing Types, Global Designing Cities Initiative

依據商議好的方向,三個實驗小隊馬不停蹄各展所長:擅於溝通的成員落區拜訪店舖及學校等社區持分者,也跟著拾荒者一起推著沉甸甸的垃圾車穿梭街巷;擅於分析的成員專注研究政策,有製圖技巧的規劃師及設計師準備概念藍圖及排版,擅長執筆的成員則負責撰寫不同版本的文案。

東沙島玩樂街道是由城市設計師Hermion提議發起,她從居民會上的女孩理解到,每天她趕上學、補習和回家,路途都是匆匆忙忙,從來沒駐足細看、與社區交集的機會。通曉繪圖與城市環境設計的她,認為街道其實就是最好的連結點:讓它變得好玩的地方,對學業繁重的學童身心以至深水埗的社區營造都有很大裨益。

「在香港,不少學校都是位處這些崛頭巷(死巷),車輛較少也較安全,適合改造成學童的遊樂場所。」Hermion說道。她與伙伴聽取小孩和家長對遊戲設計的意見,並將之變成真實的空間分布和設置,例如把整條街道舖成大富翁式跳飛機、讓欄杆成為過三關裝置遊戲等。

在第一次實驗進行期間,恰巧經過的校長覺得方案非常有趣,開始向校內宣傳,並在第二次實驗中找來老師義務幫忙,在表示支持的同時,也希望從中取經,探看校方未來自行舉辦類似活動的可能性。

難以擺脫車輛為本的思維

至於道路瘦身和對角路口方案,更是實驗團隊藉著與運輸署合作的契機,挑戰香港通路設計的固有邏輯,嘗試加重馬路設計對行人的考慮。他們所要改動的不止是路面上的設置,更是隱藏其中的交通工程準則。 原本這些工程術語和規例都傾向封閉,普通市民和實驗團隊難以理解,運輸署前線交通工程師的參與和專業協助,就起了關鍵作用。

每年大至渣打馬拉松,小至封路修渠,不論大街或小巷,任何道路改動都必須通過臨時交通管理建議方案(Temporary Traffic Management Plan/Arrangement),經由運輸署和警方審批。

專業工程文件以道路安全與車流暢通為原則,但礙於現有制度下,同時成為隔絕民間創意的緊箍咒——這些申請文件必須要由交通工程顧問撰寫,動輒十數萬港元顧問費不等,民間要自資籌備可謂非常艱巨。除了區議會慣常支持的廟會巡遊、嘉年華和投資額龐大的全城盛事外,一般由民間發起的街道改造方案,亦沒有清晰的官方申請渠道可循。

航拍深水埗東沙島街的實驗場。

航拍深水埗東沙島街的實驗場。圖片來源:「創不同」 社會創新實驗室 via Facebook

尤其在轉化馬路、活化街道的進路上,沒有迎合發展趨勢的政策與制度,與民眾創新倡議可謂是「牛頭不搭馬咀」。但這次社區實驗有運輸署前線工程師參與,就能與市民直接對話,明白他們的意見以及出發點,同時也能向對方解釋前線的考慮及制肘。工程師根據團隊的意念與方案細節,結合《運輸規劃及設計手冊》(運輸業界內的最高指導原則手冊)上的專業知識協助推展民間方案,在申請圖則上協助畫成一個個路牌、一條條行車線的改動位置,嘗試翻譯成制度可執行和理解的技術措施。

這兩個馬路小手術早有不少外國成熟案例,例如紐約市2014年起就推出Vision For Zero(零交通事故願景項目),為市內多個路段進行瘦身,以道路工程技術改善道路安全環境;對角路口亦在多個國際城市的繁囂市區誕生,例子包括東京涉谷和倫敦牛津街。

然而,目前香港的城市設計、以至交通工程仍然難以擺脫車輛為本的思維,從多年來「只聞樓梯響」的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到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推行十多年後終被殺街的事件可見一斑。目前官方對「創新」的道路設計實驗還是抱有保留,未敢真正「行多步」。由警方以至運輸署其他技術部門等前線,在缺乏政策局層面的指引、無本地先例可循之下,對創新實驗持保守態度。對政府部門而言,他們不是不清楚路面車輛越來越多、影響街道質素的事實,只是小小的道路改動也怕會觸發接二連三的投訴與反彈。

距離實驗只有約一個月倒數,構思對角路口與道路瘦身實驗的團隊無法克服政府部門的憂慮,唯有不停協商、重新進行考察和研究,最後把實驗後退到行人道範圍,在荔枝角道劃出供清潔工人和拾荒者的優先通道,並在汝州街設立地面紅綠燈。團隊東奔西走、汲汲忙忙地準備下,實驗終於在六、七月期間面世。蜷縮到行人道裏頭的街道實驗固然並非團隊首選,但他們仍努力設計和籌備當中細節和運作,務求爭取機會與居民展開對話。

荔枝道上的一家回收店看到實驗團隊盛意拳拳的邀請,便慷慨借出了一架載滿紙皮的手推車,在優先通道上作試驗用途:年幼及壯年的市民都上前湊熱鬧探問究竟,推著車仔體驗基層鄰居的辛勞。實驗成員也不忙揚起悉心預備的單張,與居民討論方案理念及對街道的想像。從不少居民臉上驚訝的表情看來,他們也許早已察現這些社區問題的存在,只是想不到有人願意無償地構思並實踐解決辦法。

實驗團隊「行多步實驗室」成員Hermion、阿霖與阿徐。

實驗團隊「行多步實驗室」成員Hermion、阿霖與阿徐。攝:林振東/端傳媒

當初提供社區洞見的居民,也有挺身支持實驗現場,而在實驗後的成果分享會,聽著實驗團隊講解自己的想法如何慢慢變成現實,看到螢幕上出現自己的身影,都欣喜得笑不攏嘴,指著相片與其他居民一起哈哈笑。

「No one can do everything, but everyone can do something。這是我投入社區工作一個很重要的信念。」阿徐道。「稱得上實驗,當然會挑戰既有規範,甚至條例、法律。創新者更觸及現時標準未有涵蓋的範疇。沒有現成標準,部門不懂得如何評估;如有標準,又要依循這個框架行事。理解我們的所作所為,未必有權力做最終決定;有權限下批准,則未必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

「但過程中社工也被empowered(充權)了,這道美麗風景,有著街坊、組織者、工程師、設計師、規劃師、其他社工、公僕等等身影。」

實驗完成了,三個方案無法一下子由下而上改變政府處理街道的思維,也無法一次戳破香港街道背後的以車為重的上層邏輯,但社區層面卻因此掀起微妙改變,合作網絡亦隨之慢慢擴展——區內的學校、關注拾荒基層的團體看到現實的實驗方案,都希望好好取經,能讓實驗能以新姿態繼續在社區出現。

在區內工作的社工、對社區營造充滿興趣的設計師和規劃師,也能藉著累積的人脈網絡和對運輸署前線的理解,在為活化街道、擴展社區內的公共空間、關注基層等社區議題上彼此協作,擁有專業背景的市民繼續放下專業,協助不同崗位的人營造社區,為居民充權的同時,也一起在社區層面構思更多具創意和突破的意念和行動。

由下而上的社會改變可不是一朝一夕能達成。實驗室散席後,也許才是社區持久戰的新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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