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查良鏞）的逝世，帶來全球華人集體的文化追憶。他筆下的武俠世界沒有邊界，風行兩岸三地超過半世紀，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華文讀者。「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成為絕唱。自從金庸逝世，相信不少朋友的社交媒體上已經充滿鋪天蓋地的追憶文。
金庸的逝世也掀起政界和學界的一番討論。這位《明報》的創辦人，在主權移交的過渡期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他提出的關於香港行政長官的「協調方案」為人詬病。更有不少人批評查良鏞是被中共統戰的保守派。
誠然，我們今天絕大多數看到的對金庸的評價，是「死者為大」——文學貢獻掩蓋了政治上的爭議。筆者不才，在這兩方面不敢高談闊論。作為香港流行文化研究者，筆者本文，與其說是在講金庸，不如說是在講香港流行文化及媒體發展在某個特定時期和金庸的奇妙結合。
沒有香港媒體的突破精神，也許就沒有今日金庸作品在跨媒體領域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