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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讀過金庸還常常讀，在我看來是件頗為羞恥的事。認為金庸是二流小說家，主要是覺得金庸的小說只算爽文變種、即便意在複雜也是種單薄的複雜，更不喜裏面潛藏的父權價值（當然後期作品尤其《笑傲江湖》中有深刻反思）。
但爽的特質大概也是我常常會讀金庸的隱秘動機，畢竟腦洞出人意想又伏筆合理、結構大開大合富於戲劇性、人物生動而且個性鮮明、真正構築了一個任想像馳騁的世界。「爽」只是情節發展的借力點，爽的表象下也有種種悲喜。越到後期金庸越不再做黑白分明如「俠之大者」的宣道，更多試圖使人對武俠世界（某程度上也是世俗生活）的灰色和人性的灰色有種「同情之理解」，繼而在灰色之中釐清自己內心的黑白尺度。即便只將金庸的小說視作為快感而閲讀的通俗作品，它依然別具魅力。
第一次在心裏為金庸的地位「平反」，是因為大三時選了門「中國武俠小說史」，順帶讀了不少金庸以外的武俠小說。在梁羽生、古龍、黃易和還珠樓主之貧乏、平庸、粗鄙的襯托下，才意識到金庸的可貴。這不僅因為金庸的任意一部長篇都能毫不費力地數出十幾乃至幾十個具有複雜魅力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武」所對應的權力和暴力之外更有「俠」的瀟灑和温厚。放在武俠小說這個爽文分支裏，金庸的作品因為戲劇張力和充沛想像力更「爽」，也更符合「小說」觀照現實和處理複雜人性的期許。
但這其實不算是文學價值的平反，只是由於金庸作品的傳播度，它藴含的良知、責任、友誼、勇氣、獨立這些品質，的確深刻地影響了它的受眾。一個可以類比金庸的系列大概是哈利波特，它們都在廣泛感染讀者之餘，帶來關於人性的啟蒙和慰藉。
很特別的一點是，金庸實際上塑造了相當部分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和士人精神的想像，某些意會多過言傳的氣質和風采有了大眾層面可以共鳴的形象寄託。主要角色中，黃藥師和蕭峰/郭靖分別非常能代表傳統士人的形（放浪形骸無所不精）和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家國責任感），而令狐沖的存在除了反映極權社會消極自由之難，也是魏晉風流的想像延伸——巧合的是兩個時代的背後都是極端的殺戮和混亂。
這特質某程度上也帶來一種張力，因為傳統士人精神也包含了傳統家國觀念和宗法價值。金庸本人寫社評、寫影射小說、積極影響社會，便是出於這種傳統文人的家國責任感。如傳統士人般進而宗廟、退而江湖的定位，也給他的評價留下很大曖昧空間。另一方面，即便金庸在後期作品中有所反思，比如一步步解構俠的概念、一步步修正民族國家的觀念，這也是一種僵硬而有限度的反思，如《鹿鼎記》看似給滿漢之分來了和解，但又把矛盾指向夷夏之分，和現代文明觀念有很大出入。對於當下扭曲的愛國主義，金庸實際上既提供人性的解藥也提供了國族觀念的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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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月內地媒體「界面文化」出過一篇關於宮鬥劇20年變遷的評論，認為影視劇「江湖」退回到「後宮」的選擇，象徵着俠客夢的破滅，或者說是黨同伐異、爾虞我詐的後宮取代了善惡分明、自由自在的江湖。由於影視劇和通俗讀物的影響，眼下的中國社會，人們傾向將政治/歷史想像為一場基於私利和個人恩怨的權力傾軋的觀點，去歷史的歷史觀幾乎成為「常識」。
「江湖」退回「後宮」值得警惕，但「江湖」自身未必不值得警惕，「江湖」同樣生產去歷史的關於權力傾軋的歷史觀和去道德的關於叢林法則的價值觀。俠客夢有時是種權力夢而不是反權力的，因為俠客的權力來自自身的絕對力量和江湖秩序，只被更強的絕對力量制裁。戴錦華說她在年輕一代身上觀察到了對權力邏輯的體認，而它與通俗寫作潛移默化的影響分不開。我想武俠小說的權力想象也是其中一環。從「俠以武犯禁」的朱家郭解追溯，到血腥的水滸，到民國舊派武俠，武俠小說中更常見的是制裁的快感、以暴制暴的威懾力，少見俠義精神和權力反叛。金庸的確用士的精神給「俠義」注入了內涵，但也同樣加固了這種權力邏輯。
有意思的是，按照從越女到陳家洛的時間順序，金庸世界體系裏的俠義精神也是在逐步破產的，與之相伴的則是武俠世界裏權力不斷被收束，開始有了師承、有了五絕體系、有了門派、有了官方俠客。這是金庸版的「江湖」退回「後宮」：隨着武俠制度的完善和俠客自由的縮減，俠義正在消亡。
俠的出現源於社會機制的失效，俠的破產則隨着現代社會和法治國家的成型，而賈樟柯當年宣傳《天註定》形容這是一個「殘俠時代」，是結構性暴力面前退無可退的 a touch of sin（與之相映成趣的是胡金銓翻譯成a touch of zen的《俠女》）。俠義精神值得珍視也事實上也與公民價值相容，而我們真正該理解和處理的，恐怕是有關「殘俠」的結構性暴力和應激性暴力，是武俠小說中那些無名無姓卻可能無端喪命的你我他。
（張淼，半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