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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報導，中國在過去十多年是全球主要的垃圾進口國，接收超過全球各國半數的「洋垃圾」，當中主要來源國包括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洋垃圾」指的是進口的廢舊物資，也可指非法入境的固體廢物。中國在接收洋垃圾如廢棄的塑料、紙張、紡織品和電子產品後，從中進行資源再利用。
事實上，進口的洋垃圾除了含有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外，中國當局也發現當中夾雜大量有問題的毒垃圾，對環境造成巨大傷害。隨着中國社會持續出現批評洋垃圾聲音後，中國政府在去年12月宣布不再接受多種固體廢棄物的進口。
上述禁令在今年1月生效後，原來進口到中國的垃圾轉而流向東南亞國家，例如馬來西亞、越南和泰國。單是大馬在今年就吸收超過數十萬噸的廢料垃圾，包括英國第一季度就有17%的廢料垃圾運輸到馬，以及紐西蘭出口到大馬的塑料垃圾也增加了兩倍。
馬來西亞塑膠廠商工會透露，如今不少中國商家選擇在大馬各地設立工廠處理洋垃圾，並引發許多環境污染問題。例如，在今年6月就有新聞報導指仁嘉隆新村至少有17間處理洋垃圾的非法工廠，當中超過95%是來自中國的廠方。這些工廠燃燒塑膠廢料引起空氣污染，導致村民出現呼吸不順、暈眩等情況。
「大馬成為其他國家塑料垃圾回收地」的熱點新聞，讓人意識到洋垃圾處理不當的威脅性，進一步省思環保回收的意義到底為何？環保作為當代政治正確的「流行術語」，大多數的國家、國際及在地的非政府組織、公益團體和廣大市民都同意「環保」工作的迫切性，希望能減少資源浪費、保護環境，目的是不剝削下一代的生存權利。
各國政府從不同的層面展開保護國土環境的行動，除了積極的環保份子外，一般市民通常從最小的日常生活，如垃圾分類及回收感受到何謂環保工作，而國家和社會寄望通過教育機構和社區組織等，培育公民愛護環境的意識。洋垃圾事件讓社會大眾意識到原來環保和回收不只是保護環境，還和一個國家內外部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洋垃圾收拒顯國家發展
首先，洋垃圾在不同國家地域之間轉運，背後揭露的是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軌跡。中國此前成為洋垃圾的落腳地至今日下令拒收洋垃圾，與該國的經濟發展趨勢有關。中國在改革開放及加入世貿（WTO）後開啟市場大門，龐大的市場與廉價的勞動力帶動製造業和工業的蓬勃發展。不少學者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原因在於政府、市場和土地之間的互惠互利關係。
中國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曹錦清教授分析道，中國特殊的土地制度（註一）帶來廉價的徵地成本，因而大幅降低中國工業製造的成本，使到政府通過發展加工製造業、建築業等接軌國際市場。洋垃圾也是在這個需要原材料，而土地是配合經濟發展的時期進入到中國市場。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形容，土地是中國政府經濟高增長的「發動機」，一方面政府利用土地融資的收入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及地價的同時，另一方面也牢牢掌控城市經濟發展的主導權。然而，在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劉守英認為，中國政府應該調整土地使用的功能和目的，轉向注意糧食安全、耕地保護和土地管理等。在經濟改革的趨勢發展下，城市中產階級人數隨之增加，多樣的社會議題也逐漸浮現，如高價土地引發的住房困難、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等。
雖然，BBC新聞指說大量的回收材料協助中國製造業蓬勃發展，並引述英國環境服務聯合會顧問的說法，即中國應把這些進口的回收廢品當作資源而不是垃圾，但是洋垃圾中隱藏着有毒物質和病菌等，加上廠方為了節省成本而草率處理，極大地破壞了生態環境，如電子垃圾回收場造成兒童血鉛量超標、受重金屬污染，以及地下水污染、大氣污染事件等。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及民眾對環保及自然環境安全的需求，最後促使該國立法禁止洋垃圾入境及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
轉到管制鬆散的東南亞
其次，從空間分析角度來看，在中國拒收洋垃圾後，大部分的洋垃圾轉而進口到了東南亞國家，繼而引發地方環境問題，顯示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均造成的不公平空間現象，即在世界經濟體系處於低階的國家成為垃圾回收地。簡單來說，洋垃圾主要來自美國、日本、歐洲、澳洲等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當中又數電子垃圾是大宗出口；這些垃圾許多是未經分類處理就出口到發展中國家，原因在於後者需要原材料，或是國內的相關法律暫時無法對付洋垃圾。
例如，早期的中國為了滿足工業原料需求，接收了全球超過半數的洋垃圾，隨着中國產業結構轉型以及國內民眾呼求保護環境的聲浪，洋垃圾轉而到了法律管控更為鬆散的國家。像大馬今年接收了大量的洋垃圾，但因為沒有任何限制此類進口的政策，政府目前只能關閉沒有執照的非法垃圾工廠，以及暫時凍結塑料廢料進口准證的申請。
使用與交換價值引矛盾
第三，是洋垃圾在全球不同國家的跨域流動，形成了不同層級的涉及者在空間中的權力博弈過程。例如，先進工業化國家vs.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vs.社區居民。同時，各方在洋垃圾運輸過程中的角力也是一種價值關係的表現。法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曾經說過，城市空間的研究應該注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關係。
簡單來說，人們日常居住的場所是使用價值的表現，但是在市場運作的邏輯下，場所也能發展成為交換價值的關係。當使用價值（居住權利）和交換價值（商業利益）出現落差時，社會矛盾和衝突就接着出現了。在跨域流動的洋垃圾洪流中，位於世界體系底層的國家或更具體的地方社區，往往成為空間不均發展現象的受害者。與此同時，社會階層中的居民為了捍衞空間的使用價值，應當如何應對跨國，甚至是來自本國權力機構的壓迫？
從日常實踐的角度來看，列斐伏爾認為，空間鬥爭的關鍵是居民在一定地域範圍內的自治能力，擺脱資本主義的影響，進而由民眾自己來管理空間。另外一名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德塞圖（Michel de Certeau）則提出著名的「日常生活的實踐」論。他認為，當權力者透過各種權力機制形塑空間模式時，民眾在此空間下的日常生活實踐，如說話和行走中的主觀意識，是有能力顛覆原來的空間意義。
換句話說，社會階層中的弱勢者透過自身的能動性和力量，擊破社會某個強大的結構層面。雖然德塞圖的論述經常被批評過於樂觀，但我看見仁嘉隆新村面對非法垃圾廠燃燒塑膠廢料引起的空氣污染問題時，該村的村委會為了捍衞居住安全的權利，就自尋展開調查掌握證據，揭露非法工廠是通過巴生港口從歐美等先進國家進口洋垃圾到大馬，就是一個很好的能動性例子。
不同政府部門立場迥異
當我們在面對跨國的洋垃圾時，空間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到底孰輕孰重，其實也正是在考驗一個國家如何看待自身在經濟發展中的定位，以及視其國民是什麼樣的價值群體。大馬政府這邊宣布暫時凍結AP准證的申請，尋求解決洋垃圾問題的對策，柔州拒絕3家與中國公司有關的環保廢料處理公司，避免電子廢料垃圾偷龍轉鳳到了國土，看似尊重國民要求安全生活環境的居住權利（使用價值），但是另一邊，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長祖萊達卻宣布，政府將向入口洋垃圾業者徵收每噸15令吉的入口税，並表示「對政府來說是一筆可觀的收入」。與此同時，能源、工藝、科學、氣候變化及環境部長楊美盈表示，國內將全面禁止進口無法再循環的固體廢料，特別是塑廢料，確保大馬不會成為先進國的塑廢料垃圾場。
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政策，以及前後立場的矛盾提醒我們兩件事：第一是政府內部不是鐵板一塊，不同部門之間具有利益與對洋垃圾處理態度的差異；第二，保護國民的使用價值不能以單一事件作為衡量準則，我們對權力者應當時時保持警惕，並且隨時做好挑戰社會結構的準備。最後，我認為國家和社會除了提倡國民愛護環境的環保意識外，更應培養他們辨識政治和經濟結構對環境影響的重要性，以便在未來有能力應付在全球空間劇烈變遷中出現的不公正問題。
（古燕秋，中國清華大學博士研究生）
（註一：中國的全國土地實行兩種所有制，一為國有制（城市土地屬於全民所有），二為集體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