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對中國的新政策演說後，許多人都以為他們見證了歷史，他們輕率地使用「鐵幕降臨」或者「新冷戰開啟」來形容這一轉折，並將彭斯演說與丘吉爾1946年的富爾頓演說、甚至與羅斯福總統在珍珠港襲擊後的「國恥」演說相提並論。
從紅衞兵式外交到彭斯演講：中國對外邏輯的內在一致
對中國公眾、官僚和知識分子們來說，長期生活在一個「反政治」的環境中，因為缺乏正常政治生活的體認、難以建立對世界政治的一貫認知，不可避免對此一驚一乍，或者就歸之為陰謀論、或者將日常衝突上升為政治問題——這已經成為從中國國民到外交的習慣性反應模式。
這種類似於「撒潑打滾」的行為，作為中國國民和官員習慣的對抗性表達方式，也是中國一貫的政治表達和外交模式，或許正是他們誤解世界、也是導致世界誤解中國的根源，然後發生中外相互間的衝突和怨恨。
這種方式在近現代歷史上，有義和拳的「教案」引致八國聯軍入侵，有紅衞兵的街頭運動到火燒英國代辦處，也有1969年中國與蘇聯的兩次邊境衝突。而在當下中國，9月以來，先後發生在瑞典小旅店和英國保守黨會議的兩起中外糾紛，也再生動不過地為彭斯的驚人演講做了預熱。這種從國民到外交一系列舉動的預熱，表明彭斯所列舉的中國政府對美的種種敵意並非偶然，而只能是來自中國的系統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