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信：红卫兵外交遇到贸易战，一场关于“男性气概”的战争

当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对中国的新政策演说后，许多人都以为他们见证了历史，他们轻率地使用“铁幕降临”或者“新冷战开启”来形容这一转折，并将彭斯演说与丘吉尔1946年的富尔顿演说、甚至与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袭击后的“国耻”演说相提并论。

从红卫兵式外交到彭斯演讲：中国对外逻辑的内在一致

对中国公众、官僚和知识分子们来说，长期生活在一个“反政治”的环境中，因为缺乏正常政治生活的体认、难以建立对世界政治的一贯认知，不可避免对此一惊一乍，或者就归之为阴谋论、或者将日常冲突上升为政治问题——这已经成为从中国国民到外交的习惯性反应模式。

俗谓“撒泼打滚”的行为，作为中国国民和官员习惯的对抗性表达方式，也是中国一贯的政治表达和外交模式，或许正是他们误解世界、也是导致世界误解中国的根源，然后发生中外相互间的冲突和怨恨。

这种方式在近现代历史上，有义和拳的“教案”引致八国联军入侵，有红卫兵的街头运动到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有1969年中国与苏联的两次边境冲突。而在当下中国，9月以来，先后发生在瑞典小旅店和英国保守党会议的两起中外纠纷，也再生动不过地为彭斯的惊人演讲做了预热。这种从国民到外交一系列举动的预热，表明彭斯所列举的中国政府对美的种种敌意并非偶然，而只能是来自中国的系统行动。

换言之，可能更多的人没有意识到，曾氏一家作为游客在斯德哥尔摩一家小旅店的表演、孔琳琳在伯明翰的一次英国保守党会议上的失态，和美国副总统彭斯演讲所列举的一系列中国政府的敌意性行动、甚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事后评论等诸多细节、事件之间，存在深刻一致的内在联系。并且，其中的逻辑一致性，或许才是理解当前“新冷战”性质的关键，也是联结过去数年中美内部政治和相互关系的纽带。

美国式民主内核：福山追溯了它的“男性气概”

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从柏拉图到路德以来的新教精神，都以此种长期没有明言的“男性气概”为中心。这本来也是美国民主的隐秘内核，早就在上世纪60年代后，美国就拉开了与更加世俗主义、也更性别中性的欧洲的距离。

反观美国，在10月5日，备受争议的卡瓦罗，终于被美参院投票同意当选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此前，围绕川普总统对他的提名、性侵丑闻和听证所展开的漫长政治诘难，也在中美关系的另一端、在“撒泼打滚”式的中国外交模式的另一端，以某种莫名相通的政治方式，塑造着美国政治精英对中美关系的认知。

笔者如此列举，表面上似乎过于遥远而略显荒唐，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这样的政治景观，才是今天全球政治舞台的主旋律，也一点一滴、一个事件一个行动地塑造和堆积着“新冷战”——而远非梅特涅时代的密室政治，或者他的完美继任者基辛格博士在冷战战场上的阴谋诡计。

有趣的是，对此种政治景观做出完美解释的，恰巧也是曾经为冷战结束盖棺定论的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今年出版的新著《认同》，以认同政治的理论解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政治所面临的新挑战——其情其景，无论美国两党党争，还是中美间的紧张关系，都酷似公元前五世纪所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是一场因为坚持不同生活方式、引发猜忌而最终爆发的漫长战争。

这场战争成为欧洲世界在过去两千多年政治文明的基础，尔后几乎所有政治学人、政客、理想主义者，都是从这场70年的战争里学习到民主、战争和联盟的最初意义，也为今天的“新冷战”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参照。

多数中国人和政客们今天至多只会念叨一个不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没有理解，雅典和斯巴达（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曾经共同抵抗波斯（苏联）的盟友，可能因为生活方式的差异，而相互猜忌对方的政治模式，互不信任，最终在两个阵营联盟间兵戎相见，且战争旷日持久。

在川普看来，因为全球化造成的锈带地区的大量失业，为这些地区所带来的高犯罪率和家庭破裂，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基本价值，而价值观的竞争而非阶级竞争才是美国党争的焦点。

福山在新著中，继续抱怨人们至今不理解他的黑格尔—马克思意义的“历史终结”的同时，又高度评价MeToo女权运动和川普政治之间的关联——这些论述，都是在“认同政治”上的展开。围绕认同政治，美国可能继续细分或者极化政治版图，被民粹主义所操纵而强化权力。

事实上，川普上任伊始，民主党激进派首先就以女权运动为先锋，展开第一波的街头抗议，然后促成MeToo运动的爆发，最后变成牵制卡瓦罗大法官提名的主要工具。而川普所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初衷，却是来自共和党与锈带选民——也即白人工人阶级的价值纽带。在川普看来，因为全球化造成的锈带地区的大量失业，为这些地区所带来的高犯罪率和家庭破裂，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基本价值，而价值观的竞争而非阶级竞争才是美国党争的焦点。

只是，价值观竞争的根源，也就是围绕MeToo运动所展开的一切，那些围绕卡瓦罗的民主党妇女的尖声抗议，在克里姆林宫看来，都是一种“坏心眼的女权主义”(malignant feminism)、一种“勒索工具”。然而，在福山新著看来，这一切现状却应该追溯到最初的价值——“男性气概”（thymos），一个来自古希腊的概念。

柏拉图在他的思想中，把人类灵魂划分为三种：理性，欲望和男性气概。男性气概，thymos，也被理解为勇气、激情等等，结合了警犬的勇猛和牧羊犬的驯服，这些特质最佳地体现在城邦的卫兵身上，被认为是古希腊精神的灵魂，也是后世所有有关贵族荣誉精神的根源。

只是，对“男性气概”的不同追求，可能导致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例如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也如同当今世界，美国和欧洲的民主世界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所建构的威权阵营。在斯巴达，“男性气概”是通过婴儿的挑选和成年男性集体食堂吃黑豆汤的军事化方式体现出来，而雅典人则是以竞技场内的裸体运动来表现，并通过老男人与青年男性之间的爱转化为对城邦的爱，“男性气概”因此作为爱国主义的内核，直通着今天美国共和党人的精神世界构成。

当然，对今天的美国保守派来说，同性恋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也不能接受被左派、自由派、民主党人所统治的意识形态生产，从大学、好莱坞、《纽约时报》到各种政治正确，以及分布在东西海岸分别以IT业和生物医药产业为基础的美国创新工业及其选民。对他们来说，只有再工业化才可能挽救中西部的经济，才可能挽救美国的基本价值观。

而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从柏拉图到路德以来的新教精神，都以此种长期没有明言的“男性气概”为中心。这本来也是美国民主的隐秘内核，早就在上世纪60年代后，美国就拉开了与更加世俗主义、也更性别中性的欧洲的距离。

当崇尚“平等激情”的美国，遭遇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

这种基于耻辱感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同样典型。哈佛哲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德将其归为“男性气概”的受挫，一个也属于“优越激情”的反应模式。用这种“优越激情”为核心的民族耻辱感，来驱动“伟大民族复兴”，就无法不令世人倍感威胁。

然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经济和价值观却遭遇来自中国的巨大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与“男性气概”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差异，有异曲同工之处，却也有其明显不同之处：

一方面，一个集体化、军事化、低人权的世界工厂造成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威胁到美国社会的持续和基本价值。

另一方面，如彭斯演讲所列举的，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内政以各种类似“超限战”的方式，破坏和威胁美国民主，而且，大部分这些手法都超越了美苏的冷战模式——除代理人战争、间谍战和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文化冷战外，当今的“新冷战”，从俄罗斯格鲁乌在全球展开的黑客小队，到彭博社关于中国植入超微主板木马芯片的报道，都体现了赛博战争的一面。

至于中国外交官员以小粉红或红卫兵式的身体姿态、破坏国际外交场所秩序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这在纽约和日内瓦已经成为外交界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彬彬有礼的外交景观。

而曾氏一家的民事纠纷和孔琳琳的闹场行径，事后都无一例外地被中国外交机构极力辩护、并上升为正式的外交事件，就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公共外交”倡导的结果，它们和孔子学院、驻外学生会、侨团、御用知识分子等在外交领域的积极行动有关，也和今年6月底，“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直接部署有关——

这次高规格的外事工作会议，为应对贸易战，提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也具体化为“全面开花、精准发力”的外交方针，因此，才有今年下半年以来一系列似乎偶发、实则进一步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把昔日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架势，蔓延到了全世界，也以红卫兵的“毛式”语言对川普、彭斯进行了言辞激烈却理论低劣的抨击。

中美的如此差异，代表着认同政治自古希腊以来的两个基本分野：megalothymia和isothymia，也就是“优越激情”和“平等激情”的区别，而这都有关人的尊严。前者从斯巴达、发展至罗马、再到纳粹，都以证明“自身优越性”为使命；而后者，则以平等为目标，从雅典建立在轻步兵和划桨手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开始，成为后世几乎所有追求自由平等的大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理想。

当然，现实民主实践中，民主权利的实现总是从一小群人不断扩大到更多的人，包括美国的民权运动也同样如此——具体过程中，“优越激情”和“平等激情”，两者也并非绝对相斥，也才有美国两党的理念差异。在贸易战之初，川普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所强调的，也无非是符合WTO精神的reciprocity，平等互惠。而这一点要求，似乎始终不为中方所认识，一如中英江宁条约所本的平等互惠、对清国和不列颠主权事宜的平等规定，也不为晚清官员所认识。而直到今天，这仍被中国官方当作不平等条约和百年民族之耻的起点。

这种基于耻辱感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同样典型。哈佛哲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德将其归为“男性气概”的受挫，一个也属于“优越激情”的反应模式。用这种“优越激情”为核心的民族耻辱感，来驱动“伟大民族复兴”，就无法不令世人倍感威胁。

如彭斯演讲所引用的鲁迅名言，中国“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两千年来，总是习惯所谓“夷夏之分”的中国人，从来都不愿意平等待人，对外国和外交如此，对内部人民亦如此，从来没有学会平等和自由地对待自己与他人，对灵魂和身体同样如此。

游民文化下的中国，无法想象“平等激情”

中国的政治传统，则是儒家主义与游民政治并行，前者重官僚和教化和宗法伦理，后者则作为一条暗线，始终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戒备，也是王阳明、曾国藩等大儒的事功所取，却常常以改朝换代的方式建立新王朝，接受儒家服务，并以廷杖儒家为乐。

中国传统无法想象人的尊严，亦即福山引述的“平等激情”。在古希腊的雅典，这种平等是以在市集的拥挤人群中，公民保持得体的出现为原型。这也构成了公共性和共和国的原型。而在体育场内，则是裸体的公民们，以平等、中性的眼光看待身体，然后产生同性的爱，并作为这种“平等激情”的爱国主义基础。

这种民主样式，也构成曼斯菲德论述中性社会的原型，性别的差异不应影响人们的社会角色，也不影响个人主义的利益追求，否则，即使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可能也只是那些优越男性目前所享有的特权。

而中国的政治传统，则是儒家主义与游民政治并行，前者重官僚和教化和宗法伦理，后者则作为一条暗线，始终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戒备，也是王阳明、曾国藩等大儒的事功所取，却常常以改朝换代的方式建立新王朝，接受儒家服务，并以廷杖儒家为乐。中共起家，也同样包含此两种传统，并且以井冈山—延安党和白区党的分别形成党内紧张和党内斗争的主线。

如朱德对毛的评价“三教九流老毛都懂”，毛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游民阶级当作革命主力，所谓兵、匪、盜、丐、娼五种人群。而从朱元璋到太平天国、义和拳，此种游民政治在斯大林主义的帮助下，被塑造为中国传统的革命样式，发展成为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主义革命路线，从中国革命一直延伸到战后向亚非拉的革命输出。

不过，在中国输出革命的同时，它曾经以强调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也领导了世界范围第一波“认同政治”——也就是68革命的毛主义传播。在今天，中国则以“一带一路”新时代政治，支持着世界范围的威权主义国家。

在当下中国，对许多普通人来说，因为他们缺乏对平等的尊严的理解和感受，也就缺乏对公共性的理解和尊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行止无方就是常态。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对贾樟柯电影《江湖儿女》的情怀，几乎等同于他们对自由和社会的理解。游民心态，从执政党转移到市场经济中，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游民阶级“有敌我无是非”和“女人如衣服”的价值观，并无可靠的自由主义伦理，遑论对女性和身体的现代态度。他们倒是很容易和卡尔·斯密特的“政治就是敌我划分”发生共鸣，转身而成口头反对派和机会主义分子；在价值观层面，他们也更和卡瓦罗与美国的保守右派惺惺相惜，不仅化身在中国传播福音的代理人，而且成为中国MeToo运动的抱团反对者。

而对代表官方的孔琳琳、华春莹和其他职业外交官们、甚至对在南海执勤的军官们来说，他们对公共礼仪、外交礼仪乃至国际法都可能不屑一顾，如同他们可能随意对待自己的身体，其实已经与美国基于“平等激情”所要求的“男性气概”——独立、节制和勇气相去甚远。

伴随“新冷战”的，是美国“男性气概”政治的转向

美国政治的“男性气概”正在被修正。一方面承认自身的“男性气概”，致力于军事帝国，独立前行，另一方面又事实上否认“男性气概”的概念本身。

唯一共同的，作为保守主义哲学家，曼斯菲德对“男性气概”最为肯定的，也是在川普和习近平身上都能看到的，约翰·韦恩或者海明威式的独行，这是一种追求优越感的激情，megalothymia，也构成了强人政治的心理基础。

自从小布什和切尼因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被保守右翼的拥戴者看作“男性气概”的代表之后，川普的特立独行，几乎就是福山意义上的那“最后一人”了，也是中国那些笃信基督教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男性气概代表。而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贸易战中的强硬，似乎也在效仿或者表明，他是中国那个定于一尊的人，试图重新建构一个一个以祖宗崇拜也就是服从为中心伦理的儒家价值体系，成为其中唯一具有“男性气概”的人。

不过，美国政治的“男性气概”正在被修正。特别是自由派和女权主义者，重新塑造了性别中立的“男性气概”，奥巴马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遗产，超过15人指控川普性侵和性骚扰，以及卡瓦罗大法官案等等的发生，结合成事实上的政治性别中立立场：一方面承认自身的“男性气概”，致力于军事帝国，独立前行，另一方面又事实上否认“男性气概”的概念本身——甚至于，川普竞选时也承诺，将推动同性恋友好的社会政策。而他今天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竞选承诺，也不得不伴随着MeToo运动在美国的兴起。

“一切的政治都是男性气概的政治”，围绕“男性气概”的斗争，不仅构成美国内政和党争的主线，也同样深刻影响着中美双方的竞争，和两种认同政治模式的竞争。在全球范围来看，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致力于反对性暴力的穆奎格医生和年轻的穆拉德女生，为以“身体政治”为中心的“认同政治”转向，确立了一个地标，在此前的民主转型和人权捍卫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也因此在推特上被评为有史以来最好的和平奖。

于是，当彭斯指责中国的各种近乎傅满洲形象的阴谋诡计的“新冷战”威胁的时候，一个更依赖传统冷战形态的俄罗斯却被忽略了。而“新冷战”，却在另一个不同的维度——在身体政治和认同政治的分野中生根、发展、扩大，回归着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与斯巴达矛盾的原初面貌，在中国的“全面开花”外交与民主党人对卡瓦罗的诘难中，开始了全新的世界政治景观。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