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信：紅衛兵外交遇到貿易戰，一場關於「男性氣概」的戰爭

當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對中國的新政策演說後，許多人都以為他們見證了歷史，他們輕率地使用「鐵幕降臨」或者「新冷戰開啟」來形容這一轉折，並將彭斯演說與丘吉爾1946年的富爾頓演說、甚至與羅斯福總統在珍珠港襲擊後的「國恥」演說相提並論。

從紅衞兵式外交到彭斯演講：中國對外邏輯的內在一致

對中國公眾、官僚和知識分子們來說，長期生活在一個「反政治」的環境中，因為缺乏正常政治生活的體認、難以建立對世界政治的一貫認知，不可避免對此一驚一乍，或者就歸之為陰謀論、或者將日常衝突上升為政治問題——這已經成為從中國國民到外交的習慣性反應模式。

這種類似於「撒潑打滾」的行為，作為中國國民和官員習慣的對抗性表達方式，也是中國一貫的政治表達和外交模式，或許正是他們誤解世界、也是導致世界誤解中國的根源，然後發生中外相互間的衝突和怨恨。

這種方式在近現代歷史上，有義和拳的「教案」引致八國聯軍入侵，有紅衞兵的街頭運動到火燒英國代辦處，也有1969年中國與蘇聯的兩次邊境衝突。而在當下中國，9月以來，先後發生在瑞典小旅店和英國保守黨會議的兩起中外糾紛，也再生動不過地為彭斯的驚人演講做了預熱。這種從國民到外交一系列舉動的預熱，表明彭斯所列舉的中國政府對美的種種敵意並非偶然，而只能是來自中國的系統行動。

換言之，可能更多的人沒有意識到，曾氏一家作為遊客在斯德哥爾摩一家小旅店的表演、孔琳琳在伯明翰的一次英國保守黨會議上的失態，和美國副總統彭斯演講所列舉的一系列中國政府的敵意性行動、甚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的事後評論等諸多細節、事件之間，存在深刻一致的內在聯繫。並且，其中的邏輯一致性，或許才是理解當前「新冷戰」性質的關鍵，也是聯結過去數年中美內部政治和相互關係的紐帶。

美國式民主內核：福山追溯了它的「男性氣概」

美國的基本價值觀，從柏拉圖到路德以來的新教精神，都以此種長期沒有明言的「男性氣概」為中心。這本來也是美國民主的隱秘內核，早就在上世紀60年代後，美國就拉開了與更加世俗主義、也更性別中性的歐洲的距離。

反觀美國，在10月5日，備受爭議的卡瓦羅，終於被美參院投票同意當選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此前，圍繞川普總統對他的提名、性侵醜聞和聽證所展開的漫長政治詰難，也在中美關係的另一端、在「撒潑打滾」式的中國外交模式的另一端，以某種莫名相通的政治方式，塑造着美國政治精英對中美關係的認知。

筆者如此列舉，表面上似乎過於遙遠而略顯荒唐，但是我們無法否認的是，這樣的政治景觀，才是今天全球政治舞台的主旋律，也一點一滴、一個事件一個行動地塑造和堆積着「新冷戰」——而遠非梅特涅時代的密室政治，或者他的完美繼任者基辛格博士在冷戰戰場上的陰謀詭計。

有趣的是，對此種政治景觀做出完美解釋的，恰巧也是曾經為冷戰結束蓋棺定論的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今年出版的新著《認同》，以認同政治的理論解釋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政治所面臨的新挑戰——其情其景，無論美國兩黨黨爭，還是中美間的緊張關係，都酷似公元前五世紀所爆發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那是一場因為堅持不同生活方式、引發猜忌而最終爆發的漫長戰爭。

這場戰爭成為歐洲世界在過去兩千多年政治文明的基礎，爾後幾乎所有政治學人、政客、理想主義者，都是從這場70年的戰爭裏學習到民主、戰爭和聯盟的最初意義，也為今天的「新冷戰」提供了一個鮮活的參照。

多數中國人和政客們今天至多只會唸叨一個不明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沒有理解，雅典和斯巴達（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曾經共同抵抗波斯（蘇聯）的盟友，可能因為生活方式的差異，而相互猜忌對方的政治模式，互不信任，最終在兩個陣營聯盟間兵戎相見，且戰爭曠日持久。

在川普看來，因為全球化造成的鏽帶地區的大量失業，為這些地區所帶來的高犯罪率和家庭破裂，已經威脅到美國的基本價值，而價值觀的競爭而非階級競爭才是美國黨爭的焦點。

福山在新著中，繼續抱怨人們至今不理解他的黑格爾—馬克思意義的「歷史終結」的同時，又高度評價MeToo女權運動和川普政治之間的關聯——這些論述，都是在「認同政治」上的展開。圍繞認同政治，美國可能繼續細分或者極化政治版圖，被民粹主義所操縱而強化權力。

事實上，川普上任伊始，民主黨激進派首先就以女權運動為先鋒，展開第一波的街頭抗議，然後促成MeToo運動的爆發，最後變成牽制卡瓦羅大法官提名的主要工具。而川普所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初衷，卻是來自共和黨與鏽帶選民——也即白人工人階級的價值紐帶。在川普看來，因為全球化造成的鏽帶地區的大量失業，為這些地區所帶來的高犯罪率和家庭破裂，已經威脅到美國的基本價值，而價值觀的競爭而非階級競爭才是美國黨爭的焦點。

只是，價值觀競爭的根源，也就是圍繞MeToo運動所展開的一切，那些圍繞卡瓦羅的民主黨婦女的尖聲抗議，在克里姆林宮看來，都是一種「壞心眼的女權主義」(malignant feminism)、一種「勒索工具」。然而，在福山新著看來，這一切現狀卻應該追溯到最初的價值——「男性氣概」（thymos），一個來自古希臘的概念。

柏拉圖在他的思想中，把人類靈魂劃分為三種：理性，慾望和男性氣概。男性氣概，thymos，也被理解為勇氣、激情等等，結合了警犬的勇猛和牧羊犬的馴服，這些特質最佳地體現在城邦的衞兵身上，被認為是古希臘精神的靈魂，也是後世所有有關貴族榮譽精神的根源。

只是，對「男性氣概」的不同追求，可能導致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例如古希臘時期的雅典和斯巴達；也如同當今世界，美國和歐洲的民主世界和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所建構的威權陣營。在斯巴達，「男性氣概」是通過嬰兒的挑選和成年男性集體食堂吃黑豆湯的軍事化方式體現出來，而雅典人則是以競技場內的裸體運動來表現，並通過老男人與青年男性之間的愛轉化為對城邦的愛，「男性氣概」因此作為愛國主義的內核，直通着今天美國共和黨人的精神世界構成。

當然，對今天的美國保守派來說，同性戀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可接受的，他們也不能接受被左派、自由派、民主黨人所統治的意識形態生產，從大學、好萊塢、《紐約時報》到各種政治正確，以及分布在東西海岸分別以IT業和生物醫藥產業為基礎的美國創新工業及其選民。對他們來說，只有再工業化才可能挽救中西部的經濟，才可能挽救美國的基本價值觀。

而美國的基本價值觀，從柏拉圖到路德以來的新教精神，都以此種長期沒有明言的「男性氣概」為中心。這本來也是美國民主的隱秘內核，早就在上世紀60年代後，美國就拉開了與更加世俗主義、也更性別中性的歐洲的距離。

當崇尚「平等激情」的美國，遭遇中國的「偉大民族復興」

這種基於恥辱感的民族主義情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日本同樣典型。哈佛哲學教授哈維·曼斯菲德將其歸為「男性氣概」的受挫，一個也屬於「優越激情」的反應模式。用這種「優越激情」為核心的民族恥辱感，來驅動「偉大民族復興」，就無法不令世人倍感威脅。

然而，進入21世紀後，美國經濟和價值觀卻遭遇來自中國的巨大挑戰，而且這種挑戰，與「男性氣概」在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差異，有異曲同工之處，卻也有其明顯不同之處：

一方面，一個集體化、軍事化、低人權的世界工廠造成了美國產業空心化，威脅到美國社會的持續和基本價值。

另一方面，如彭斯演講所列舉的，近年來，中國外交和內政以各種類似「超限戰」的方式，破壞和威脅美國民主，而且，大部分這些手法都超越了美蘇的冷戰模式——除代理人戰爭、間諜戰和圍繞意識形態展開的文化冷戰外，當今的「新冷戰」，從俄羅斯格魯烏在全球展開的黑客小隊，到彭博社關於中國植入超微主板木馬芯片的報導，都體現了賽博戰爭的一面。

至於中國外交官員以小粉紅或紅衞兵式的身體姿態、破壞國際外交場所秩序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這在紐約和日內瓦已經成為外交界最令人頭痛的問題，大大改變了傳統的彬彬有禮的外交景觀。

而曾氏一家的民事糾紛和孔琳琳的鬧場行徑，事後都無一例外地被中國外交機構極力辯護、並上升為正式的外交事件，就是過去幾年來中國「公共外交」倡導的結果，它們和孔子學院、駐外學生會、僑團、御用知識分子等在外交領域的積極行動有關，也和今年6月底，「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的直接部署有關——

這次高規格的外事工作會議，為應對貿易戰，提出了「習近平外交思想」，也具體化為「全面開花、精準發力」的外交方針，因此，才有今年下半年以來一系列似乎偶發、實則進一步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勢，把昔日紅衞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架勢，蔓延到了全世界，也以紅衞兵的「毛式」語言對川普、彭斯進行了言辭激烈卻理論低劣的抨擊。

中美的如此差異，代表着認同政治自古希臘以來的兩個基本分野：megalothymia和isothymia，也就是「優越激情」和「平等激情」的區別，而這都有關人的尊嚴。前者從斯巴達、發展至羅馬、再到納粹，都以證明「自身優越性」為使命；而後者，則以平等為目標，從雅典建立在輕步兵和劃槳手平等基礎上的民主開始，成為後世幾乎所有追求自由平等的大革命和社會運動的理想。

當然，現實民主實踐中，民主權利的實現總是從一小群人不斷擴大到更多的人，包括美國的民權運動也同樣如此——具體過程中，「優越激情」和「平等激情」，兩者也並非絕對相斥，也才有美國兩黨的理念差異。在貿易戰之初，川普和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所強調的，也無非是符合WTO精神的reciprocity，平等互惠。而這一點要求，似乎始終不為中方所認識，一如中英江寧條約所本的平等互惠、對清國和不列顛主權事宜的平等規定，也不為晚清官員所認識。而直到今天，這仍被中國官方當作不平等條約和百年民族之恥的起點。

這種基於恥辱感的民族主義情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日本同樣典型。哈佛哲學教授哈維·曼斯菲德將其歸為「男性氣概」的受挫，一個也屬於「優越激情」的反應模式。用這種「優越激情」為核心的民族恥辱感，來驅動「偉大民族復興」，就無法不令世人倍感威脅。

如彭斯演講所引用的魯迅名言，中國「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兩千年來，總是習慣所謂「夷夏之分」的中國人，從來都不願意平等待人，對外國和外交如此，對內部人民亦如此，從來沒有學會平等和自由地對待自己與他人，對靈魂和身體同樣如此。

遊民文化下的中國，無法想像「平等激情」

中國的政治傳統，則是儒家主義與遊民政治並行，前者重官僚和教化和宗法倫理，後者則作為一條暗線，始終受到儒家意識形態的戒備，也是王陽明、曾國藩等大儒的事功所取，卻常常以改朝換代的方式建立新王朝，接受儒家服務，並以廷杖儒家為樂。

中國傳統無法想像人的尊嚴，亦即福山引述的「平等激情」。在古希臘的雅典，這種平等是以在市集的擁擠人群中，公民保持得體的出現為原型。這也構成了公共性和共和國的原型。而在體育場內，則是裸體的公民們，以平等、中性的眼光看待身體，然後產生同性的愛，並作為這種「平等激情」的愛國主義基礎。

這種民主樣式，也構成曼斯菲德論述中性社會的原型，性別的差異不應影響人們的社會角色，也不影響個人主義的利益追求，否則，即使女權主義者所追求的，可能也只是那些優越男性目前所享有的特權。

而中國的政治傳統，則是儒家主義與遊民政治並行，前者重官僚和教化和宗法倫理，後者則作為一條暗線，始終受到儒家意識形態的戒備，也是王陽明、曾國藩等大儒的事功所取，卻常常以改朝換代的方式建立新王朝，接受儒家服務，並以廷杖儒家為樂。中共起家，也同樣包含此兩種傳統，並且以井岡山—延安黨和白區黨的分別形成黨內緊張和黨內鬥爭的主線。

如朱德對毛的評價「三教九流老毛都懂」，毛在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把遊民階級當作革命主力，所謂兵、匪、盜、丐、娼五種人群。而從朱元璋到太平天國、義和拳，此種遊民政治在斯大林主義的幫助下，被塑造為中國傳統的革命樣式，發展成為遊擊戰和「農村包圍城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主義革命路線，從中國革命一直延伸到戰後向亞非拉的革命輸出。

不過，在中國輸出革命的同時，它曾經以強調階級鬥爭的「文化大革命」，也領導了世界範圍第一波「認同政治」——也就是68革命的毛主義傳播。在今天，中國則以「一帶一路」新時代政治，支持着世界範圍的威權主義國家。

在當下中國，對許多普通人來說，因為他們缺乏對平等的尊嚴的理解和感受，也就缺乏對公共性的理解和尊重，在公共場所大聲喧譁、行止無方就是常態。

對許多知識分子來說，對賈樟柯電影《江湖兒女》的情懷，幾乎等同於他們對自由和社會的理解。遊民心態，從執政黨轉移到市場經濟中，他們繼承了中國傳統遊民階級「有敵我無是非」和「女人如衣服」的價值觀，並無可靠的自由主義倫理，遑論對女性和身體的現代態度。他們倒是很容易和卡爾·斯密特的「政治就是敵我劃分」發生共鳴，轉身而成口頭反對派和機會主義分子；在價值觀層面，他們也更和卡瓦羅與美國的保守右派惺惺相惜，不僅化身在中國傳播福音的代理人，而且成為中國MeToo運動的抱團反對者。

而對代表官方的孔琳琳、華春瑩和其他職業外交官們、甚至對在南海執勤的軍官們來說，他們對公共禮儀、外交禮儀乃至國際法都可能不屑一顧，如同他們可能隨意對待自己的身體，其實已經與美國基於「平等激情」所要求的「男性氣概」——獨立、節制和勇氣相去甚遠。

伴隨「新冷戰」的，是美國「男性氣概」政治的轉向

美國政治的「男性氣概」正在被修正。一方面承認自身的「男性氣概」，致力於軍事帝國，獨立前行，另一方面又事實上否認「男性氣概」的概念本身。

唯一共同的，作為保守主義哲學家，曼斯菲德對「男性氣概」最為肯定的，也是在川普和習近平身上都能看到的，約翰·韋恩或者海明威式的獨行，這是一種追求優越感的激情，megalothymia，也構成了強人政治的心理基礎。

自從小布什和切尼因為發動伊拉克戰爭，而被保守右翼的擁戴者看作「男性氣概」的代表之後，川普的特立獨行，幾乎就是福山意義上的那「最後一人」了，也是中國那些篤信基督教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心目中的男性氣概代表。而中國國家領導人在貿易戰中的強硬，似乎也在效仿或者表明，他是中國那個定於一尊的人，試圖重新建構一個一個以祖宗崇拜也就是服從為中心倫理的儒家價值體系，成為其中唯一具有「男性氣概」的人。

不過，美國政治的「男性氣概」正在被修正。特別是自由派和女權主義者，重新塑造了性別中立的「男性氣概」，奧巴馬的同性戀婚姻合法化遺產，超過15人指控川普性侵和性騷擾，以及卡瓦羅大法官案等等的發生，結合成事實上的政治性別中立立場：一方面承認自身的「男性氣概」，致力於軍事帝國，獨立前行，另一方面又事實上否認「男性氣概」的概念本身——甚至於，川普競選時也承諾，將推動同性戀友好的社會政策。而他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離不開競選承諾，也不得不伴隨着MeToo運動在美國的興起。

「一切的政治都是男性氣概的政治」，圍繞「男性氣概」的鬥爭，不僅構成美國內政和黨爭的主線，也同樣深刻影響着中美雙方的競爭，和兩種認同政治模式的競爭。在全球範圍來看，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致力於反對性暴力的穆奎格醫生和年輕的穆拉德女生，為以「身體政治」為中心的「認同政治」轉向，確立了一個地標，在此前的民主轉型和人權捍衞之外開闢了一個新的空間。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也因此在推特上被評為有史以來最好的和平獎。

於是，當彭斯指責中國的各種近乎傅滿洲形象的陰謀詭計的「新冷戰」威脅的時候，一個更依賴傳統冷戰形態的俄羅斯卻被遮蔽了。而「新冷戰」，卻在另一個不同的維度——在身體政治和認同政治的分野中生根、發展、擴大，回歸着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與斯巴達矛盾的原初面貌，在中國的「全面開花」紅衛兵式外交，與民主黨人對卡瓦羅的詰難中，開始了全新的世界政治景觀。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