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抗爭：深圳佳士工人維權事件始末

2018年8月22日，陳暢在北京接待了兩名深圳來的工人尚楊雪和唐向偉，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到中華全國總工會上訪。陳暢在北京上大學，早在今年5月份，他和幾位關注勞工權益的同學，就開始在互聯網上跟進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維權事件。

唐向偉是佳士的工人，而尚楊雪並不是。尚楊雪與佳士公司參與組建工會的工人劉鵬華的妻子是同事。7月27日，尚楊雪得知了劉鵬華被警察以「襲警」的理由拘捕，感到不可思議，打抱不平，決定去問個究竟，於是與其他工人一起去深圳燕子嶺派出所門口質詢。警察給出的回應是把她也一起拘捕了。

8月份，取保候審的尚楊雪和唐向偉決定冒險前往北京，去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上訪，為還在押的佳士工人爭取權益。在北京接應他們的有陳暢等一群大學生，還有全國總工會的二十幾位退休老幹部。

陳暢感到很荒謬，他沒想到，明明是一個小小的勞資糾紛事件，工人向勞動局（人力資源局）投訴不合法的工廠管理制度，竟會在兩個月後釀成全國矚目的維權風波，甚至被新華社定性為由境外組織煽動的聚眾鬧事行動。

陳暢更沒想到的是，在他們上訪完後的第二天早上，尚楊雪和唐向偉就又被警察抓走了。這一次從5月份開始的勞工維權事件，因為越來越多的學生和社會人士的加入，走向越來越波雲詭譎。

佳士工人建工會始末：被開除和拘捕的建會工人

「我最早是在微信上看見佳士工友發的公開信，抗議工廠違法加班，週末強制員工徒步，還有不合法的『十八禁』 管理條例。」陳暢對端傳媒回憶，「工人說管理人員和保安平時都會拿着『十八禁』來刁難員工，有時早會提出疑問都會被威脅罰款。」

根據微信公眾號「普工之聲」的披露，「佳士禁令18條」是佳士工廠紀律委員會於2012年頒布的管理條例，其中第3條是「禁止不服從工作安排」，違反一次就會被「無償辭退」；第11條是「禁止空調溫度低於26度」，違反一次罰款200元，違反三次「無償辭退」。「十八禁」是佳士公司管理層常用以訓導工人的規章制度，很多老員工都有被罰款的經歷，經過口口相傳，已經成為「不能逾越的紅線」。

「你們廠的佳士十八禁肯定是不合法的。」4月初在接到工人的投訴後，深圳坪山區人力資源局針對佳士工廠啟動了勞動監察，要求其整改，但之後仍有員工陸續被罰款。5月10日，幾位佳士工人向坪山區總工會和坪山區人力資源局提交了聯名信，要求佳士科技「廢除非法罰款制度、徒步自願、禁止毆打、辱罵、威脅員工」，坪山區人力資源局沒有回覆，而坪山區總工會的工作人員則建議工人組建工會。

「建工會是坪山區總工會副主席黃建勛提的意見，他當時對工友說，佳士工廠既然這麼黑，你們有自己的工會嗎？」根據陳暢了解到的情況，起初佳士工人只是向區總工會舉報佳士公司違法加班、罰款，並沒有提出建工會的訴求，是區總工會副主席黃建勛和幾位科長向他們提及可以自己組建工會。

6月7日，佳士工人米久平等人向龍田街道總工會、坪山區總工會提交組建工會的申請，得到的意見是員工可以先發展會員，調查工人加入佳士工會的意願。米久平和其他建會工人在廠裏傳播《申請加入佳士工會意願表》，有89名員工簽字。但米久平在投訴佳士公司的公開信中所說，到了7月12日，區總工會副主席黃建勛等工會工作人員，與佳士企業的副總經理、人力行政總監和部門總監一起訓斥了米久平，稱其組建工會是違法行為。

7月16日，與米久平一起申請組建工會的工人劉鵬華被臨時調崗，到3樓沒有監控攝像頭的崗位上幫忙。下午，劉鵬華在車間內被不明身份人員毆打致頭部受傷，隨後他被帶到保安室接受調查，並被行政主管通知開除。

「他們抓住我就開打，使我嘴角和頭部受傷。打完之後，廠裏沒有任何對我的關心和處理，卻來了兩個保安，把那兩個不明身份的人很客氣地送出車間！而我卻被行政主管帶到保安室接受調查，並且被通知說我被開除了！」劉鵬華在公眾號「打工者的故事」寫了一篇自述，詳細回顧了自己被毆打和開除的經過，並要求廠方負責。

7月18日上午，另一位建會工人米久平，也被車間部門主管要求調崗去另一棟樓工作，被米久平拒絕。中午12點，在聚龍花園黨群服務站，區總工會科長謝志海要求他寫一封道歉信，聲明籌建工會一事與區總工會無關。下午2點，米久平正在車間上班，被人力資源部負責人和車間部門主管通知解除勞動關係，並被四、五個保安強行從車間拖走，帶離工廠。

到了7月20日，七名參與組建工會的工人全部被佳士公司開除。但米久平等人不接受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關係，多次回到公司要求復工。

根據米久平在微信公眾號「微工薈」發表的自述，7月20日早上，他們到工廠要求復工，被保安推搡、架出廠外，其中一人被保安毆打在地。隨後，他們被燕子嶺派出所的警察要求傳喚帶走，並遭到了警察的毆打：「當我們說廠方違法並說這是勞資糾紛的時候，他們直接動手，三四個對付我們一個，我們被他們打倒在地，拖進燕子嶺派出所，我們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毆打。」

那天中午，得知消息的19名工人到燕子嶺派出所聲援被捕工人，高呼「釋放被打員工！嚴懲打人兇手」等口號。下午，聲援工友被扣押上警車。7月21日下午兩點半，米久平等建會工人和被扣押的聲援工人全部被釋放。

從這次抓捕開始，工人的維權行動除了指向佳士公司的「18禁」管理條例、單方面開除建會工人的行為，也指向了毆打、拘留工人的燕子嶺派出所警察。

三四個對付我們一個，我們被他們打倒在地，拖進燕子嶺派出所，我們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毆打。

7月23日，米久平等七名建會工人在微信公眾號「打工人一家親」發出聯名公開信，講述了他們的遭遇，並要求燕子嶺派出所、坪山區人力資源局、坪山區總工會、深圳市證監會、深圳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處理佳士公司和民警的違法行為。這封公開信得到了全國各地左派人士和各界社會人士的關注和簽名支持。至7月24日晚上，有超過700人簽署聯名信。這場發生在深圳的工人維權行動，也發展為全國性的輿論事件，越來越多的聲援者寫文章支持佳士工人。

「7·27大抓捕」，奔赴燕子嶺派出所的大學生

7月27日下午3點半，米久平等建會工人和其他聲援工人再次來到佳士公司門口，這是他們第四次要求復工。工人被工廠保安圍住，隨後被趕到的燕子嶺派出所警察以涉嫌「尋釁滋事罪」為由帶走。晚上8點，被捕工人家屬和其他聲援工人前往燕子嶺派出所質詢拘捕緣由，也被警察一起帶走。

至此，共有30人被警察拘捕，其中有6人是佳士工人，23人是坪山區工人，1人是來自西安的大學生。在後來的網絡輿論中，這次拘捕行動被稱為「7·27大抓捕」。

「7·27大抓捕」引起了各界人士對這一事件的關注。7月28日，左派網站「時代先鋒」發表了題為〈奔赴深圳坪山！為了工人階級的覺醒，為了毛主席！〉的文章，號召熱心人士「趕赴深圳坪山燕子嶺，與先進工人一起為正義事業奮鬥」。

7月29日，中國人民大學11名學生發起聯署聲援書，要求燕子嶺派出所警察釋放被捕工人。北京大學畢業生岳昕等9名學生也在同一天發起聯署聲援書，稱佳士工人的維權行動「揭開了中國當代工人階級自覺反抗社會壓迫的新篇章」，並呼籲更多人加入支持。南京大學的3名學生也發起了聯署聲援書。

7月30日，香港民間團體「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發布了致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總工會的公開信，呼籲「立即釋放被捕工人」，「嚴懲違法警察和廠方管理人員」，「支持佳士工友自主籌建工會的合法訴求」。聯署名單中有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邱林川等一百多名中外學者。同一天，西北政法大學、清華大學、寧夏大學等高校學生也發起了聯署聲援書，支持佳士工人的維權行動。

7月30日下午，中山大學畢業生沈夢雨帶領15人聲援團前往坪山區政府遞交公開信，口喊「工友無罪，嚴懲打人黑社會，嚴懲打人黑警」口號，聲援被捕工人。遞交完公開信，聲援團被警察拘留四個小時之後釋放。

到8月6日，已經有超過50人從全國各地到達深圳坪山區聲援被捕工人，其中包括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張勤德、北京大學畢業生岳昕等人。而在河南省，也有當地的聲援人士帶着222人簽名的建議信到河南省委門口遞交，建議信指出在黨和各級政權內部「混入了一批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勢力」。據聲援團消息，「7·27大抓捕」中被拘留的30人中有15名工人和1名學生已經釋放，但仍遭到警察的監視。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邱林川對端傳媒分析，佳士工人維權行動之所以會引起全國各地聲勢浩大的聲援行動，主要原因在於警察一次性逮捕了30個人。

「最大的錯誤是不應該一次性逮捕這麼多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所以各級政府在處理勞資糾紛的過程中，一向是避免採用抓人的方法，否則新中國就沒有意義了。這是近年少見的一次抓人抓這麼多的，還有要求復工的一些事情。但我相信燕子嶺派出所也不會沒事抓這麼多人，主要的問題是資方試圖鎮壓，危機公關出現了問題，把小事化大。」邱林川說。

長期研究中國勞動狀況的香港學者潘毅在此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曾分析，廣東工人的打工史已經有30多年了，她認為「『工人階級』已經形成了」，會有比較強烈的「工人意識」——「『我』作為一個工人，有一定的專業、追求、訴求，訴求也是合理的；以往廠方習慣欺負『我』，但現在『我』敢say NO。」

邱林川認為，佳士工人建工會的行為一直是理性、克制的，是在《工會法》的指導下進行的合法行動。「有些人說工人是建獨立工會，其實不是，工人是向坪山區總工會申請組建工會的。建企業工會這種事情在深圳早有成功的先例，佳士工人的要求並不特殊。而且工人不會吃飽了沒事幹要建工會，大家都要賺錢，肯定是企業嚴重侵犯了工人的權益，他們才會想要建工會維權。但佳士能接受的是由資方控制的黃色工會。」

8月11日，聲援團代表沈夢雨和父母吃完飯後，三個不明身份的男子突然出現，被其中兩人一左一右控制住，一個抬腳，一個按頭捂嘴，抬進了一輛黑色別克SUV。8月21日，聲援團收到沈夢雨傳出來的手寫聲明，講自己一直被軟禁在一間屋子裏，房門外終日坐着一男一女看守，洗澡、上廁所都被監視。

沈夢雨是中山大學數學與計算科學學院畢業的碩士生，畢業後選擇在廣州日弘機電有限公司當工人。2018年3月，她被工人推舉為員工方協商代表候選人，參加公司的工資和年終獎集體協商會議，幫工人爭取加薪和福利，隨後被公司解僱。7月份，一篇題為〈無悔選擇：從中大碩士到流水線女工〉的文章在微信上廣為流傳，沈夢雨成為了勞工運動的新生代代表人。

沈夢雨的被綁架，再次將佳士工人維權事件推向輿論風口，日本NTV和NHK電視台、德國之聲、英國路透社、BBC等媒體都發布了報導。張勤德、范景剛、孔慶東等61名毛左人士發布了公開信，呼籲中央和廣東省委的領導關注這起嚴重的政治事件，要求懲制違法警察。同時，越來越多大學生「奔赴坪山」，加入聲援團。

8月18日，全國多所高校負責學生工作的老師開始統計7、8月去過廣東或人在廣東的學生名單，不明就裡的學生開始在微博、微信上詢問「廣東發生了什麼」。在上海上大學的廣東籍學生陳彤，正好在這一天購買了去廣州的車票，隨即被老師約談，詢問去廣州的原因。「我是暑假回家，沒想到這都被約談了，當時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陳彤向端傳媒記者表示，被約談後，他反而開始關注深圳工人的事件了。

8月21日，一篇題為〈廣東，挺住啊！〉的公眾號文章被大量轉發，文章講述了深圳佳士工人維權事件的經過。文章很快被刪除，至此，佳士工人維權事件以「廣東」為代名詞，被廣泛傳播。

「8·24暴力清場」之後，未完的抗爭

8月22日，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辦事處，陳暢忍着怒氣，儘量讓自己保持耐心和工作人員溝通。他帶着工人尚楊雪和唐向偉來這裏上訪，反映佳士工人建工會過程的遭遇，但工作人員的態度不能讓他滿意，一直在「推諉扯皮」，反問他們各種問題——「你們是做什麼的？你們有工作證明嗎？你們不是佳士的員工為什麼要來管這些事情？你們建工會為什麼不去坪山尋求指導？」

同行的全國總工會退休老幹部終於忍不住，開口教育工作人員：「你的立場到底站在哪一邊，你是不是為我們工人說話？」工作人員並不認識他，但一時態度也比較收斂。

兩個多小時後，工作人員向尚楊雪開具了一份蓋章的紅頭回執，在處理意見一欄勾選的選項是「發回事發地上級主管單位解決」。陳暢感到不安：「這是什麼意思，是要我們自己回到坪山區、深圳的總工會尋求解決嗎？」工作人員告訴他，全國總工會方面會去敦促下級工會複查此事。

「我接着問他為什麼文件上寫的這麼含糊，他說，公文就是這個體例。我們只好離開。」陳暢告訴端傳媒記者，從工會離開後，他們一行人就發現有人在跟蹤自己，尚楊雪和唐向偉在一輛警車裏看到認識的警察，斷定是廣東的警察跨省來抓捕他們。

全國總工會退休老幹部終於忍不住，開口教育工作人員：「你的立場到底站在哪一邊，你是不是為我們工人說話？」

8月24日中午，陳暢在微信收到目擊者消息，尚楊雪和唐向偉在早晨6點的時候被警察破門而入帶走了，同時被警察帶走的還有北京大學畢業生顧佳悅、北京科技大學畢業生楊少強。警察出示了一張廣州增城分局簽發的搜查證，並告知他們行動的目的是「查封非法網站」。陳暢認為「非法網站」指的是一直發佈工人運動消息的時代先鋒網站。

壞消息不止一個。午後，陳暢又在微信群裏看見視頻，早晨5點，聲援團在廣東惠州惠陽的出租屋被眾多手持盾牌全副武裝的警察衝入，在場10名工人和50名學生悉數被捕，包括北京大學畢業生岳昕，北京大學反貧困協會前會長馮歌等人。

後來陳暢才輾轉得知，幾乎同一時間，左派雜誌《紅色參考》在北京的編輯部也被20多名廣州便衣警察查抄，編輯尚愷當場被宣布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毛澤東思想旗幟網的辦公場所也被廣州便衣警察搜查。

這次暴力清場，把聲援團的工人和學生全部帶走了。據陳暢了解，被捕的工人都被刑拘在看守所，大學在校生和畢業生都被遣返回家，但二十四小時由國保人員監視。「除了夢雨和岳昕，她們倆被列為重點對象，應該不會輕易放過她們。」

8月24日晚上23點，新華社發布了題為〈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維權」事件的背後〉的報導，稱佳士工人「在佳士公司和派出所多次聚眾鬧事」的行動，是由未在國內註冊的「非法的組織機構」打工者中心組織煽動的，而打工者中心的經費則來自於由西方非政府組織支持的境外組織「勞動力」資助的。將這一維權事件定性為境外組織策劃的違法行動。

拿境外資金的組織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曾經幫助工人維權的機構，在國內沒辦法得到任何地方政府的資源，一些曾經的勞工活動家想考社工證，也被百般刁難，「簡直斷了人家從良的路。」

8月27日，在香港註冊的勞工團體「勞動力」發表聲明，稱自己「沒有參與組織或資助佳士工人或聲援者」，並表明「打工者中心一直積極尋求在民政局註冊，曾為此到政府相關部門進行申請溝通，也曾到當地公安機關說明備案」。在國內從事勞工研究的學者劉蕾為「勞動力」鳴不平，她曾測量過「境外勢力」對中國勞資糾紛的影響有多大，結果表明，在數千個勞工集體事件的案例中，有境外機構介入的案例只有40個。

「2015年12月3日，珠三角的幾個勞工組織同時受到政府打壓，主要活動人員被軟禁。廣州『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的曾飛洋和孟晗被判刑，新華社專門做了報導，題目是〈起底「工運之星」〉，把曾飛揚和打工族描述成接受海外資金蓄意破壞中國勞資關係的組織。2015年之後，所有的勞工機構都是儘可能低調，曾經敢介入集體案子的組織都只敢老實做服務了，打工者中心也是眾多低調機構中的一個，竟然被抬出來替罪，宣傳部門還能再編些好一點的理由嗎？」劉蕾認為，拿境外資金的組織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曾經幫助工人維權的機構，在國內沒辦法得到任何地方政府的資源，一些曾經的勞工活動家想考社工證，也被百般刁難，「簡直斷了人家從良的路。」

對於組建工會產生的一系列風波，劉蕾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的條文模糊不清是一大肇因。「包括『工會法』在內的一系列法律條文對建立工會的具體規範說得非常模糊」，比如集體協商條例裏面說工人可以選自己的代表，或者在上級工會的指導下選擇自己的代表。但又沒說代表如何認定。再比如說工會法規定工人數量超過二十五人「可以」成立工會。「那如果沒成立，或者資方阻撓成立，該怎麼辦？條文裏什麼也沒說。」

她對比建立工會和業主委員會的法律條文，發現後者的法律規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和各省的物業管理條例十分成熟。「條文不明晰會帶來第二個問題，當工人權益被侵犯、爆發衝突時，一旦工人的集體行動超過了當局認可的某一個標準，建立工會的行動就變得格外敏感。」

因為帶着尚楊雪一行人上訪，陳暢遭到了學校老師的約談。「學校拿着新華社的文章向我們做工作，說你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實際上是偏聽偏信。」陳暢很生氣，他反問老師，如果新華社的報導是「真相」，為什麼對工人在派出所的待遇、對遭到綁架、失聯的同學隻字不提，對24日的暴力清場也絲毫沒有報導？

「老師沒法回答，只好對我說，你要知道有的事情是能擺明面的，有的是不能的。」

對於8月24日的暴力清場，陳暢感到很失望：「我覺得上面的人誤判了工人和學生的意圖，其實大家都出發點和行動一直是平和有序的，但是卻被當作危害來處理，這樣就把同學們推向了對立面。你看被遣返回家的同學的聲明，明顯已經被激怒了。」

9月9日，被捕的工人和學生仍然未被釋放，岳昕仍然下落不明。陳暢在微信看見了聲援團最近的一次行動，一群學生和工人在湖南湘潭韶山悼念毛澤東，他們舉着「佳士工人向毛主席致敬」的橫幅，隨後這群人也被韶山警察抓捕了。

由於參與工人的被拘捕，這場勞工糾紛在外界看來，逐漸變成了學生和毛左人士的運動。「毛澤東」作為精神符號，在這次抗爭運動裏被頻繁使用，也在輿論上也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但陳暢認為這一個層面的爭論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寄託「毛澤東」符號中的平等精神：「我認識的左派同學，對毛和毛時代的確是比較認同的。但他們和一般所謂的『毛左』無論在行動上還是思想上都不一樣，他們並不僵化和保守，也更有意願去追求一個平等的社會。」

對於發生的一切，邱林川認為：「我們應該回歸工人本身建工會、維護權益的訴求，不要意識形態化這次的事件。」

（應受訪者要求，陳暢、陳彤、劉蕾為化名；感謝秋火為本文提供的支持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