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編周記：逼死外交官的，是「假新聞」？還是其它？

台灣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前處長蘇啟誠14日清晨在駐在地住處自殺身亡，有報導揭露，蘇啟誠自殺的原因，與日本9月上旬接連遭到地震和颱風重創，外交單位接待落難台灣旅客被批評「比不上中國外交部」而造成的龐大壓力有關。但這些被指責「比不上中國大陸」的情節，事後證明是查證不足的片面報導。

如果推測不錯，蘇處長的死果真起於「千夫所指」、「人言可畏」，現今部分媒體機構批量生產、不加查證的「即時新聞」當然是罪魁禍首。但該怎麼看待、解決問題，卻足以引發一場價值辯論。

這一類片斷報導、粗製濫造的即時新聞，可能來自有計畫、有系統的加工變造，用來帶輿論風向；另一個原因是在網路傳播的商業模式，信息必須求快速、能抓眼球。這篇文章暫時只討論後者，因為前者牽涉到兩岸和國際關係，是另一個大議題。

三年前端傳媒上線面世之初，就曾經以上、中、下三篇的規格探討台灣日益泛濫的即時新聞對公眾知情權利的危害。三年前報導點出的情況，到今天基本沒有改變。這類即時新聞奠基於網路媒體的商業模式。甚而更大膽一點說：如果商業模式不變，很難期待網路即時新聞的品質會因為一樁慘案後短暫的「檢討效應」而獲得本質上的改善。

面對層出不窮的假新聞事件，無論是憤怒的公眾，或是期待「立竿見影」政治人物，很容易祭出另一種解方：公權力管制。例如台灣幾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前一陣子曾經提案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其中規定「若未經查證，在網路散播假新聞影響公共安寧秩序者」，可以處拘留或罰鍰。

祭出公權力真的能解決問題嗎？或者更多是引鴆止渴？可以從操作面上來探討。就以蘇啟誠事件為例，當時有即時新聞報導了「大陸使館派15部車到關西機場接人，台灣旅客『自認中國人』就可以上車！」這樣的報導，挑動了輿論對「辦事不力」的台灣外交人員排山倒海的批評。

但請循其本，這的確是一則查證不周全的報導，但真正造成對當事人人格、尊嚴極大汙辱和摧殘的，是後續一波一波立場過激的評論 —— 包括政治人物、意見領袖和網民，以及政府後續的處理。在這種情況下，以公權力要求發出即時新聞的單位為所有的後果負起責任，是一種合比例的處理方式嗎？

另一個問題是：這樣的處分，是以「結果論」嗎？也就是如果「後果嚴重」的才處分，否則就只是「一般性錯誤」，不予處理？但「嚴重」與「不嚴重」由誰認定？ 報導內容與「嚴重後果」的因果關係如何建立？更不要說「保護消息來源」是記者的天職，會不會有記者因為拒絕向官方交代消息來源，致使報導被認為是「假新聞」而遭到處分？

另一個更嚴重、更根本的問題：把認定新聞「真偽」的權力交給政府，符合民主政治的原理原則嗎？或者永遠不信任有權力者，永遠假設有權力者會濫用權力，因此需要(包括新聞媒體在內)的監督，這才是常態？

我並非在主張新聞自由可以沒有邊界，身為媒體工作者，對粗劣的即時新聞的痛惡程度應該不亞於一般公眾。媒體機構有自己應盡未盡的責任 ---- 如同我們三年前的批評。但粗劣的即時新聞是表象，底層的問題是媒體市場秩序的失衡。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有線電視過度競爭造成的市場失衡，單薄的利潤造成節目製作費降低，各台紛紛用成本最低的談話性節目充數，又為了爭取百分之三、五的受眾，內容各走極端，再放大了原本已經查證不周的即時新聞。「粗劣的即時新聞觸動極端意見；極端意見觸動更多極端意見」這樣的生態，才是危害社會、「官不聊生」的根源。

這樣的問題，台灣負責監管的機關並非不知道。但哪一屆政府曾經試圖撼動、改變這個結構？又或者，面對台灣商業媒體資訊品質低劣的事實，加大公共媒體的投資，提供優質新聞服務才是正辦，但政府對公共媒體的新聞服務又投資了多少？

要不，退一萬步吧。執政者乾脆就坦承無力梳理商業環境，無意投資公共媒體。但「另起爐灶」轉移焦點，倡議公權力出面管制言論，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僅治不好病，最終賠上的，會是整個民主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