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周记：逼死外交官的，是“假新闻”？还是其它？

台湾外交部驻大阪办事处前处长苏启诚14日清晨在驻在地住处自杀身亡，有报导揭露，苏启诚自杀的原因，与日本9月上旬接连遭到地震和台风重创，外交单位接待落难台湾旅客被批评“比不上中国外交部”而造成的庞大压力有关。但这些被指责“比不上中国大陆”的情节，事后证明是查证不足的片面报导。

如果推测不错，苏处长的死果真起于“千夫所指”、“人言可畏”，现今部分媒体机构批量生产、不加查证的“即时新闻”当然是罪魁祸首。但该怎么看待、解决问题，却足以引发一场价值辩论。

这一类片断报导、粗制滥造的即时新闻，可能来自有计划、有系统的加工变造，用来带舆论风向；另一个原因是在网路传播的商业模式，信息必须求快速、能抓眼球。这篇文章暂时只讨论后者，因为前者牵涉到两岸和国际关系，是另一个大议题。

三年前端传媒上线面世之初，就曾经以上、中、下三篇的规格探讨台湾日益泛滥的即时新闻对公众知情权利的危害。三年前报导点出的情况，到今天基本没有改变。这类即时新闻奠基于网路媒体的商业模式。甚而更大胆一点说：如果商业模式不变，很难期待网路即时新闻的品质会因为一桩惨案后短暂的“检讨效应”而获得本质上的改善。

面对层出不穷的假新闻事件，无论是愤怒的公众，或是期待“立竿见影”政治人物，很容易祭出另一种解方：公权力管制。例如台湾几位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前一阵子曾经提案修正“社会秩序维护法”，其中规定“若未经查证，在网路散播假新闻影响公共安宁秩序者”，可以处拘留或罚锾。

祭出公权力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或者更多是引鸩止渴？可以从操作面上来探讨。就以苏启诚事件为例，当时有即时新闻报导了“大陆使馆派15部车到关西机场接人，台湾旅客‘自认中国人’就可以上车！”这样的报导，挑动了舆论对“办事不力”的台湾外交人员排山倒海的批评。

但请循其本，这的确是一则查证不周全的报导，但真正造成对当事人人格、尊严极大污辱和摧残的，是后续一波一波立场过激的评论 —— 包括政治人物、意见领袖和网民，以及政府后续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以公权力要求发出即时新闻的单位为所有的后果负起责任，是一种合比例的处理方式吗？

另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处分，是以“结果论”吗？也就是如果“后果严重”的才处分，否则就只是“一般性错误”，不予处理？但“严重”与“不严重”由谁认定？ 报导内容与“严重后果”的因果关系如何建立？更不要说“保护消息来源”是记者的天职，会不会有记者因为拒绝向官方交代消息来源，致使报导被认为是“假新闻”而遭到处分？

另一个更严重、更根本的问题：把认定新闻“真伪”的权力交给政府，符合民主政治的原理原则吗？或者永远不信任有权力者，永远假设有权力者会滥用权力，因此需要(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监督，这才是常态？

我并非在主张新闻自由可以没有边界，身为媒体工作者，对粗劣的即时新闻的痛恶程度应该不亚于一般公众。媒体机构有自己应尽未尽的责任 ---- 如同我们三年前的批评。但粗劣的即时新闻是表象，底层的问题是媒体市场秩序的失衡。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有线电视过度竞争造成的市场失衡，单薄的利润造成节目制作费降低，各台纷纷用成本最低的谈话性节目充数，又为了争取百分之三、五的受众，内容各走极端，再放大了原本已经查证不周的即时新闻。“粗劣的即时新闻触动极端意见；极端意见触动更多极端意见”这样的生态，才是危害社会、“官不聊生”的根源。

这样的问题，台湾负责监管的机关并非不知道。但哪一届政府曾经试图撼动、改变这个结构？又或者，面对台湾商业媒体信息品质低劣的事实，加大公共媒体的投资，提供优质新闻服务才是正办，但政府对公共媒体的新闻服务又投资了多少？

要不，退一万步吧。执政者干脆就坦承无力梳理商业环境，无意投资公共媒体。但“另起炉灶”转移焦点，倡议公权力出面管制言论，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仅治不好病，最终赔上的，会是整个民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