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鐘撥回到近三十年前的一個夜晚——1989年,6月3日。
時年32歲的荷蘭人彭軻(Frank Pieke),正騎着單車經過天安門廣場。兩個月前,幾位北大學生把一張巨大的胡耀邦黑白畫像貼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上方,自那以後,彭軻便每日騎車前來廣場查看。當時他正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柏克萊)分校攻讀人類學博士,論文題目便是中國的政治改革與學生運動。
雖然從5月下旬起,「軍隊入城」便已經不是新聞。但6月3日這晚,彭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尋常,各處傳來「清場」的消息,火藥味在空中彌散。直覺告訴他,這將是他近期裏最後一次到訪天安門。不出意外,幾小時後,軍隊採取強力措施進行「清場」,後來世人耳熟能詳的「六四」,終於上演最慘烈的一幕。
多年以後,已經是國際知名漢學家的彭軻在《了解中國:一本21世紀的導讀》(Knowing China: 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一書的導言中,回憶了1989年的那段經歷。他這樣描寫自己當年的判斷:「無論過去它有多受歡迎,共產黨都已經丟掉了它的合法性,只剩苟延殘喘。它的死亡將只是時間問題。」但在同一節文字中,他立刻又將話鋒拉回當下——「20多年過去,這些對中國的判斷被證明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