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電影名Crazy Rich Asians來形容「中式資本主義」今年遇到的一系列麻煩，可能再合適不過了。這部好萊塢（荷里活）的賣座電影在華人世界中口碑極好，不少土豪甚至包場請朋友們觀看。不過說到底，那不過是新加坡富商經歷了百多年財富積累和殖民規訓，代表所謂儒家倫理的東亞資本主義模式，在特朗普（川普）治下的美國顯出華人社會的另類文化高級感。
然而對中國本土的新富們來說，他們今年的連串遭遇可謂真正「抓狂」。隨着貿易戰加劇，他們不僅承受着政策環境變動的壓力，而且彷彿陷入了商業倫理的沼澤，四處碰壁，危機重重。
從中興公司的制裁事件，到京東CEO劉強東的性侵案，在中國大陸引發廣泛關注和爭議的倫理焦點，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商業倫理問題，也不是十幾年前被國際社會指責的中國血汗工廠的勞動倫理，更不是最近幾年成為中共治理焦點的環境倫理，甚至不是從三鹿奶粉到最新的長生疫苗等劣質產品醜聞引發的誠信，而是互聯網公司因其產品對人們生活的全面接管、而在貿易戰背景下暴露的倫理危機，這是一場牽涉所有人和生活方式的價值觀動盪，彷彿「亞洲富豪也抓狂」的全民版。
危機從何而來？
過去十幾年，中國企業加入WTO以後所經歷的倫理衝突，從加工業到上游產業再到高技術產業，倫理焦點第一次跳出了生產和消費場所，不再單純關涉勞工階級或特定消費者，而進入中產階級的日常倫理，更牽涉到中產階級所熟悉、而且奉為榜樣的企業家群體。劉強東的一言一行，猶如京東銷售的無數生活用品，都牽動着幾乎所有中國人的共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