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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軍訓:迷彩崇拜與威權國家的上行下效

中國式的軍訓,已經背離了軍事訓練的初衷,留下來的只有暴力,以及給暴力當作藉口的對迷彩符號的崇拜。


在今天的中國,支持軍訓的聲音時常以「古今中外都有」、「增強國防意識和集體主義觀念」和「磨練意志」為理由,來試圖對抗越來越多的針對軍訓的批評,但是當權者可能沒有意識到,或者不願意意識到,軍訓已經只剩下了形式,甚至已經過時了。 攝:Yang Jiameng/VCG via Getty Images
在今天的中國,支持軍訓的聲音時常以「古今中外都有」、「增強國防意識和集體主義觀念」和「磨練意志」為理由,來試圖對抗越來越多的針對軍訓的批評,但是當權者可能沒有意識到,或者不願意意識到,軍訓已經只剩下了形式,甚至已經過時了。 攝:Yang Jiameng/VC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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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每年中國大陸學生軍訓的時候了。全國各地輪番上演以下的場景:成千上萬的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學生穿戴著劣質的、迷彩圖案的衣帽,在烈日下列隊站立,轉來轉去,每個人都汗流浹背,而教官則在一邊的樹蔭下喝著冰凍的礦泉水。

這種布滿迷彩的景象似乎滿足了我們腦海裏對「軍事」二字的期待,但經常爆出教官肆意妄為體罰學生的消息讓人不禁思考: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景象?同樣令人費解的,還有軍訓的意義,以及一個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問題:誰從中受益?

1955年,毛澤東批准了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在高等院校進行學生軍事訓練的請示報告,隨後在北京體育學院和北京鋼鐵學院開展軍訓試點。其後,軍訓學校的範圍不斷擴大,直到2001年4月28日,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教育法》,把軍訓的範圍擴展到了所有高等學校、高級中學和相當於高級中學的學校。

在今天的中國,支持軍訓的聲音時常以「古今中外都有」、「增強國防意識和集體主義觀念」和「磨練意志」為理由,來試圖對抗越來越多的針對軍訓的批評,但是當權者可能沒有意識到,或者不願意意識到,軍訓已經只剩下了形式,甚至已經過時。

中國式的軍訓還能不能叫軍訓?

如果按照「歷史悠久」的角度來看,那麼中國現在的軍訓只能用粗糙、單調和低級來形容。

民國時期,所有大學、高中等學校的男生都應以軍事教育為必修科目,每年暑假接受連續三周的軍事訓練,教官由陸軍學校畢業生擔任。訓練項目包括學習軍事學識、培養優良德性及生活習慣,前者包括學科及術科。學科包括步兵操典、野外勤務、射擊教範、防空常識、戰車常識、衛生急救等。術科包括徒手教練、持槍教練、測圖實施、彈藥射擊、夜間演習等。

而今天中國學校軍訓的主要內容已經只剩下了站隊和疊被子,就連大學生的射擊訓練近幾年也出於安全考慮被大面積取消,本應該是核心的軍事內容早已經不見蹤影,不管是時間長度上還是內容上都已經同之前的軍訓大相徑庭,就連教官也大多不是現役軍官。所謂「歷史悠久」其實不過是嘗試捏造虛假的正當性,表面看是一脈相承,其實是狗尾續貂。

雖然說是狗尾續貂,但是既然有人去續,說明這其中有利可圖。如此單調的軍訓其實更像是一場又一場針對學生的有組織的暴力和虐待。另外,軍訓期間對學生通訊權力的部分或全部剝離造成了學生們信息的真空,這種真空為思想的灌輸提供了絕佳的機會,而填滿這種真空的,則是教官口中的對軍事力量的崇拜以及民族主義煽動性言論,而這兩種思想組合在一起便成了不折不扣的軍國主義思想——將軍事力量視為了國家安全的基礎,把對某些國家(如日本)的復仇當作民族恥辱的正當回應,甚至有擴張的傾向。更諷刺的是,中國的媒體似乎從來不敢把軍國主義這個帽子戴到自己人的頭上,而只是用來隔著海罵日本的右翼,儘管鋪天蓋地的抗日神劇和強軍口號已經膾炙人口。

如果壓迫是「集體」存在的原因,那麼壓迫不在了,「集體」也將隨之消失。更何況,這種所謂的「集體意識」倡導的是將集體中非核心個體的權利剝奪,只是呼籲「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的極權工具罷了。

如果把軍訓看作是一種兄弟會式的「嚴峻儀式」的話,那麼軍訓支持者的「增強集體主義意識」或許還站得住腳跟。Elliot Aronson在其著作《社會性動物》中提到過一個「小組討論過程的動力」的實驗,實驗就加入討論會的入會儀式設計了三個變量,即嚴峻儀式,溫和儀式和沒有儀式。結果表明,經歷溫和儀式或根本沒有經過入會儀式的學生們認為團體討論會比較枯燥乏味;而那些為加入這一團體受過折磨的人(即經歷嚴峻儀式的人)則認為,它的確是一次令人興奮的討論。

按照E.Aronson的實驗結果,折磨人的軍訓似乎可以讓學生對學校進行更好的融入,但是現在許多學校都開始為了提高教官和學生的人數比而實行錯峰軍訓(即某些大學把軍訓放到大二開學前進行),軍訓真正帶來的入會儀式感已經消失殆盡,另外,軍訓的時間短也使得這種儀式感的維持變得十分困難。因為,如果壓迫是「集體」存在的原因,那麼壓迫不在了,「集體」也將隨之消失。更何況,這種所謂的「集體意識」倡導的是將集體中非核心個體的權利剝奪,只是呼籲「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的極權工具罷了。

總有一些人,只是因為自己在虐待中活了下來,於是不僅不憎恨施虐者,反倒去感激施虐者的不殺之恩。那些經歷過軍訓,又用「磨練意志」來為軍訓開脫罪名的人恰好就是如此。人的意志絕對不是幾周的軍訓就可以磨練出來的,而且,也沒有人有權力去打著「磨練意志」的理由去虐待別人,因為只有虐待才是事實,只有軍訓基地糟糕的居住環境,不潔的飲水,偷工減料的飯菜以及學生身上穿著的質地低劣的衣服和散髮著刺鼻甲醛味的腰帶才是事實。在這種條件下,如果能磨練出意志,那也必將是表面言聽計從,內心裡堅決反抗的意志;這種條件下,如果養的是真正的士兵,那麼這些士兵也一定是沒有戰鬥力的。

中國式的軍訓,已經背離了軍事訓練的初衷,留下來的只有暴力,以及給暴力當作藉口的對迷彩符號的崇拜。

軍事化管理:迷彩崇拜的最終形式

事實上,軍訓只是中國教育迷彩崇拜的冰山一角,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維持廣大「超級中學」和「戒網癮學校」的「軍事化管理」。

「軍事化管理」是軍訓的進階,它保留了恐嚇和暴力,儘管現在許多地方在施行過程中暴力有所收斂,但是軟性的暴力與無微不至的監控則更令人發指,對學生帶來的恐懼和羞辱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中國的許多中學里,學校通過班主任負責制和吹毛求疵的績效考核通過老師向學生施壓,學生們在寢室里也要受到生活老師的監視。這一切在學校口中,都是為了學生的成績,學生意見的反饋渠道也就此關閉了,學生就算是抱怨也只會被家長和學校不以為然,還會反過來用「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俗諺來教育學生,儘管他們就是「苦」的源頭。

對於「軍事化管理」,望子成龍的家長們就算是心痛也會忍著,指望著用學生高考中考成績做招生廣告賺更多擇校費的學校則更是不亦樂乎,但與此同時,夾在學校和家長之間的學生和老師則只有腹背受氣,他們雖然是教育這件事的核心,但是在家長和學校的名利觀里已經是最不重要的那一環。學校和家長都只想要結果,至於漫長而又艱難的過程,學校走在極權壓迫的一端,而另一端,則是把孩子的所有教育責任都推給了老師和學校的家長們。

在這種環境下,教育已經偏離了它育人的本分,淪落為毀人不倦的機器。而學生作為受害者,則是從小就被訓練成為一個巨大數字中的一員,被扣上鎖鏈,被剝去可以引以為豪的個性。

楊永信和豫章書院是針對「問題少年」的,那麼「軍事化管理」似乎印證了某些人的觀點:所有學生都有問題。而這種問題,不是別的,不是獨生子女的嬌生慣養,而是「不服從」,而教人服從似乎比教育本身更重要。而這種教育,僅僅對學生進行了打壓,讓他們服從,卻沒有鼓勵他們進行個性化的發展,這與對動物的馴服無異。

歸根到底,「軍事化管理」只是一個教育者假借軍隊迷彩符號和煽動性口號對個體進行自由剝削的名頭,與軍事無關,也算不上是管理。所謂的「軍事化管理」更像是一場大型迷彩cosplay,管理者可以借機得到「指揮官」的角色,將許多甚至平日里視作過分的壓迫都變成理所應當,而他們自己沈迷的迷彩假象則成了他們對自己為所欲為的辯護。在這種環境下,教育已經偏離了它育人的本分,淪落為毀人不倦的機器。而學生作為受害者,則是從小就被訓練成為一個巨大數字中的一員,被扣上鎖鏈,被剝去可以引以為豪的個性。到頭來,好多人在十幾歲時就已經死了,只是苟且到了幾十年後才燒成灰裝進盒子裡面埋下。

學生都有問題:代際偏見還是集體主義裂痕?

對於那些鼓吹軍訓教育意義的人來說,年輕一代的學生是「嬌生慣養的」,需要進行管教。可是,這只不過是一個對年輕一代的代際偏見。這種標籤化的代際偏見在中國已經脫離了社會學研究的本來用途,而是隨著以偏概全的獵奇社會雜聞,成為了代際衝突的符號。這些偏見同時變成了虐待和暴力的理由。如果我們只去思考「學生有什麼問題?」的話,便是走進了為暴力開脫的陷阱,提前定下了「學生有錯」的成見。很多教育者也是如此,他們受到這個陷阱的誆騙,選擇相信可以用最極端的方法來解決一個不存在的問題。

之所以說問題不存在是因為,這種代際偏見的核心是偏見,而並非是代際關係。事實上,這種偏見的產生出於某些人對代際理論的誤解,更是出於他們的自以為是。曼海姆在《代問題》裡面寫到過:「代際更替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是由新的年齡群體不斷出現的過程完成的。」這裡的「年齡群體」體現的是一個社會不斷新陳代謝的過程,而並不是用來像「90後」這種標籤一樣,形容時間跨度很長的、內部差異巨大的群體。這種錯誤的理解導致了標籤的籠統與失真,給偏見的產生帶來了機會。

這種偏見是永遠不會消除的,不僅因為人類的傲慢是無法改變的,人類代與代之間的的時代精神也是不同的。兩代人是不可能生活成長在同樣的環境的,因為人類所處的社會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種變化是經濟上的,而非政治上的,雖然政治的變化會影響經濟,但是人最終感受到的,是經濟上的改變,這種改變並不一定是欣欣向榮的,它可以是增長也可以是衰退;這種改變也不一定是掉頭式的或者十分激烈的,因為即使是微小的不同也是不同,在趨同的文化里,這必將引起衝突,而這種衝突,會成為一個集體主義社會的內部垮塌的源頭。

一個威權國家的上行下效

不管是軍訓還是「軍事化管理」,利用符號進行的壓迫更像是中國這個國家的縮影。

儒家「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級制度在今天,仍然是活躍的。但是,這種已經實行了幾千年的等級制度是難以消滅「不服從」的,這看上去是徒勞,但事實上,正是因為不服從是難以消滅的,上下地位之間的衝突也一直存在,所以它成功地用無休止的私人領域的內鬥消耗了人民的精力,使其無暇對統治階級造反。

不僅如此,這種制度讓中國社會與霍布斯筆下的社會十分相似:每個人都可以利用儒家的等級體制進行互相的爭鬥,社會建立在恐懼和理性的自利上,只不過,中國人似乎沒有打算將自己的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放棄從而邁向文明,因為所有人都是權力濫用的受害者,但同時只要他們遇見機會,又會迅速成為更加狠毒的施暴者。多數人從來沒有真正地盼望過平等,對於特權也沒有真正的憎恨,他們真正憎恨的,是自己不具備這些特權的現實。這是一種中國人對自己的奴役,但是所有人都樂在其中,就像毛澤東曾經說的那樣,「與人鬥其樂無窮」。

那麼,從中獲益的到底是誰呢?毫無疑問,最終的受益者是安逸地呆在等級鄙視鏈頂端,像看戲一樣俯瞰眾生的統治階級,對於他們來說,保住他們的位置是最重要的,而至於人民的心理與身體健康,則是最次要的,畢竟只要他們不造反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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