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感？香港少数族裔必修中国历史课的痛苦心路

“孙中山，孙中山⋯⋯他是中国的皇帝！”—— 香港学生 Bibi，18岁

18岁的 Bibi 和17岁的 Sarah，是一对“土生土长”在香港的巴基斯坦裔姊妹。她们的父亲一代 20 多年前从老家移居而来，居港廿载，家中却至今都是“巴基斯坦式”的：全家是虔诚的回教徒，家人之间仍用乌都语沟通，所有人都爱看板球赛。可是，姊妹俩的特区护照上，国籍一栏都写著“Chinese”；她们拿的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Bibi 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妹妹 Sarah 既不觉得自己是“巴基斯坦人”，也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她们都会说粤语和英文；也爱吃谭仔米线。

Bibi 和 Sarah 是香港 5 万多“少数族裔”（注1）学生中的两个。虽然统称“少数族裔”，但其中较富裕家庭可以负担高额学费，让子女入读以英文（或其他语言）为主的国际学校，也可以考虑到外国、外地升学和发展；同时亦有相当多的家庭希望子女在政府资助的主流学校接受教育——这里学费相对廉宜，亦可多接触中文，因为这些孩子大多数也打算未来留在香港本地发展。Bibi 和 Sarah 就是后者。

姊妹二人的小学与中学都是香港本地主流学校，享受政府资助的 12 年免费教育。但相应的，这些就读主流学校的少数族裔学生也要跟其他所有本地学生一样，接受跟随教育局统一课纲所设定的课程制度和教学内容，学习生活也受到教育局政策的风吹草动所影响——其中最新的变化，是特首林郑月娥曾在去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的，将把中国历史科列入全港受政府资助、行本地学制的主流中学的初中必修科目。

注1：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主题性报告：少数族裔人士》，2016年，香港人口占8%为少数族裔人士（即非华裔人士），即约26万人。其中80%为亚洲人（如菲律宾裔、印尼裔；南亚裔如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等；日裔、韩裔等），其余则为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和欧美的人士；至于像 Sarah 和 Bibi 那样，正在香港修读全日制课程的少数族裔学生则有约5万人。

“那么你记得谁是孙中山吗？”——一双大眼睛的 Bibi 本来好多想法，听见记者这样问，便用力思索，然后用粤语说：“孙中山，孙中山⋯⋯他是中国的皇帝！”Bibi刚经历文凭试（香港的大学入学考试）放榜，将会升读副学士课程。但刚刚经历大考的她对“孙中山”的答案，实在让身边平日替她补习的老师谭婉仪（融乐会倡议主任）失笑。

记者再问 Bibi 有没有听说过“岳飞”？Bibi 犹疑更久后说，“岳飞，是不是中国女皇帝呢？”经提示，她终于恍然大悟，“呀，是不是那个被妈妈在身上‘Tattoo’（纹身）的故事？好似在电视上看过。”电视剧的影响力，果然无远弗届。

和许多香港南亚裔孩子一样，Bibi 也有中文不好的问题，但为了日后在香港发展，她选择了报读连华语学生也频频喊苦的文凭试中文课程；可是拼了劲，也只得到“二级”，未能达到进入大学的“三级”最低要求。由于她之前修读的是香港主流中文中学，所以初中那三年，她都是硬著头皮与华语同学一起修读“中国历史”——从夏商周到近代，跑一趟几千年。

“香港人很少仇视或刻意贬低少数族裔，但同时，我也不感到他们很欢迎我们。他们彼此之间也不见得很团结、对这个地方很有归属感。所以，我对于古代中国、香港的故事，也著实没有很大兴趣。”

从前，Bibi 的小学其实是以招收少数族裔为主的英文小学。所以升中一时，当所有科目都以中文授课，Bibi 开始感觉到学习的不易；而初中中史课的中文，更包含了诸多历史名词与知识，对她来说便变成了最难的一科，“那些地名、皇帝名，我可谓完全没有概念，温习也无从入手，成绩长期不合格。”

而 Bibi 的妹妹 Sarah 今年中四，就读于另一间主流香港中学。入学当年，她是校内唯一的非华语学生，也一样要跟著同学上中史课，“上课时候，我就是呆呆地望著老师，完全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一整年中史课都在白白浪费时间。”

那年中史考试，Sarah 要不交白卷，要不胡乱填上不相干的中文字在试卷上，打发度秒如年的考试时间；到了中二，她的中史课老师也意识到有问题，尽管Sarah依然要坐在课室内苦挨，老师却特别为她准备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英文笔记；考试时，老师也苦心专为她设一份程度较浅的英文试卷。“考试的朝代、课题，都和其他同学一样。但问题全都来自那份英文的精读笔记，基本上我肯背熟笔记，就可以。”

读书积极的 Sarah 仍然保留著那份香港少见的英文版中史试卷（注：在香港，不论中文中学、英文中学，中史科一律以中文授课），答著关于 An-Shi Rebellion（安史之乱）、Xuanwu Gate Incident（玄武门之变）的问题，拿到80多分的好成绩。“换上英文笔记，试卷成绩确实提高了。老师为我做了这么多，我非常感激。但老实说，我是单靠背诵，也不求甚解。那几年中史课学过的内容，现在忘得几乎一乾二净。”Sarah 尴尬笑道。

Sarah 其实很喜欢人文学科，热爱世界历史，甚至考虑过在大学报读历史系。不过，都是关于“过去”，怎么 Sarah 偏偏对中国历史兴致缺缺？“香港人很少仇视或刻意贬低我们（少数族裔），这点其实很好。但同时，我也不感到他们很欢迎我们。而他们彼此之间也不见得很团结、对这个地方很有归属感。所以，我对于古代中国、香港的故事，也著实没有很大兴趣。” 话虽如此，但 Sarah 又自己补充说，“不过，中国近代史我觉得反而有意思，像 Cultural Revolution（文化大革命）和 Mao Zedong（毛泽东），毕竟这些可以让我连结到‘现在’。”

香港的现实里，要少数族裔学生在学校认识国情、认识香港，看似理所当然，但 Bibi 和 Sarah 姊妹的经历并非特别情况。谭婉仪是融乐会（香港关注少数族裔社会政策的NGO）的倡议主任，常常替来自基层的少数族裔学生辅导功课，她深明，像Bibi、Sarah 这类跟中史苦苦纠缠的少数族裔学生并不罕见，历史与现实因素下，少数族裔学生跟“中国历史”科目之间咫尺也是天涯，实在是隔著许多“大山”般的障碍。

第一座大山——中文

在中文方面，“香港仍然未有一套统一的、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正式课程。”

2004年之前，非华语学生被排除在香港小学升中学的“统一派位”机制之外，只能入读极少量专门招收非华语学生的政府资助学校（即以英文授课、亦开办中英以外之外语课程的学校）。然而这一政策令少数族裔学生难以掌握中文，毕业后亦难以融入本地社会。于是，2004年6月起，教育局改变了小学派位机制及升中选校程序，让少数族裔的学生也能进入香港主流学校学习，可以修读与华语学生一样的课程。但也正是这一改变，开启了 Bibi 和 Sarah 姊妹在主流学校修读“中史”的痛苦时光：“中国历史毕竟牵涉到古代中国文化知识。少数族裔同学中文程度不佳，对中国文化可能毫无概念，就很容易感到迷茫。”为 Bibi 姊妹补习多年的谭婉仪说。

由于2018/19学年以前，中史并非初中必修科，故以招收少数族裔学生为主的中学，多数选择开办“历史科”、“历史及文化科”代替，以英文授课；至于以本地华语学生为主、只招收了少量少数族裔学生、并开办了初中中史科的学校，则视乎有关同学的中文水平进行教学：同学水平良好的话自不必作特别安排，若不然则学校各施其法，如安排简单英文笔记、英文考卷，或在课后为学生解说等——过程之间，教的老师、上课的少数族裔同学，都很苦。

当然，少数族裔学生学习中国历史最大的障碍就是中文水平。回归21年以来，香港教育的语文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回归以前，少数族裔学生报读大学、投考公务员时并不需要中文科合格，港英政府亦没有要求他们在政府资助学校里学中文课，因此这些学生没有任何迫切需要学好中文（当然也有认为此举亦大大阻碍了少数族裔融入香港社会）。然而回归后，中文地位愈见重要，少数族裔报读大学及投考绝大部分公务员职位的必要资格中都包括了中文科成绩，于是那些无法就读国际学校及出国留学的少数族裔学生便开始一定要学好中文了。

“从前香港实在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少数族裔人士不会中文，在香港也完全可以生存的”，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非华语学生中文教与学支援计划”研究员祁永华说。祁永华指出，正如香港华人学习英文，一般会以学习“第二语言”的方式研习文法规则、拼音等等，整个过程跟“英文作为母语”人士的教与学方法都截然不同，但在中文方面，“香港仍然未有一套统一的、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正式课程。”

近年，教育局除了委托大学研究单位支援学校与老师，向其增加资源之外，亦在2008年及2014年发布了《中国语文课程补充指引（非华语学生）》及《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然而，祁永华指出，这些参考文件仍以本地课程为骨干，只是列出教授中文的大原则、指引；或只是基于现有的以中文为母语的课程，把学习进程拆分为较细的阶段，“所以这根本并非一套视中文为‘第二语言’的完整课程，许多招收少数族裔的学校要各施各法，有的靠有经验的老师，有的靠与大学合作，自行编订教材。但这样绝对不利于少数族裔学生的中文学习。”

无论哪个地区的少数族裔，能否掌握当地语言，往往是其能否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现时中国已有一套完整的、针对第二语言使用者的“汉语水平考试”及课程，亦有大量针对不同汉语水平的教科书；而在族群多元的英语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除了早有一套完整的、以英文为第二语言的课程，还可以照顾不同背景学生的母语文化，例如尽量聘请懂得学生母语的老师来教授他们，甚至更进一步强调原住民后代该享有学习原住民语言的权利。

在香港，由于未有一套统一课程，少数族裔同学仍然在各施各法的学校中跟“中文”纠缠搏斗。采访中的 Bibi 和 Sarah 在各自学校的中文学习模式就可谓迥异：Bibi 被安排与其他中文程度较低的少数族裔同学同班，专门上课； Sarah 则因程度同样追不上同级的本地华语同学，每逢中文课就被安排“降级”，与比自己小、但也是母语为中文的本地学生一起上课。至于家乡话乌都语？“虽然在学校绝少用到，华人同学都不会。但我们都说得很好，那是我们在家的语言！”

第二座大山 ——谁的国史？

“少数族裔学生的文化、族裔各有不同，而课程纲要又提到‘提升民族、国家认同感’，难免让人担心，我们会否强行要少数族裔同学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认同感。”

正当少数族裔学生的中文教育仍然有待改善之际，在时局变化急速的香港，师生们又迎来了第二个挑战：中史科。政府规定所有香港中学于2018/19学年要落实开办初中中史必修科，而这当中，也包括了招收大量非华语学生的中学。

对此政策给少数族裔学生教学带来的可能影响，教育局书面回复端传媒时指出：基于“共融理念”，他们希望非华语学生与本地华语学生享有同等教育机会，故“不认同学校以其他学科代替中国历史科”，而且让大家一起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有助于前者融入社会。至于非华语学生面对的文化背景不同、中文程度不佳等状况，教育局认为教师可按学校情况、兴趣、能力，在现行课纲上作调适。至于中国历史科所附带的“提升民族、国家认同感”的课程目标，教育局则表示其实许多非华语学生“均视香港为家”，故“提升民族、国家认同感”这一教学目标仍有其意义。

此外，教育局亦在2018年5月成立了一个由不同非华语学生教育的大学研究者、教育工作者组成的“支援非华语学生学习中国历史及中华文化专责委员会”，就此科目发表意见。该委员会成员之一、具有多年少数族裔中文教育及研究经验的刘国张博士，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的第一次会议，向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想要让学生认识身处之地方的历史、文化，无论族裔，并非坏事。但我理解最让大家担心的，是少数族裔学生的文化、族裔各有不同，而课程纲要又提到‘提升民族、国家认同感’，难免让人担心，我们会否强行要少数族裔同学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认同感。”

刘国张说自己长年都在研究如何让少数族裔学生掌握中文这门外语，故在思考“中史”教育时，也会放入“第一语言”、“第二语言”的框架去思考，“如果少数族裔同学一定要学中史的话，那么我们可否像第一语言、第二语言一样，接受少数族裔同学可能视中国历史为自己‘第二家乡’的历史呢？少数族裔同学当中，当然有人会视香港或中国为自己的家，但同时也有可能只视这里为他的‘第二家乡’。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点、调节课程目标，我就觉得就算要让他们学中史，也不值得担心了。”

中国本位出发的历史论述

在局方开会征集专家意见之际，服务少数族裔前线的老师，已经为新政策、新学年、新目标开始了准备工作。地利亚修女纪念中学（吉利径）因其办学机构一直有招收基层少数族裔学生的传统，故2010年起开始招非华语学生，现在少数族裔学生是学校的大多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尼泊尔、尼日利亚（奈及利亚）等地，非常国际化。由于学生背景多元，故现时授课语言为英文。

“我如常说当年中国丧权辱国、有多惨。但有个非华裔同学很真诚地问，之前许多朝代中国都有对外攻打、扩张，为什么我们也没有为那些被中国攻打的国家那样感慨呢？”

印度裔同学 Sidharth 和 Raj 都是这家学校的中一学生，聊过他们在港的学习生活后，记者问起两位同学可曾唱过中国国歌？这样问是因为这家学校与别不同，既然多数是少数族裔学生，所以并不会在特别日子里演奏国歌。中文算不错的 Raj 记得自己在小学音乐课学过，“我不太记得仔细的歌词，但知道那是打仗时候‘Don’t Give Up’、‘不要放松’的意思。”Sidharth 则从印度来港才两年，“我两年前刚到香港，那时小学有奏（中国）国歌、升国旗的仪式。第一次参加时，全部人都站起来，而我完全不明所以，好尴尬！”然后，Sidharth 就开始说起自己对祖国印度的历史有多认识。

两位同学都在历史课学过一点点中国历史，问起可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件，他们想了很久，Sidharth 很努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最记得屈原！我很欣赏他对国家的感情⋯⋯还有他让我知道赛龙舟和吃粽子的意义。”坐在一旁的该校历史科科主任马彼德老师就笑说，“同学对于有公众假期的‘历史’通常特别有印象。”

但既然“中史”课程势在必行，Sidharth 也就必须要学多一点“端午节”以外的中国事了。“本来，在招收了较多少数族裔学生之后，我们就没再开办初中中史科了。我们考虑到学生对象既非华人，他们跟中国也很有距离感，所以就索性不办。”马彼德老师说。现时地利亚（吉利径）学校的历史科以英文授课，三年初中历史课程中，只有极为有限的中国历史内容。

学生背景多元，马老师说，在这里教书，要常常迎接不同观点，“有一次，我们在教清朝被列强入侵。我如常说当年中国丧权辱国、有多惨。但有个非华裔同学很真诚地问，‘对呀，无论如何战争都是悲惨的。但之前许多朝代中国都有对外攻打、扩张，为什么我们也没有为那些被中国攻打的国家那样感慨呢？’这个提问提醒了我，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本地人觉得很平常的观点、看法，这些学生们却不一定有共鸣。”

由是，对于要教授中史的前线老师来说，如何让少数族裔学生投入中国历史、让他们感到这一学习的意义，是他们要真正处理的大课题，“本国史一般都会以自己国家做中心，中史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的。所以如果我们按坊间的教科书‘现成’的角度去教，很多时候会跟这些孩子说不过去。例如在主流学校，我们说‘五胡乱华’，那自然之至；但当对象不是华语学生，你依旧用‘五胡乱华’这类很常见、但含有贬抑‘非华人’的叙事方式教书，实在很难让学生投入。”

现下的情况是，既然官方政策从上而下推行，老师们只好尽可能在狭缝中找空间，希望让中史课变得较有意义。于是马老师和校长也取得共识，就算明年规定必要开办中史课，也希望能够不以中国为本位，多教与同学自身文化有关的内容，如中国与邻近国家的文化交流。“他们来到香港，对自己与本国的联系、文化和历史，很视乎家庭取态，有些较强，有些很弱。有机会的话，我们很希望能让他们分享自己的过去。”

马老师说，“我们观察到，少数族裔同学往往比本地华人学生更乐课堂分享——前提是话题与他们相关，如说起回教、清真寺、板球，他们可以说上一整堂课。”所以马老师和团队暂定的中史教学计划虽然也按教育局要求订下各个朝代，侧重点却未必是朝代内政，而是更多“张骞通西域”、“玄奘西行”、“佛教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等交流史内容。“如果学习历史的目标是批判思考、认识身处地方，我何不选些对同学有共鸣的内容？”当今世界讲求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加拿大等不少国家或地区都要求自己的学校实施各项教学政策时，应该时时检视其中有无充分考虑到同学们的不同文化、习俗、语言、生活习惯等因素，以此看来，马老师的这一做法其实颇为符合这一世界教育潮流。

“在主流学校，我们说‘五胡乱华’，那自然之至；但当对象不是华语学生，你依旧用‘五胡乱华’这类很常见、但含有贬抑‘非华人’的叙事方式教书，实在很难让学生投入。”

第三座大山——在地经验

其实，中史科于9月成为初中必修科之前，香港中学的通识科是另一门让学生认识香港与中国国情的科目。其内容涵盖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等六大范畴，课堂和考试常以时事议题作材料，训练学生思维能力，让学生建立自身立场。

虽然教育局认为非华语学生跟本地华语学生都修读中史，会让“他们享有相同教育机会”、“促进共融”。但亦有不少学者指出，若不考虑少数族裔学生的多样性和与华语学生可能迥然不同的在地经验，而假设了二者拥有同样的先备知识（Prior knowledge），即使学习内容和试卷都相同，实质上也是把少数族裔学生置于不利位置，在知识层面上让他们“输在起跑线”。

“有关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课题最令人头痛，毕竟同学真的没有那些‘集体回忆’，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是‘香港人’。”

对许多少数族裔学生而言，通识科的中国和香港部分，就是令他们落后很多的起点。和两位菲律宾裔中五同学 Claire 和 Misum 聊起通识，他们都说，最头痛的是“现代中国”，“比如谈当代中国文化的改变说到‘孝道’”，Claire说，“我们以英文上课，‘孝道’叫filial piety。老师花了好些时间解说这个字就是感恩、照顾父母的意思，说对中国人来说这是无比重要的事。我们后来才知道，‘孝道’在中国人心中就是日常的常识。”一个对本地学生不言自明的概念，老师却得花时间特别向少数族裔学生解说，而这只是无数例子之一。

关淑娴自2010年地利亚学校（吉利径）招收非华语学生时已在此任教通识，现为通识科科主任，她说：“事实上，就连本地学生都觉得中国议题有点陌生。不过，无论他们对时事多冷漠，总也听说过‘农民工’、‘城乡差异’、‘户籍’；毕竟他们活在这个社会，又懂中文，睁眼就接触到相关信息。老师不用花太多时间解释，学生会掌握到大概，然后可以进入讨论。”可是，对少数族裔学生而言，中国大小时事都像陌生的宇宙，“原来许多非华语同学起初不知道中国有城乡差异、贫富悬殊很严重。或许他们来港不久，也或者平常接触太多关于中国崛起的好消息，他们居然为中国有许多贫穷人口惊讶。原来他们以为整个中国就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

这些误解，在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听来不可思议，但关老师说那始终跟少数族裔学生无法融入香港社会有关，“当然我们可说他们身在香港，有其责任认识这里。但问题有时像恶性循环。中文不佳，所以无法上主流华人中学，平常也不见得可以交上很多本地朋友。可能离开课室，就马上说英文；回到家中，自然也用母语和家人沟通。而今时今日，科技发达又便宜，我知道许多同学家中甚至可直接收到老家的电视台，放学以后可以完全不用接触到有关中港社会的事情——然后中文当然又不能进步。”

但通识科是高中考大学的必修科（其余三科为中、英、数），有限时间内，老师始终要帮同学准备公开试。有时，关于个别议题，关老师甚至要直接告知他们，“香港人”会怎样看一件事，“有关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课题（注：通识科内容之一）最令人头痛，毕竟同学真的没有那些‘集体回忆’，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是‘香港人’。”

种族歧视：欠缺文化差异敏感度

关老师说，在这些课题上，香港老师普遍会跟同学谈谈香港、中国近代有哪些大事，然后就解释这些大事如何影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然而，就算跟非华语学生说了“沙士”、“汶川地震”、“中港矛盾”等等对香港人来说记忆非常深刻的事情，少数族裔同学也未必有同样感受，“所以，很大部分同学不能打从心里明白那些中港大事有多重要、甚至会无感。有时我要直接告诉他们香港人有哪几种主流想法。比起让学生综合自身经历及各方论据做分析，这种教法当然不是最理想的做法，但这是能够让他们跟得上课程的最折衷的做法吧。”

香港学生以华人为主，学科假设了学生拥有大量在地知识、并以他们的经验和角度出发——但假如不属这身份，事情就复杂多了，“我很相信香港的教育制度，很主张种族共融、平等这些理念。但在细节上，总欠了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说者无心，少数族裔同学读了，却可能会尴尬或难受。”

对种族的歧视／不公，除了明刀明枪出现，也可能以较隐性、主流族群所不为意的方式出现。如澳大利亚近年有公民倡议修改国歌歌词，其中一句“我们自由年轻”（For we are young and free）虽然许多澳大利亚人觉得并无不妥，但许多在当地居住历史悠久的原住民却感到被冒犯，认为其存在被漠视。

香港学生以华人为主，学科假设了学生拥有大量在地知识、并以他们的经验和角度出发；但假如不属这身份，事情就复杂多了，“香港的教育制度很主张种族共融、平等这些理念。但在细节上，总欠了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

香港的情况当然跟澳大利亚不同，但关老师也举出她亲身观察的例子，说明在主流族群眼中看似中性的事原来也会给少数族裔带来不快。比如2017文凭试通识科的一道考试题目，列出了一项香港华人对不同族裔人士态度的调查，反映了香港“国际化”的现实——题目显示香港华人对“日本人”、“美国／欧洲人”的接受程度，明显高于对“南亚人（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人）”和“非洲人”的程度，例如有近六、七成人表示接受和“日本人”、“美国／欧洲人”结婚，却只有约两成人愿意跟“南亚人”、“非洲人”结婚。题目要求学生描述数字，申论香港是否是一个“族裔共融”的社会。这道题目看上去很中性，出发点也无不妥。但考生中的南亚裔同学答卷时就要罗列数据、描述自己如何“不被接受”。

“我从不会对学生‘隐瞒’这些现实，类似讨论课堂也做。但我不会选择以此做考试题，因为讨论这些议题时，老师要同步梳理少数族裔学生的情绪，他们是面对这些残酷现实的当事人啊。但考试中不可能这样，如果我是南亚裔考生，要在考试时列出数字说明自己的族裔如何不受欢迎，心情会很低落吧。”不少少数族裔同学也有同感。前文访问的 Bibi 的老师把这条题目用来课堂练习时，甚至点名她要在班上分享，说说自己被歧视的状况。“我知老师同学都无恶意，但记得无比尴尬，只好胡乱‘分享’了一些‘被歧视’的经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Bibi 和 Sarah 为化名
感谢高俊杰博士(Dr. Jan Gube)为本文提供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