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懦弱與溫柔開始：森田童子的後運動時代，我們也在其中嗎？

就像惡夢一般，時間不知為什麼過去了。
剩下我一個人，在房間裏找到你喜歡的Charlie Parker唱片。
但你大概已經忘記我了吧。
如果看見變得沒用的我，你一定也會吃驚的。
「那女孩還好嗎……」
而這都是過去的事了。
在充滿春天的陽光裡，躲藏在你溫柔中的我，一直是個懦弱的傢伙吧。

——森田童子，〈ぼくたちの失敗〉，1976年

森田童子的死去，對於現在的日本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不知道真正的名字，總是黑衣墨鏡，抱著吉他，一頭凌亂捲髮下只露出半張臉孔，在1975到1983年，彗星一樣留下了六張專輯和一張現場錄音。離開舞台35年來，她不曾出現在公眾面前，僅僅重錄過一首歌；死後兩個月，才因著作權變更披露了消息。這樣的她，更像屬於一個過去時代的聲音，然而在各大新聞網站和youtube，卻寫滿了不同世代樂迷的悼念。

——「跟她同一個世代，四十幾年前買了唱片，在孤單的夜晚，總是邊聽邊留下眼淚。」
——「聽到的時候，總想起《高校教師》劇中的水手服，想起裏面沒有出口的絕望，二十年前，準備大學考試的痛苦，被那寂寞的聲音給治癒了。」

乍看之下，這些留言似乎在訴說森田的歌有著跨越世代的感染力，它們超出了1970年代中期日本後學運世代青年的無力與悲傷，而關乎一種共通的屬於青春的輓歌。但在跨越世代的同時，當人們在那纖細暗色的歌聲裏聽見自己的時候，也有什麼像是被遺忘了。每個世代大抵都有無法一個人支撐起自己的夜晚，然而那失敗意味著什麼，卻有著各自的差異。

一位同世代的樂迷寫道，「昭和的時候，還存在能夠抱持暗色心情的地方，到了平成年間，已經沒有能允許暗色心境之處了，是因為這樣所以引退的吧。」而年輕人則在下面回道：「暗色心情跟引退到暗處是不同的吧，不正是因為昭和時代的傢伙太有活力，才搞出了戰爭跟淺間山莊嗎？」

對於森田童子歌曲裏的「我」——那位與世界格格不入，懦弱但也帶著溫柔去包覆哀傷的青年，〈我們的失敗〉留言裏這個小小的爭論，正顯示出兩代人之間的差距。

每個世代大抵都有無法一個人支撐起自己的夜晚，然而那失敗意味著什麼，卻有著各自的差異。

1976年失敗的我們

對於同代人來說，那份「失敗」並不只是人生總會有的低潮，而與後學運的時代氣氛緊密相繫。森田歌詞大量使用了1970年前後學生運動的象徵，訴說著並非很久以前的、燦爛而美麗的戰鬥。經常在曲子裏出現的「寂寞」，正是來於同樣反覆浮現的「改變了」和「不會再」，來自對「你」和那一度熾熱的「夏天」的追憶。

在吉他清澈的伴奏下，她這樣唱：

油印的傳單在風中飛舞，戴著紅色頭盔的你看見了我，用力揮著手。你知道球根栽培的書嗎？孤立無援的生命正在燃燒，像花火一樣盛開。

那裏面佈滿了時代的隱語，「球根栽培」來自日本左翼組織武裝抗爭中，裝滿汽油的燃燒彈，「孤立無援」來自早逝作家高橋和巳的文集，描繪處在世界革命漩渦中困惑的《孤立無援的思想》。

來自這些還沒變成隱語的時代，來自用桌椅堆成路障的日本高校走廊，來自校園牆上「大學解體，自我改造」的標語，來自對日本政府支援越戰美軍的不滿，來自在成田機場徵收預定地上和農民一同抗爭的安全帽和木棒。

1970年代，這股風暴開始落下。學生運動走向激進與暴力，不再與社會同步。被中斷的困惑，沒有答案地穿上了西裝，被定格在體制裏，成為經濟成長率的一員。

於是在他們的悼念中，總會看到時代改變的嘆息。「那時學生人手一本的書，現在大概沒有人讀了吧。」「聽到被用在電視劇裏的時候，總有奇怪的感覺，年輕的觀眾知道什麼是燃油暖爐，什麼是爵士喫茶嗎？」

那裏面，正疊合了多年前森田童子預言般的歌聲：

好久不見了，你最近好嗎，變成大人的樣子了，看到寂寞地笑著的你，想說的話突然斷掉了，那時的事，真的過去好長好長的時間了。

「唱片發行的時候，已經開始變成上班族，為了養大三歲和五歲的孩子而努力，每天下班總聽著這首歌，四十多年過去，房間裏只剩下自己跟貓了。」看著樂迷回憶字句，幾可貼近那時的空氣。

1960年代，因應日本急速工業化需求而膨脹的高等教育體系，對自我產生疑問，伴隨著美軍越戰的泥沼與全球性的青年運動，展開捲入了人們的風暴。在1970年代，這股風暴開始落下。學生運動走向激進與暴力，不再與社會同步。被中斷的困惑，沒有答案地穿上了西裝，被定格在體制裏，成為經濟成長率的一員。

對他們來說，〈我們的失敗〉正是那安靜空氣裏的回音。

「已經是搖滾樂的時代了，卻講著太宰治，講著朋友在學生運動裏死去了，帶著淚水唱著歌。」渋谷live house Loft老闆平野悠回憶，當森田打開門，問說「可以在這裏唱歌嗎？」試聽的第一印象是，雖然充滿力量，但這樣的歌恐怕很難被接受。

但就是在這裏，當學運時代昂揚的次文化浪潮，一半走向反映社會需要的流行音樂，另一半走向更激進的地下前衛之路，森田的歌，給了這些進入體制又跟不上體制的青年，一個求救的場所，聚集到這位戴著墨鏡的安靜女子的台前。

電台禁止放送，只能在小型live house乃至各地青年會館演出，對經歷過這些的樂迷，森田的歌與時代的轉折，是分不開的。那哀傷而明亮的清澈，所以能給予安慰，既是因為那明亮帶來的溫煦，也是因為那哀傷關乎共同的夏日。

就像留言裏昭和與平成的對比，他們的悼念，總是與時代傷逝同行。關於「是好是壞都不再引起爭論，學生運動已經整個變成過去的事了」，關於「對今天這不斷右傾的日本，她會怎麼看待？」

當學運時代昂揚的次文化浪潮，一半走向反映社會需要的流行音樂，另一半走向更激進的地下前衛之路，森田的歌，給了這些進入體制又跟不上體制的青年，一個求救的場所。

1993年沒有出口的自我

正像他們所擔憂的，下一代樂迷中，有人只是無意識地關注歌裏的青春和寂寞，有人則更直接寫道「我希望這首歌不只是老人懷念往日的歌，每個人心裏都有自己的『那個時代』與同等的寂寞」。

但是，另一方面，在被批評為「除了主題曲什麼歌都不知道」的聆聽裏，這種將暗色的心情和學運分開、試圖守護其中純粹的嘗試，或許，同樣觸及了森田音樂重要的一面。

這一代的樂迷，多半是在1993年《高校教師》裏聽到森田童子的。在這齣涉及校園霸凌、師生戀、父女亂倫的電視劇裏，唯美畸戀的故事和引退十年的森田童子的歌，產生了奇異的共鳴。

無關於風暴，無關理想主義的逝去，無關「大家要一起集結力量來改變體制」的追憶，卻是關於這牢固鐵籠中的日常。當日常的耗損壓著失敗者，無處可去，化作惡意，傷害更弱小的人，如何在這一切之中維繫住內心正在瓦解的自我，如何找到同伴與答案？

《高校教師》裏被研究所內部鬥爭拋棄、不甘地成為高中老師的男主角，在月台上說著「我只是想要一個平凡的人生」。與失去妻子的父親亂倫，在老師鞋櫃裏每天放上求救匿名信的女主角，說著「我想要當一個普通的女孩，談一場普通的戀愛。牽手，聊天，逛街，偶爾也一點忌妒。」

在無關大時代的憂傷中，光是維繫平凡和普通便已用盡全力，那因為沒有出口而察覺到的「自己」，正和森田透明的呼告連結在一起。

也是這樣，我們看見上一代樂迷耳中沒有聽到的森田。儘管她的歌與學運那麼靠近，卻有決定性的距離。

對在高速成長期強化體制下成長的這代人來說，預設了未來的反體制革命集體夢想，像鏡子倒影，跟要打倒的體制共享同一邏輯。一切只能從暗色的自我開始，從懦弱和溫柔開始，從身邊日常從頭摸索新的道路。

與1970年前後運動中的抗爭歌曲相比，她不像岡林信康唱道「政治家先生呦」，也不是PANTA譜曲〈世界革命戰爭宣言〉，森田的歌並不指向巨大的事物，儘管用了種種政治季節的象徵，她描繪的始終是生活的細節，在那運動風暴裏的「你」，和「我」。

不是昂揚革命隊伍中的一員，而是被留下來的「我」——那無法大合唱的旋律，彷彿隨時斷線風箏般的歌聲，透明地滲進1990年代的空氣。

在主題曲反覆播放，唱片重新發行賣出一百萬張，而引退的森田始終拒絕復出的1993年，日本泡沫經濟終於破裂，1973以來的長期景氣收縮。「在那年春天考上大學，滿懷憧憬來到東京，不久之後，『就職冰河期』成為流行語，我買了精選集，那裏面彷彿有著為我們而存在的世界觀。」

兩年後，發生阪神大地震和奧姆真理教毒氣事件，所謂的55年體制開始動搖，正像《高校教師》描繪的，普通和平凡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人們開始問道，不斷追求成長與進步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但是，革命並沒有再次發生。不像上一代人能夠在事物未定的時代設想烏托邦的存在，對在高速成長期強化體制下成長的這代人來說，預設了未來的反體制革命集體夢想，像鏡子倒影，跟要打倒的體制共享同一邏輯。一切只能從暗色的自我開始，從懦弱和溫柔開始，從身邊日常從頭摸索新的道路。

無意識、冷感乃至於對學運歷史背過身去，在那裏面，時代的問題像是被遺忘了；但或許，也在那裏面，時代的問題才真的能夠被碰觸到。

當日常的耗損壓著失敗者，無處可去，化作惡意，傷害更弱小的人，如何在這一切之中維繫住內心正在瓦解的自我，如何找到同伴與答案？

2018年的地平線

這樣，當兩代的聆聽交會，在重與輕的艱難中，森田童子這個化名逝去的此刻，我們被帶到這個問題面前，被要求回過頭去看：她是如何同時唱出了時代的集體夢想，而又將自我深深埋藏其中？

在這裏，一條在追悼中不被注意的線索帶著我們回到1969年。在機動隊包圍東京大學，校園鬥爭最激烈的時刻，森田與捲入其中的學生們其實有著一段遙遠的距離。1960年代後半，從高中休學的她，不像一般傳言的「到處流浪」，而是因為肺病搬到北海道休養治療。在沒有別人的房間裏，沒有說話對象的一整天裏，她遠遠地注視著風暴中心，「什麼都不能做的自己，什麼都沒能經歷的自己，非常想要做點什麼」，於是彈起了吉他。

「那是我的一個動力」，在戴上墨鏡穿上黑衣之前，還沒有這個名字之前，那道遙遠的目光，已經成為她的創作原點。

目光的一頭，是日益激烈化的學生運動，另一頭，是絕對孤獨的自我。這讓她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看到反體制名義下鎔鑄成集體的抗爭裏，一個一個徬徨不定的生命；與此同時，也並不因為察覺到運動內在的危險，而遠離漩渦成為一個旁觀者。

在那之後，當抗爭走到激進的盡頭，甚至開始肅清內部、與社會徹底分離，而好友身故，她為此開始寫歌。森田既沒有抱著理想烏托邦的幻象，也不曾關上門回到自己的房間。

「帶著鬍子的安靜的你，沒有回來的房間裏，還留著牙刷和外套」，她描繪的始終是每一天的微小事情。另一方面，她也始終不願披露「我」的私人生活，拒絕把歌變成私人日記，對她來說，那些微小事情一直指向房間外的世界。在那裏，帶著暗色心情的自我與時代，正與她歌聲裏的黑色與微光一樣，一直緊密相連。

那個時代究竟是什麼，那時的悸動說著什麼？大家都在做著夢。學校的大道燒著火，那是下著雨的星期五。閉上眼睛，就能看見悲傷的你的笑臉。如果再一次重新來過，會有什麼樣的人生？

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看到反體制名義下鎔鑄成集體的抗爭裏，一個一個徬徨不定的生命；與此同時，也並不因為察覺到運動內在的危險，而遠離漩渦成為一個旁觀者。

像是她說的，自己唱的，並非不想和朋友分開的心情，而是如果可以，不想和朋友離別的願望和決意。那不只是追憶，也不背對時代，而是透過剖析投入運動集體裏一個一個的自我，看到時代真正的樣子，看到時代是否曾經可能是別的樣子。

然後在這被兩代人分別忘記的決意裏，或許，我們終於得以回答那些歌與今天的關係。

Loft的場地刊物《Rooftop》，在森田死訊發布後，重新刊出了1976年的文章。在這篇少有談到創作的訪談裏，她說道：

「如果，我們這個世代找不到明確的東西了，那麼能做的，只有去捕捉日常的情感和皮膚的感受。東京的未來正朝著某種不可理解的方向，而我跟這個城市成為一體，一起失敗了。對於「遙遠的明天」，什麼也無法開口。最終，在自己之外沒有別的，只有站在那深深的暗黑色的地平線面前。如果要對下一代說些無理的要求，那麼請直視那地平線，即使是淺淺地也盡可能去想像薄幕打開的樣子吧。」

那謎語一樣的句子，不知道為什麼，在42年後的今天，比起那時，看起來更為切身，甚至不需解開隱語。當全共鬥的英特納雄耐爾與田中角榮日本列島改造的明天先後破滅，那「我不要再說話了，不要再歌唱了吧」，那溫柔而懦弱的聲音，比起高聲的口號，彷彿更讓我們想打開房間關起許久的窗戶，往外頭看去。

對於比日本晚一步邁入現代社會、晚一步捲入社會運動理想激情，而背著同樣的寂寞與無力的人們，那些唱著微小事物的歌，或有著更普遍的意義。

得知森田死訊的前幾天，去了許久沒去的卡拉OK店，時間到時，朋友點的兩首歌剛好是〈我們的失敗〉和大瀧詠一〈君は天然色〉，在音響轉到美好明亮city pop的瞬間，「不會再有那樣的時代了吧」的感覺一直持續到回家路上。

但是，隨著開始著手這篇文章，讀著兩代日本樂迷的回憶，不知不覺之間，與雙方的心情都變得靠近起來，我才發現，長久以來，我們在森田歌曲裏聽到的，或許一直多過自己所知道的。

在台灣，在香港，談到森田死訊的，多半是少數音樂愛好者、以及關注日本戰後次文化的朋友。媒體上簡短的報導，則多圍繞《高校教師》主題曲。但是，對於比日本晚一步邁入現代社會、晚一步捲入社會運動理想激情，而背著同樣的寂寞與無力的人們，那些唱著微小事物的歌，或有著更普遍的意義。
裏當經歷社會運動的熱切與衰退，當在以為改變了什麼的勝利後迎來妥協，在什麼也未能改變的清晨走回狹小樓梯上的房間，想著問題出在哪裡，想著接下來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在那樣的時候，按下播放鍵，在壓縮的進程與重疊的心情之間，透過歌聲中久久佇立不動的身影，我們所窺見的，其實不只是過去時代碎片的安慰，而一直是此地此刻的地平線。

那像是說，在再一次在核災後摸索的日本，在台灣、在香港，在每一個經歷了學運錯覺和疲憊的地方，如果，還有人抱著寂寞醒來，抱著那寂寞看向自己，看向並不知道歷史會站在哪一邊的黑色的地平線，那麼，他便會聽到遠遠傳來華爾茲的拍子，在「我再不能談論美好的明天」的回音裡，跟他一起倒數著黎明的到來，un deux trois，un deux tr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