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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自由逃亡、神話破滅與未到終點的勝利

「麪包和馬戲」完全可以讓中國人遺忘原來還有中國足球隊這回事,也遺忘了還有過一對夫婦曾經遭受過十年的軟禁、羈押和分離,而其中的未亡人,終於通過了那個自由的出口。


7月10日晚,數萬人走上法國巴黎街頭,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因為在剛剛結束的世界盃半決賽中,法國隊以1:0擊敗比利時,時隔20年後再次殺入決賽。 攝:Anthony Ghnassia/Getty Images
7月10日晚,數萬人走上法國巴黎街頭,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因為在剛剛結束的世界盃半決賽中,法國隊以1:0擊敗比利時,時隔20年後再次殺入決賽。 攝:Anthony Ghnassia/Getty Images

7月10日,在我所身處的法國(或者毋寧說是歐洲),發生了三樁值得一提的事情: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在經歷八年軟禁之後,終於走出國門,乘機經芬蘭抵達德國;法國著名電影導演呂克·貝松(Luc Besson,洛·比桑,盧·貝松),被多位女性業內人士指控性侵;法國足球隊在世界盃半決賽中擊敗比利時,成功晉級決賽,法國街頭陷入狂歡。

三樁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在我身上,在這個夜晚,卻產生了一種切實的關聯。雖然這種關聯脱離開具體語境,可能並不容易把握。

一種自由,和它面對的未知

在我的朋友圈中,很多人同樣關注劉霞的命運,甚至實時轉播這場「勝利逃亡」的進展。當她在赫爾辛基轉機時,多位朋友已經開始在微信轉發她開懷大笑的照片。隨後轉發的還有另外一張:當她終於抵達德國時,被人拍下一張背影,而前景則是柏林機場的德英雙語標誌——「出口」(Ausgang/Exit)。

在我的朋友圈中,很多人同樣關注劉霞的命運,甚至實時轉播這場「勝利逃亡」的進展。當她在赫爾辛基轉機時,多位朋友已經開始在微信轉發她開懷大笑的照片。
在我的朋友圈中,很多人同樣關注劉霞的命運,甚至實時轉播這場「勝利逃亡」的進展。當她在赫爾辛基轉機時,多位朋友已經開始在微信轉發她開懷大笑的照片。攝:Jussi Nukari /Lehtikuva/AFP

在轉發這張意味深長的圖片時,我寫下兩句話——「通向自由的出口,更多考驗的入口」。

的確,抵達柏林,意味着劉霞長達十年的「抗戰」終於告一段落。從這個Exit出去,意味着她將生活在更安全友善的環境中、接受更加周到的醫療服務、建立更加豐富的人際交往。以及更重要的:更少迫害、恐懼和孤獨。

如果說在這場抗爭的初期,劉曉波和劉霞「將牢底坐穿」的英雄主義氣概還有極大鼓舞作用,「走」還是「不走」尚且構成一個問題的話;那麼進入後半段,尤其是當劉曉波離世之後,幾乎所有人都看到,鑑於劉霞的身體和精神狀況,這種「堅守」已經不再有意義。真正的問題變成:即便要走,如何才有可能擺脱這個鐵籠的桎梏?

我們絲毫不懷疑,無論此前曾經有過多少爭論,對於遭受巨大哀痛、心力交瘁的劉霞來說,為自由而流亡是唯一可行的人道選項。但如今,這個自由的Exit也同時意味着更多考驗和挑戰。在一個沒有言論審查、同時又具有足夠新聞價值的環境中,劉霞將成為公眾好奇心的最佳獵物、媒體聚光燈的理想目標。她作為遺孀、鬥士和詩人,會被人反覆讚美、歌頌,甚至推上神壇。如果那裏有一張空椅子,而他的主人注定一去不復返,那麼劉霞或許是唯一有資格坐上去的人。

通过這個自由的Exit之后,劉霞將成為公眾好奇心的最佳獵物、媒體聚光燈的理想目標。她作為遺孀、鬥士和詩人,會被人反覆讚美、歌頌,甚至推上神壇。

但正是在這種逐漸走高的過程中,隱藏着一種「失重」的危險:在嚴酷的重壓之下,劉曉波和劉霞成為反抗的旗幟;而一旦外界壓力陡然消失,這種未知前景卻也讓人戰慄。從早期的魏京生、柴玲,到後來的陳光誠、艾未未,無不是以「殉道者」的英雄形象通過那扇自由之門,卻在壓力解除之後,迅速捲入是非爭議的漩渦中。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在失去劉曉波之後,我們幾乎很難承受起劉霞作為「未亡人」的形象破滅。

說到底,也許這最終未必出於他們自己的錯誤(儘管每人都不無可議之處),而是我們的人性使然。在這條黑暗隧道中,我們太期待有一位英雄出現,點亮火把,在每一個岔路口都做出正確無誤的指引,但也許這本身就是英雄所不能承受之重,而我們在遷怒過程中,又輕易地卸下自己的道德和理智負擔。

在劉霞遠行當天,《環球時報》著名的「單仁平」不失時機地發表社評,用一貫的陰陽怪氣筆法,要求「西方輿論莫逼這位女士投身政治」,聲稱「西方的一些力量如果能『放過』這位女士,而非一味消費她,逼她做所謂『人權鬥士』,也是一種該有的克制。」

在我看,姑且不妨將上頭這番話視為來自對手充滿惡意,但並未全無意義的提醒。只不過,這種提醒本來同樣可以來自道義和理智健全的同道,而不是留下一片空白,任由騸人評說。

一段神話,和它破滅的往昔

法國著名電影導演呂克·貝松,被多名女性演員、助理等業內人士指控有性騷擾乃至性侵害行為。
法國著名電影導演呂克·貝松,被多名女性演員、助理等業內人士指控有性騷擾乃至性侵害行為。圖:Imagine China

同樣在7月10日,在歐美國家如野火般奔突的#Metoo運動,再次引爆一枚重磅炸彈——法國著名電影導演呂克貝松,被多名女性演員、助理等業內人士指控有性騷擾乃至性侵害行為。

這樁醜聞的份量,絲毫不遜於作為好萊塢#Metoo運動起始點的哈維·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事件。甚至可以說,這位美國影業大佬,終於有了從外表到行為再到江湖地位都旗鼓相當的法國同行。從1980年代以來,呂克·貝松獻出《尼基塔》、《這個殺手不太冷》、《第五元素》、《聖女貞德》、《的士速遞》、《颶風營救》、《露西》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商業電影。尤其自2000年以來,他以「歐羅巴影業」工作室為基礎,幾乎憑藉一己之力,打造出可以和好萊塢相媲美的法國商業片生態。

相比之下,2011年的《The Lady》是呂克·貝松最凸顯現實關懷的一部作品。這部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翁山蘇姬)傳記片雖然不乏西方式的浪漫化想像,情節剪裁也受到影評人的質疑,但仍算一部歌頌女性英雄氣概的佳作。電影在昂山素季剛剛從軟禁中獲釋的背景中上映,這位異議運動領袖的媒體形象達到頂峰。

如今人們卻發現,在銀幕上將The Lady塑造為近乎神明的大牌導演,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卻是一個視女性為玩物,以主演機會或者戲份為無形壓力,性騷擾、性暴力甚至強姦無所不為的大鱷。所謂「商業導演的人道情懷」,如今看上去無異於笑話。我們只能期待劇中飾演昂山素季的楊紫瓊,在劇外能夠免遭厄運。

神話破滅的不僅僅是呂克·貝松,同時也有這位The Lady——昂山素季本人。

自由可以參差多態,對自由的壓制卻總是類似的。在軟禁期間,昂山素季獲得1991年度諾貝爾和平獎,但緬甸軍政府拒絕放行,因此昂山素季成為繼納粹德國的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蘇聯的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沙哈諾夫、沙卡洛夫)和波蘭的瓦文薩(Lech Wałęsa,華里沙、華勒沙)之後,又一個無法領獎的和平獎得主,比劉曉波的類似遭遇還要早近20年。而在1995年獲釋之後不久,昂山素季得知丈夫身罹癌症,卻因為擔心一旦出國無法再回到緬甸。為了這個政治舞台,她犧牲了見丈夫最後一面的機會。個人與家庭的人倫悲劇,凸顯出權力的冷酷無情,也正因如此,造就了昂山素季巨大的道義號召力。

當年大聲疾呼「富有同情心和愛心的民主政治」的諾獎得主,變成了冷酷權力自身的一環。

然而,當緬甸終於迎來民主「變天」之際,外界卻發現這位Lady的聖潔光環逐漸黯淡。由於法律上存在選舉資格障礙,昂山素季僅擔任部長和資政職務,但毫無疑問她是新政府中的絕對權威和主腦。而執掌權力次年,緬甸就發生羅興亞人道危機。昂山素季被指袖手旁觀,甚至在緬甸面臨國際壓力時為之辯護,聲稱絕大多數的羅興亞人並沒有被暴力影響,軍方紀律嚴明且行事自制。這種辯詞,和當初壓迫自己的緬甸軍政府的邏輯幾乎別無二致。當年大聲疾呼「富有同情心和愛心的民主政治」的諾獎得主,變成了冷酷權力自身的一環。

而這種角色轉變和神話破滅,也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反彈。英國和愛爾蘭地方當局,已經撤銷了曾經頒給昂山素季的「牛津自由獎」和「都柏林自由獎」。一些媒體也發出呼籲,要求諾貝爾獎委員會褫奪她的和平獎頭銜;而在請願網站change.org上,要求褫奪昂山素季和平獎的聯署已經達到44萬人。

一場勝利,和它尚未抵達的終點

對於古羅馬的統治者來說,如果能夠保證「麪包和馬戲」(泛指從街頭雜耍到血腥角鬥等一切娛樂活動)的充分供給,那麼統治就有了基本保障。
對於古羅馬的統治者來說,如果能夠保證「麪包和馬戲」(泛指從街頭雜耍到血腥角鬥等一切娛樂活動)的充分供給,那麼統治就有了基本保障。圖:Imagine China

7月10日晚,數萬法國人走上巴黎街頭,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因為在剛剛結束的世界盃半決賽中,法國隊以1:0擊敗比利時,時隔20年後再次殺入決賽。

聽着窗外震耳欲聾的汽車喇叭,看着電視屏幕上歡騰的人群,友人笑稱:「好像他們已經贏得了世界冠軍似的」。

這句平淡無奇的感慨,正說出了其中耐人尋味之處。球員和球迷當然有理由快樂,每一場勝利都值得歡慶,但放在世界盃這場漫長戰役中,他們在忘情的同時,卻並不知道最終的結局是喜是悲——就7月10日這一晚來說,他們甚至還不知道自己的決賽對手是誰。這種快樂是瞬時性的,植根於人的本能當中,並不需要預見未來,而且極端健忘。

這種快樂是瞬時性的,植根於人的本能當中,並不需要預見未來,而且極端健忘。

木然呆望着對手慶祝勝利、甚至潸然淚下的比利時球迷,或許已經忘了,就在短短四天之前,當他們力克奪冠熱門巴西的時候,也曾經歷過同樣的狂喜。那時並沒有一個先知告訴他們,四天後你們就將坐上「俄羅斯山脈」(Montagnes russes,過山車或雲霄飛車的法文名稱),從天堂直墜地獄。

另一方面,這場在俄羅斯舉行的世界盃,也再度讓人回想起那句遙遠的Panem et Circenses(麪包與馬戲)。對於古羅馬的統治者來說,如果能夠保證「麪包和馬戲」(泛指從街頭雜耍到血腥角鬥等一切娛樂活動)的充分供給,那麼統治就有了基本保障。而在將近兩千年之後,這種統治術並未有根本改變——因為人性未曾改變。

莫斯科體育場中淘汰西班牙的萬眾歡騰,或許可以讓普京長出一口氣;而巴黎街頭的忘情歡呼,對馬克龍也不是壞事——雖然可能要安排警察來處理一下燒車的小問題。而俄羅斯人因為遭受制裁導致的經濟停滯與政治僵化,以及法國人面對經濟再度失速的巨大風險前景,在這些瞬時快樂面前,似乎都不值一提。

而對中國來說,雖然沒有資格進入世界盃這個大馬戲場,但同樣不缺乏「麪包和馬戲」——無比迅捷的網絡點餐和網購、快手、抖音、《創造101》、《厲害了我的國》......完全可以讓人遺忘原來還有中國足球隊這回事,也遺忘了在所有的「麪包和馬戲」之下,還有過一對夫婦曾經遭受過十年的軟禁、羈押和分離,而其中的未亡人,終於通過了那個自由的出口。

所有人都有權享受自己的勝利,但所有人的勝利,都還沒有抵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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