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霞獲釋 深度 劉曉波逝世一周年

長平:去機場等候劉霞的赫塔·米勒,和她的那些「成為笑柄的記憶」

當劉霞獲釋的消息反覆刷屏的時候,我又把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散文集《國王鞠躬,國王殺人》讀了一遍。


2018年7月10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遺孀劉霞於早上搭乘飛機離開北京前往德國柏林,圖為較早前劉霞抵達中途站芬蘭赫爾辛基機場的一刻。  攝:Jussi Nukari/Lehtikuva/AFP/Getty Images
2018年7月10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遺孀劉霞於早上搭乘飛機離開北京前往德國柏林,圖為較早前劉霞抵達中途站芬蘭赫爾辛基機場的一刻。 攝:Jussi Nukari/Lehtikuva/AFP/Getty Images

當劉霞獲釋的消息反覆刷屏的時候,我又把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自傳性散文集《國王鞠躬,國王殺人》讀了一遍。這篇文章既是對劉霞獲釋一事的評論,也是《國王鞠躬,國王殺人》的讀書筆記——一位遭受專制政權迫害的詩人/作家的流亡人生。

7月10日,當劉霞搭乘芬蘭航空公司的飛機,離開北京,經赫爾辛基轉機到達柏林的時候,米勒就在現場。她和作家廖亦武手捧鮮花,等候接機,但是劉霞走下舷梯後沒有和他們見面,直接坐上一輛黑色的汽車進入柏林市區。廖亦武在電話中對我說,7月11日和12日,米勒都和劉霞在一起。

赫塔·米勒,德語作家。她出生、成長於共產專制時代的羅馬尼亞,為逃離迫害移民德國,其作品描述專制下的社會黑暗與人性扭曲。2009年,她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米勒不僅在接機的現場,她也一直在救援的現場。身為諾獎得主的她,曾指責諾貝爾委員會(諾委會)將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是一場「災難」,因為莫言「頌揚審查制度」;彼時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遭監禁,她批評這「給爭取民主和人權的人士扇了一巴掌」。

她親手從英語轉譯了劉霞的幾首詩,並多次為公眾朗誦。2016年柏林文學節期間,主辦機構為紀念劉曉波入獄接近8年,在柏林藝術節大劇院(Haus der Berliner Festspiele)舉行主題活動「空了8年的椅子」。活動上,米勒朗誦了劉霞的三首詩,其中一首《無題》寫道:

這是一棵樹嗎?

這是我,一個人

這是冬天的樹嗎?

它一年四季都是這個樣

……

沒有人來陪伴你嗎?

有鳥兒啊

看不到鳥呀

……

這首詩寫於2013年,當時劉霞仍在軟禁中。時光倒流三十年,1983年,劉霞寫了一首詩《一隻鳥又一隻鳥》,其中說:

我們很久以前

就常常說起那隻鳥

不知道來自哪裏的鳥

我們興致勃勃

它給我們帶來了笑聲

……

它來過了

可我們不敢說

只是在心裏想着

生怕它永遠不再來了

……

35年過去了,那隻自由的鳥兒終於來了。於是,她張開雙臂,像鳥兒一樣飛翔。

這就是自由的模樣!在前往德國的途中,劉霞留下了一個經典的影像。

那個夜晚,赫塔·米勒站在講台的一側,燈光昏暗,背景屏幕上閃動着抽象的影像。她平靜而專注地朗誦着,像是在講述自己的經歷。她的德語仍然帶着羅馬尼亞口音。

米勒在〈在我們德國〉中寫過一段經歷:因為自己的羅馬尼亞德語口音,她有機會把柏林地鐵裏麵包廣告中的「培西麵包(Paech-Brot)」讀成「倒霉麵包(Pech-Brot)」,於是那句廣告語變成了「年輕的新娘在答應『是』時顧不上說話,因為她在忙着啃倒霉麵包」。

當年羅馬尼亞秘密警察在審訊米勒時,總是提醒她說:「別忘了你吃的是羅馬尼亞麵包!」那個麵包廣告的諧音讓她回想起,原來那都是倒霉麵包!

倒霉麵包塞住了人們的嘴,還告訴人們說這是家鄉的美味。米勒大徹大悟:正是吃了這些倒霉的麵包,詩人喬治·塞姆朗才知道「並非語言即家園,而是語言即說出的內容」。

劉霞那個經典的「自由的模樣」,如果換成別的詞語來描述,例如網民所說,「逃離祖國讓她如此快樂!」、「她熱情地擁抱流亡的生活!」,場景就有些荒誕。

其實這樣的場景每天都在發生。我曾經見到一個歷經九死一生逃出西藏的女孩,她每天都要興奮地跑上街去,「真的可以自由地說話!」我見到她時,她已經驗證了兩個月,仍然極度興奮。沒有人為她拍照。

我不喜歡「故鄉」這個詞,它在羅馬尼亞被兩種人佔有着。一類是村裏的施瓦本波爾卡男人和道德專家,另一類是政府的機關幹部。村莊故鄉是德意志狂的,國家故鄉屬於無主見和盲目恐懼。二者都需要敵人,做出的判斷籠統、敵意、最終有效,即便錯了也不屑於更改。

〈每一句話語都坐着別的眼睛〉,《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赫塔·米勒質問道:「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行動之後,保羅·策蘭(Paul Celan,一位用德語寫作的猶太詩人)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即他的母語也是殺害他母親的劊子手的語言」,而又「有多少伊朗人至今仍會因為一句波斯話被投入監獄,有多少中國人、古巴人、朝鮮人、伊拉克人在自己的母語中無法有片刻在家的感覺?」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最後這句話並沒有出現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譯本裏。

在漢堡民族學博物館展覽《流亡》中,作為被介紹展示者之一,我引用了蘇東坡的詩句,來還原無數古代中國文人的真實狀況:「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愛國主義宣傳中,常將這種豁達的情懷截為兩半,僅取其一加以利用。

我在開幕演講中說道:

「故鄉不只是一個人出生和成長的地方,而且是他可以自由地思想和言說的家園。在這個世界上,很多人流亡在異鄉,在他國;也有很多人流亡在故鄉,在祖國——他們被迫沉默或者犬儒,同樣是無辜受罰。」

在她的祖國,劉霞曾經給米勒寫信:「我自言自語/我要瘋了/我那麼孤單」, 「我像植物一樣活着/我像屍體一樣躺着」。

「無論走到哪兒,我們都能找到你。」

《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西方輿論莫逼這位女士投身政治》,「我們逼了整整八年都沒成功,看上去她還是更愛寫詩」——這句經驗談是我幫它說的。它的原話是:「從之前的情況看,她本人似乎並未打算也做個典型的異議人士。」明知如此,你們還是關了她八年!她的丈夫劉曉波倒是一個典型的異議人士,所以你們就堅決「不認慫」,拒絕他出國就醫,執意要讓他死在你們手裏,骨灰也不能留存?

《環球時報》心知肚明,它只需要提醒西方媒體,都不用公開威脅劉霞了。劉霞之所以被你們關了八年而少有發聲,不僅是因為你們嚴密監控她本人,還因為你們挾持了她的家人,她的弟弟劉暉還被以經濟犯罪為名判了11年。如今,她的家人仍是人質,控制在你們手中。

我在即將登上離開羅馬尼亞的列車時,一個警察對我說:「無論走到哪兒,我們都能找到你。」到德國後的頭三年,我多次接到匿名電話和信件,以死亡相威脅。索套跟到了德國,而我卻無力抗拒。

〈空中醞釀的往往不是好東西〉,《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對於一個被囚禁了八年之久、丈夫在囚禁中與世長辭的人,而且背後是遠比當年的羅馬尼亞強大的「厲害國」,匿名信和電話太多餘了,完全沒有必要。在這八年當中,我相信劉霞對恐懼的吸收和內化,比年輕時的米勒有過之而無不及。

關鍵之處總是隱匿於某處,留下的痕跡卻昭然可見……查視者不必身體力行親臨現場才能達到威脅的目的,他是影子,本來就存在於事務當中,將恐懼注入自行車、染髮水、香水,注入冰箱和普普通通無生命的物品當中,實施着它的威懾。受威脅者的私人物品將查視者人格化了。

〈生命是燈籠裏的一個屁〉,《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當年的米勒還不足夠幸運,體驗到全球化之後無處不在的強國氣息。那些正直勇敢的、參與營救你的政治家,也時時刻刻都在考慮不要讓獨裁者太生氣,那裏有龐大的市場。一個習慣了批評本國政府的德國人,可能會無意中把中國當作了榜樣。大量被金錢收買的商人、政客和各類投機分子,隨時以警惕的目光看着你。更不用說,大街上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普通人,八成都是被黨國洗腦的「同胞」,即便他們同時也對黨國充滿了怨憤。

獨裁存在的一天,我的生活就會受到威脅,在德國的頭三年也是如此。在此期間,我只思考當下的事情,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是安全的,就像日子從一點走向另一點。但必須是在日子的環抱中,而不能凌駕於日子之上。

〈生命是燈籠裏的一個屁〉,《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海外異議人士經常受到的指責是,你們也是黨國思維。批評者說得對,但他們不能完全理解威脅和恐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讓我學會思考及珍視生活的事物,與它們的影子無法分割,也讓我明白了,事實本身並不是它們的全部。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時間上如此大跨度的思考對我來說是一種全新的奢侈,只有獨裁統治的倒台,才使它變得可能。

〈生命是燈籠裏的一個屁〉,《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一個自「六四」開始流亡海外的朋友曾對我說:戰勝流亡。米勒最終戰勝了流亡。她的一個重大發現是,跟隨異議人士到海外的索套也在流亡。

我現在對他們依然懷疑,但不再害怕。自他們的索套隨我流亡以來,我從未想過會有這麼一天。擺脱恐懼是我會思考以來最大的得益。

〈空中醞釀的往往不是好東西〉,《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在戰勝被迫流亡之後,她又選擇了主動流亡

《環球時報》社論辯稱劉霞並沒有失去自由,只是她「這一年中的確處在中國官方的『視野範圍內』」。正如一個笑話所講,蒼蠅寶寶問媽媽:「為什麼我們總是要吃屎?」媽媽呵斥道:「晚餐的時候不要說這麼噁心的事!」用「晚餐」(「在官方『視野範圍內』」)替代「吃屎」(非法軟禁無辜公民),這套政治話術並不是《環球時報》的發明,它不過是一個拙劣的模仿者而已。無論是《1984》裏的虛構還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真理部」早就對這套「奧威爾式的胡言亂語」駕輕就熟。

模仿?米勒不這樣看。中國人都知道,「讀了初中,再去打工」,可是那個獨裁者壽西斯古(希奧塞古)只有小學四年級文化,對「通商寬農」、格薩爾王等一竅不通,而且說話還是大舌頭,可是全國的幹部都在可笑地模仿他。

那時我常說,這個國家的年輕幹部是最老的。因為他們模仿獨裁者時毫不費力,比起年長的人更加惟妙惟肖。當然,這是他們剛剛起步的事業所必備的技能。後來,當了幾天幼兒園教師,我才明白那不是模仿,他們只是在扮演自己,因為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姿態動作。

〈紅花與棍子〉,《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很多人佩服《環球時報》聰明善叼——「叼飛盤」這個帶有辱罵性質的詞組,已經成為網民對於《環球時報》及其總編輯胡錫進的慣常用語——也許連那些編輯記者自己都不明白,狗不是因為籃球打得好才去叼飛盤的,而是他們只會叼飛盤,「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姿態動作」。

米勒舉例說明:她曾經以為,孩子們天生喜歡「小白裙」、「住在雲中」這樣形象化語言。因此,去幼兒園上班的第一天,她就讓他們出門看雪,並教唱了一首《雪花之歌》。第二天,她問孩子們是否還記得昨天的歌時,一個男孩說:「老師,我們應該先唱頌歌。」米勒問:「是你們想唱呢,還是必須唱?」孩子們齊聲喊道:「我們想唱。」於是她同意唱頌歌,孩子們迅速地站成半圓,手拉手放聲歌唱。顯然,在頌歌聲中,他們自在多了。

《雪花之歌》一定比頌歌好聽嗎?這也是今天中國人的面臨的選擇。前者並不必然勝出。正如譴責路人圍觀跳樓冷漠,要比為劉霞的自由呼喊更容易獲得道德滿足感。

雪花、青草、藍天等醉人美景讓米勒感到痛苦,她不知道這是召喚、慰藉還是嘲諷。敞開並不等於自由。在德語中,「露天」是指「自由的天空」(freier Himmel),但是在羅馬尼亞鄉下,它僅僅是「開敞(offen)的天空」。

親愛的赫塔·米勒,你真的不是在為今天的中國而寫作嗎?我也曾經說過,就算中國有個開放的互聯網,並不等於立即有了自由的互聯網。當人們以為提到「六四」和劉曉波就可以讓專制者發抖的時候,《環球時報》卻非常樂意談論此話題。

沒有多少人認為米勒在為當下寫作,為未來寫作。讓她感到悲哀的是,人們一直認為她沉溺於過去的年代,不能從痛苦中走出來。德國文學界致力於「正常化」,期待作家描述當代的生活。什麼叫當代呢?米勒認為,他們並不是以時間來劃分,而是依從空間準則。比如一個作家寫戰後經濟奇蹟或1968年的學生運動,就被認為寫的是當代題材。而同時發生的二戰創傷或者東德秘密警察故事,則不在當代範疇。

文學批評家比8形麵包和阿斯匹林售貨員的表達方式更復雜些,但他們的用意是一樣的。他們也想在我的作品中聽到當地口音,建議我停止對過去的訴說,寫點德國的事。他們和多數人一樣,認為只有對當下有足夠的了解,才能化解過去。在吃飯的時候要看着德國麵包,好忘記倒霉麵包。

〈在我們德國〉,《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米勒在不同的文章中反覆列舉這些批評,可見她聽見的聲音之眾,面臨的壓力之大。然而,她並不認為忘記倒霉麵包就能享受德國麵包。「如果這方子有效,我倒是不會反對。但事實並非如此,它不能使我如願以償。我越是觀察德國,現在就越是與過去聯繫在一起。我沒有選擇,我的書桌不是鞋店。」

在戰勝被迫流亡之後,她又選擇了主動流亡,和過去站在一起。每次我在文學活動中看到她,都能明顯感覺到她的孤獨。

我從羅馬尼亞走出來已經很久了,但沒有走出獨裁控制下的人性荒蕪,它的遺產總是變換方式閃爍眼前。東德人對此已經無話可說,西德人也已經聽夠了,但這個主題還是讓我欲罷不能。我的寫作必須停留在我受傷最深的地方,否則我不需要寫作。

〈在我們德國〉,《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她不僅用筆表達,而且傾力幫助專制國家的受害作家。儘管語言不通,她和曾因「六四」寫作坐牢的流亡作家廖亦武少有交談,但是廖亦武的重要文學活動,她都會到場支持。她批評莫言獲獎,呼籲釋放劉曉波和劉霞,也就不難理解。

「我不會拋棄那些讓我變成笑柄的記憶」

全世界的記者都在趕往柏林。他/她們期待劉霞開口說話。可是劉霞說什麼,怎樣說?我不想過多地猜想劉霞的境況,但我知道米勒的抉擇。

米勒認為,說話必須用詞語,而過去發生的幽暗並非都能言說。你腦海中最深刻的印象,你最想要說出的話,未必是人們想要聽到的東西。

河裏的鴨子自由戲水,河邊的米勒看到的卻是鴨嘴的金色,隨後它們變成了黃金餐具,鴨子的腳蹼變成了金制的混水器。當年在羅馬尼亞,人們盛傳壽西斯古用金子做的餐具吃飯,用金子做的水龍頭洗浴,米勒並不相信。她認為這個傳聞是人們瞎編的,是窮人對富人的愚昧想像。可是後來他的財產被盤點時,這一切都證實是真的。

在今天的中國,有多少「窮人對富人的愚昧想像」被證實?相信也有很多人像米勒一樣為荒誕感到震驚。可是你未必都能說出來。壽西斯古倒台之後,人們期待聽到對他的控訴,但是不是什麼鴨嘴變成了金子,那太複雜了。

有時流氓會嘲笑受害者:你出去說吧,沒有人會相信。米勒的閨蜜勸她不要講述這些事情,「沒人相信這些,你們只會讓自己成為笑柄,讓別人認為你們神經不正常。」她聽從朋友的勸告,放棄了某些細節。儘管如此,僅列舉幾個普通事例,卻已經讓她被認為是誇大其詞,腦子有毛病了。

甚至當時就有人不肯相信。有一次她回家,發現冰箱裏有一張女友寫的字條:「我想讓你幫我剪頭髮來着,可惜你不在家。」第二天她和女友見面,問她怎麼進屋的。女友說,她把字條放在樓梯間的門把手上了。她明白那是秘密警察在警告她,可是女友不相信,不斷地問:「你肯定嗎?」「你瘋了吧?」會不會是穿堂風把字條吹進冰箱裏去的?她渴望得到另外的解釋。

我在中國的時候,不只一位異議人士告訴我,他們家大門上的鑰匙孔被國保用強力膠封上了。如果不是對這些人有足夠的了解,我是很難相信的。又記得多年前,朋友們在一起聊天,有人要求關上手機,拔出電池。當時我真的覺得他太誇張,難以配合。我們希望自己是一個正常人。可是,在專制社會,正常人的定義中可能就包括在聊天時拔出手機電池。

集權統治時代在我的記憶裏是一種繫於遊絲之上的生活,我知道的永遠比我能說出的要多得多。

〈沉默讓我們令人不快,說話使我們變得可笑〉,《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人們在等待你開口,而你又難以啟齒。米勒隨時都感覺到,「沉默讓我們令人不快,說話使我們變得可笑。」

但我不會拋棄那些讓我變成笑柄的記憶,不會在寫作時棄之不理。

〈沉默讓我們令人不快,說話使我們變得可笑〉,《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在壽西斯古英明領導的羅馬尼亞,年輕的米勒就感悟到:「人們輕鬆地稱作歷史的東西,從納粹時期代五十年代,在我家族也體現為喉嚨的陰暗面。每個人都被歷史傳喚過,作為被告,或者受害人。歷史將他們釋放後,沒有一個依舊完好。」

寂靜在可能之處,

穿過蘋果的小屋。

像女士們牽着狗,

像名字在報紙穿行,

像密探穿過夏季,

渴望風和泥土。

喉嚨的陰暗面,

曾坐在蒼蠅的背上,

從廚房飛進來。

(長平,作家,資深時政評論人)

延伸閱讀:《國王鞠躬,國王殺人》中文版,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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