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长平：去机场等候刘霞的赫塔·米勒，和她的那些“成为笑柄的记忆”

当刘霞获释的消息反复刷屏的时候，我又把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自传性散文集《国王鞠躬，国王杀人》读了一遍。这篇文章既是对刘霞获释一事的评论，也是《国王鞠躬，国王杀人》的读书笔记——一位遭受专制政权迫害的诗人／作家的流亡人生。

7月10日，当刘霞搭乘芬兰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北京，经赫尔辛基转机到达柏林的时候，米勒就在现场。她和作家廖亦武手捧鲜花，等候接机，但是刘霞走下舷梯后没有和他们见面，直接坐上一辆黑色的汽车进入柏林市区。廖亦武在电话中对我说，7月11日和12日，米勒都和刘霞在一起。

赫塔·米勒，德语作家。她出生、成长于共产专制时代的罗马尼亚，为逃离迫害移民德国，其作品描述专制下的社会黑暗与人性扭曲。2009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米勒不仅在接机的现场，她也一直在救援的现场。身为诺奖得主的她，曾指责诺贝尔委员会（诺委会）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是一场“灾难”，因为莫言“颂扬审查制度”；彼时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遭监禁，她批评这“给争取民主和人权的人士扇了一巴掌”。

她亲手从英语转译了刘霞的几首诗，并多次为公众朗诵。2016年柏林文学节期间，主办机构为纪念刘晓波入狱接近8年，在柏林艺术节大剧院（Haus der Berliner Festspiele）举行主题活动“空了8年的椅子”。活动上，米勒朗诵了刘霞的三首诗，其中一首《无题》写道：

这是一棵树吗？

这是我，一个人

这是冬天的树吗？

它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样

……

没有人来陪伴你吗？

有鸟儿啊

看不到鸟呀

……

这首诗写于2013年，当时刘霞仍在软禁中。时光倒流三十年，1983年，刘霞写了一首诗《一只鸟又一只鸟》，其中说：

我们很久以前

就常常说起那只鸟

不知道来自哪里的鸟

我们兴致勃勃

它给我们带来了笑声

……

它来过了

可我们不敢说

只是在心里想着

生怕它永远不再来了

……

35年过去了，那只自由的鸟儿终于来了。于是，她张开双臂，像鸟儿一样飞翔。

这就是自由的模样！在前往德国的途中，刘霞留下了一个经典的影像。

那个夜晚，赫塔·米勒站在讲台的一侧，灯光昏暗，背景屏幕上闪动着抽象的影像。她平静而专注地朗诵着，像是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她的德语仍然带着罗马尼亚口音。

米勒在〈在我们德国〉中写过一段经历：因为自己的罗马尼亚德语口音，她有机会把柏林地铁里面包广告中的“培西面包（Paech-Brot）”读成“倒霉面包（Pech-Brot）”，于是那句广告语变成了“年轻的新娘在答应‘是’时顾不上说话，因为她在忙着啃倒霉面包”。

当年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在审讯米勒时，总是提醒她说：“别忘了你吃的是罗马尼亚面包！”那个面包广告的谐音让她回想起，原来那都是倒霉面包！

倒霉面包塞住了人们的嘴，还告诉人们说这是家乡的美味。米勒大彻大悟：正是吃了这些倒霉的面包，诗人乔治·塞姆朗才知道“并非语言即家园，而是语言即说出的内容”。

刘霞那个经典的“自由的模样”，如果换成别的词语来描述，例如网民所说，“逃离祖国让她如此快乐！”、“她热情地拥抱流亡的生活！”，场景就有些荒诞。

其实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我曾经见到一个历经九死一生逃出西藏的女孩，她每天都要兴奋地跑上街去，“真的可以自由地说话！”我见到她时，她已经验证了两个月，仍然极度兴奋。没有人为她拍照。

我不喜欢“故乡”这个词，它在罗马尼亚被两种人占有着。一类是村里的施瓦本波尔卡男人和道德专家，另一类是政府的机关干部。村庄故乡是德意志狂的，国家故乡属于无主见和盲目恐惧。二者都需要敌人，做出的判断笼统、敌意、最终有效，即便错了也不屑于更改。

赫塔·米勒质问道：“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保罗·策兰（Paul Celan，一位用德语写作的犹太诗人）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而又“有多少伊朗人至今仍会因为一句波斯话被投入监狱，有多少中国人、古巴人、朝鲜人、伊拉克人在自己的母语中无法有片刻在家的感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最后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译本里。

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展览《流亡》中，作为被介绍展示者之一，我引用了苏东坡的诗句，来还原无数古代中国文人的真实状况：“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爱国主义宣传中，常将这种豁达的情怀截为两半，仅取其一加以利用。

我在开幕演讲中说道：

“故乡不只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而且是他可以自由地思想和言说的家园。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流亡在异乡，在他国；也有很多人流亡在故乡，在祖国——他们被迫沉默或者犬儒，同样是无辜受罚。”

在她的祖国，刘霞曾经给米勒写信：“我自言自语／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 “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我像尸体一样躺着”。

“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能找到你。”

《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西方舆论莫逼这位女士投身政治》，“我们逼了整整八年都没成功，看上去她还是更爱写诗”——这句经验谈是我帮它说的。它的原话是：“从之前的情况看，她本人似乎并未打算也做个典型的异议人士。”明知如此，你们还是关了她八年！她的丈夫刘晓波倒是一个典型的异议人士，所以你们就坚决“不认怂”，拒绝他出国就医，执意要让他死在你们手里，骨灰也不能留存？

《环球时报》心知肚明，它只需要提醒西方媒体，都不用公开威胁刘霞了。刘霞之所以被你们关了八年而少有发声，不仅是因为你们严密监控她本人，还因为你们挟持了她的家人，她的弟弟刘晖还被以经济犯罪为名判了11年。如今，她的家人仍是人质，控制在你们手中。

我在即将登上离开罗马尼亚的列车时，一个警察对我说：“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能找到你。”到德国后的头三年，我多次接到匿名电话和信件，以死亡相威胁。索套跟到了德国，而我却无力抗拒。

对于一个被囚禁了八年之久、丈夫在囚禁中与世长辞的人，而且背后是远比当年的罗马尼亚强大的“厉害国”，匿名信和电话太多余了，完全没有必要。在这八年当中，我相信刘霞对恐惧的吸收和内化，比年轻时的米勒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键之处总是隐匿于某处，留下的痕迹却昭然可见……查视者不必身体力行亲临现场才能达到威胁的目的，他是影子，本来就存在于事务当中，将恐惧注入自行车、染发水、香水，注入冰箱和普普通通无生命的物品当中，实施着它的威慑。受威胁者的私人物品将查视者人格化了。

当年的米勒还不足够幸运，体验到全球化之后无处不在的强国气息。那些正直勇敢的、参与营救你的政治家，也时时刻刻都在考虑不要让独裁者太生气，那里有庞大的市场。一个习惯了批评本国政府的德国人，可能会无意中把中国当作了榜样。大量被金钱收买的商人、政客和各类投机分子，随时以警惕的目光看着你。更不用说，大街上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普通人，八成都是被党国洗脑的“同胞”，即便他们同时也对党国充满了怨愤。

独裁存在的一天，我的生活就会受到威胁，在德国的头三年也是如此。在此期间，我只思考当下的事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是安全的，就像日子从一点走向另一点。但必须是在日子的环抱中，而不能凌驾于日子之上。

海外异议人士经常受到的指责是，你们也是党国思维。批评者说得对，但他们不能完全理解威胁和恐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让我学会思考及珍视生活的事物，与它们的影子无法分割，也让我明白了，事实本身并不是它们的全部。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时间上如此大跨度的思考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奢侈，只有独裁统治的倒台，才使它变得可能。

一个自“六四”开始流亡海外的朋友曾对我说：战胜流亡。米勒最终战胜了流亡。她的一个重大发现是，跟随异议人士到海外的索套也在流亡。

我现在对他们依然怀疑，但不再害怕。自他们的索套随我流亡以来，我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摆脱恐惧是我会思考以来最大的得益。

在战胜被迫流亡之后，她又选择了主动流亡

《环球时报》社论辩称刘霞并没有失去自由，只是她“这一年中的确处在中国官方的‘视野范围内’”。正如一个笑话所讲，苍蝇宝宝问妈妈：“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吃屎？”妈妈呵斥道：“晚餐的时候不要说这么恶心的事！”用“晚餐”（“在官方‘视野范围内’”）替代“吃屎”（非法软禁无辜公民），这套政治话术并不是《环球时报》的发明，它不过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而已。无论是《1984》里的虚构还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真理部”早就对这套“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驾轻就熟。

模仿？米勒不这样看。中国人都知道，“读了初中，再去打工”，可是那个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对“通商宽农”、格萨尔王等一窍不通，而且说话还是大舌头，可是全国的干部都在可笑地模仿他。

那时我常说，这个国家的年轻干部是最老的。因为他们模仿独裁者时毫不费力，比起年长的人更加惟妙惟肖。当然，这是他们刚刚起步的事业所必备的技能。后来，当了几天幼儿园教师，我才明白那不是模仿，他们只是在扮演自己，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姿态动作。

很多人佩服《环球时报》聪明善叼——“叼飞盘”这个带有辱骂性质的词组，已经成为网民对于《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辑胡锡进的惯常用语——也许连那些编辑记者自己都不明白，狗不是因为篮球打得好才去叼飞盘的，而是他们只会叼飞盘，“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姿态动作”。

米勒举例说明：她曾经以为，孩子们天生喜欢“小白裙”、“住在云中”这样形象化语言。因此，去幼儿园上班的第一天，她就让他们出门看雪，并教唱了一首《雪花之歌》。第二天，她问孩子们是否还记得昨天的歌时，一个男孩说：“老师，我们应该先唱颂歌。”米勒问：“是你们想唱呢，还是必须唱？”孩子们齐声喊道：“我们想唱。”于是她同意唱颂歌，孩子们迅速地站成半圆，手拉手放声歌唱。显然，在颂歌声中，他们自在多了。

《雪花之歌》一定比颂歌好听吗？这也是今天中国人的面临的选择。前者并不必然胜出。正如谴责路人围观跳楼冷漠，要比为刘霞的自由呼喊更容易获得道德满足感。

雪花、青草、蓝天等醉人美景让米勒感到痛苦，她不知道这是召唤、慰藉还是嘲讽。敞开并不等于自由。在德语中，“露天”是指“自由的天空”（freier Himmel），但是在罗马尼亚乡下，它仅仅是“开敞（offen）的天空”。

亲爱的赫塔·米勒，你真的不是在为今天的中国而写作吗？我也曾经说过，就算中国有个开放的互联网，并不等于立即有了自由的互联网。当人们以为提到“六四”和刘晓波就可以让专制者发抖的时候，《环球时报》却非常乐意谈论此话题。

没有多少人认为米勒在为当下写作，为未来写作。让她感到悲哀的是，人们一直认为她沉溺于过去的年代，不能从痛苦中走出来。德国文学界致力于“正常化”，期待作家描述当代的生活。什么叫当代呢？米勒认为，他们并不是以时间来划分，而是依从空间准则。比如一个作家写战后经济奇迹或1968年的学生运动，就被认为写的是当代题材。而同时发生的二战创伤或者东德秘密警察故事，则不在当代范畴。

文学批评家比8形面包和阿斯匹林售货员的表达方式更复杂些，但他们的用意是一样的。他们也想在我的作品中听到当地口音，建议我停止对过去的诉说，写点德国的事。他们和多数人一样，认为只有对当下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化解过去。在吃饭的时候要看着德国面包，好忘记倒霉面包。

米勒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列举这些批评，可见她听见的声音之众，面临的压力之大。然而，她并不认为忘记倒霉面包就能享受德国面包。“如果这方子有效，我倒是不会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能使我如愿以偿。我越是观察德国，现在就越是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我没有选择，我的书桌不是鞋店。”

在战胜被迫流亡之后，她又选择了主动流亡，和过去站在一起。每次我在文学活动中看到她，都能明显感觉到她的孤独。

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独裁控制下的人性荒芜，它的遗产总是变换方式闪烁眼前。东德人对此已经无话可说，西德人也已经听够了，但这个主题还是让我欲罢不能。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

她不仅用笔表达，而且倾力帮助专制国家的受害作家。尽管语言不通，她和曾因“六四”写作坐牢的流亡作家廖亦武少有交谈，但是廖亦武的重要文学活动，她都会到场支持。她批评莫言获奖，呼吁释放刘晓波和刘霞，也就不难理解。

“我不会抛弃那些让我变成笑柄的记忆”

全世界的记者都在赶往柏林。他／她们期待刘霞开口说话。可是刘霞说什么，怎样说？我不想过多地猜想刘霞的境况，但我知道米勒的抉择。

米勒认为，说话必须用词语，而过去发生的幽暗并非都能言说。你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象，你最想要说出的话，未必是人们想要听到的东西。

河里的鸭子自由戏水，河边的米勒看到的却是鸭嘴的金色，随后它们变成了黄金餐具，鸭子的脚蹼变成了金制的混水器。当年在罗马尼亚，人们盛传齐奥塞斯库用金子做的餐具吃饭，用金子做的水龙头洗浴，米勒并不相信。她认为这个传闻是人们瞎编的，是穷人对富人的愚昧想像。可是后来他的财产被盘点时，这一切都证实是真的。

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穷人对富人的愚昧想像”被证实？相信也有很多人像米勒一样为荒诞感到震惊。可是你未必都能说出来。齐奥塞斯库倒台之后，人们期待听到对他的控诉，但是不是什么鸭嘴变成了金子，那太复杂了。

有时流氓会嘲笑受害者：你出去说吧，没有人会相信。米勒的闺蜜劝她不要讲述这些事情，“没人相信这些，你们只会让自己成为笑柄，让别人认为你们神经不正常。”她听从朋友的劝告，放弃了某些细节。尽管如此，仅列举几个普通事例，却已经让她被认为是夸大其词，脑子有毛病了。

甚至当时就有人不肯相信。有一次她回家，发现冰箱里有一张女友写的字条：“我想让你帮我剪头发来着，可惜你不在家。”第二天她和女友见面，问她怎么进屋的。女友说，她把字条放在楼梯间的门把手上了。她明白那是秘密警察在警告她，可是女友不相信，不断地问：“你肯定吗？”“你疯了吧？”会不会是穿堂风把字条吹进冰箱里去的？她渴望得到另外的解释。

我在中国的时候，不只一位异议人士告诉我，他们家大门上的钥匙孔被国保用强力胶封上了。如果不是对这些人有足够的了解，我是很难相信的。又记得多年前，朋友们在一起聊天，有人要求关上手机，拔出电池。当时我真的觉得他太夸张，难以配合。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可是，在专制社会，正常人的定义中可能就包括在聊天时拔出手机电池。

集权统治时代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种系于游丝之上的生活，我知道的永远比我能说出的要多得多。

人们在等待你开口，而你又难以启齿。米勒随时都感觉到，“沉默让我们令人不快，说话使我们变得可笑。”

但我不会抛弃那些让我变成笑柄的记忆，不会在写作时弃之不理。

在齐奥塞斯库英明领导的罗马尼亚，年轻的米勒就感悟到：“人们轻松地称作历史的东西，从纳粹时期代五十年代，在我家族也体现为喉咙的阴暗面。每个人都被历史传唤过，作为被告，或者受害人。历史将他们释放后，没有一个依旧完好。”

寂静在可能之处，

穿过苹果的小屋。

像女士们牵着狗，

像名字在报纸穿行，

像密探穿过夏季，

渴望风和泥土。

喉咙的阴暗面，

曾坐在苍蝇的背上，

从厨房飞进来。

（长平，作家，资深时政评论人）

延伸阅读：《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