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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家族》影評:是枝裕和的曖昧家族,人性是善還是惡?

《小偷家族》拿下康城影展最高獎,在情理法的邊界,真假難以辨別,你能想像邊緣人的真實心情嗎?


《小偷家族》電影劇照。  圖:安樂影片提供
《小偷家族》電影劇照。 圖:安樂影片提供

來到《小偷家族》,是枝裕和終於贏出大滿貫,勇奪康城金棕櫚來個大豐收。然而《小偷家族》又是否和過去的是枝裕和作品大不同,於我而言,其實也非如是。

前作的影子

從內容上出發,最直接的連繫是《誰知赤子心》(04)的棄子主題,當年依據的是88年的巢鴨兒童遺棄事件,描述四名被遺棄後必須互相依賴求存的寫實物語。而今次導演表明《小偷家族》的契機,也是由新聞事件而發。是枝裕和年初接受日本傳媒訪問時,指出留意到新聞報道有人故意不遞上家中長者的死亡證書,從而不正當地繼續領取年金。當社會輿論集中批評當事人的不誠實表現,他們的辯解是不希望視死者已過身,而導演表示正好刺激自己去想像他們的真實心情,由是令他有《小偷家族》的構思。也即是由當年的棄兒問題,延伸至兒童被虐、社會上的法外之徒及獨居老人等,可說是把日本當代社會的縮影,投射至小偷家族中的六人身上。

至於從如何去愛孩子的角度出發,也即是《我的意外爸爸》(13)中野野宮良多學習如何與沒有血緣的孩子相處的繼承篇。今次則由Lily Franky飾演的柴田治以及安藤櫻飾演的柴田信代,肩負起以上的任務,努力去學習成為愛護孩子以及被孩子鍾愛(不斷以孩子是否叫自己做爸爸或媽媽作隱喻)的「父母」角色。

至於針對法律上的灰色地帶,如把法律上的好人所犯的惡行(Yuri父母對女兒的施虐),和法律上的壞人所作的善行(柴田夫婦對受虐兒童的庇護)加以對照,正是《第三度殺人》(17)中三隅作為公認惡貫滿盈的殺人犯,背後好壞難以截然區分的延續探討。

甚至如果我們把視線拓闊,達頓兄弟96年的《諾言》( La Promesse )也不無相近之處。當中父親Roger 從事走私販賣人口的非法活動,而兒子Igor則從旁協助。除了違法之事,再不曉得其他生存技法的Igor,處境正好與祥太(城檜吏飾)相似,同樣因而質問自己的生存意義及價值所在。

《小偷家族》導演是枝裕和。

《小偷家族》導演是枝裕和。圖:安樂影片提供

社會寫實派旗手?

除了文本上的連繫,回到日本社會的範疇,也出現把是枝裕和納入為社會派導演的閱讀傾向。

當然《小偷家族》的而且確針對及回應當前的社會狀況而發,事實上目前日本的貧困率已高達每六人就有一人陷此窘境,而兒童虐待數字的案件數目,於17年更高達十二萬宗,確實屬駭人聽聞的地步。柴田一家於赤貧線下的生活狀況,絕非個別的特異例子。

至於上文提及的欺騙年金事件,亦與日本年金制度不斷變質有直接關連。簡言之,日本年金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確立起來的養老制度。但隨着近年日本人口急劇老化,少子化又令未來的國民勞動力大受打撃,於是政府不斷修訂法律,令年金支付時間延後了,同時逐步推後退休年齡,18年已公佈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將逐步延後,由本來的六十至六十三歲,推至六十五,而最後目標為七十,目的就是令年金可延後發放,減輕財務負擔。此所以由上而下已積極構思不同方法,嘗試去減省年金的支出。初枝(樹木希林)之死,正是終止年金發放的契機,柴田家不加以掩飾,政府的財務支援就會一去不返。

不過對此我絕不擔心,只要和另一導演周防正行加以對照就明白。後者自《談談情跳跳舞》(98)大受歡迎後,往後便全面走上社會派之路,《即使這棣也不是我做的》(08)針對痴漢冤獄,《終之信託》(13)直視反思日本的檢察官制度,內容凝重及冷硬乾澀。是枝裕和的「社會派」作品,從來均恪守哀樂流轉,人生無常,悲喜難測的經營基調,絕不會因生硬的言志企圖,而影響電影本身的可觀性。

曖昧的家族

回到《小偷家族》的文本,是枝裕和劈頭展示的,是一幅曖昧的柴田家族圖。簡言之,若以家系圖表來展示,其實是勾畫不出彼此的線性連繫來。在柴田家中,誰是誰的孩子難以區別,祥太不肯稱治為父親;而祖母初枝與母親信代妹妹亞紀(松岡茉莉飾)關係異常親密,令人難以理解;更為甚者,所謂祖母,究竟是治還是信代之母,也一直語焉不詳。綜合而言,就是一個曖昧的歪常家庭,誠如治對亞紀質疑他與信代兩人,不過為了金錢才走在一起,他則輕描淡寫打發:我們家中又有誰是正常人來呢?

《小偷家族》電影劇照。

《小偷家族》電影劇照。圖:安樂影片提供

所謂日常與乖異,真的有清晰可分的界線嗎?由沒有血緣的人所構成的家庭,當然是《我的意外爸爸》中的命題延續,但前作乃人為的意外疏忽,而導致今天的突異情況,但《小偷家族》的背景則複雜得多──每一段組成關係,差不多都被刻意扣上正反兩面,從而強化了當中的曖昧性。

信代及治救祥太可會是為了車內的財物?初枝對亞紀的痛惜可會是為了方便從她父母身上斂財?信代及治住在初枝家,更難擺脫窺伺初枝年金的責難懷疑。好了,似乎只有撿拾Yuri回家撫養,是毫無懸念的善行。電影中也借治多次複述信代強調沒有向Yuri父母求財,就不是拐帶,自己並沒有犯法來表白,不過其後也借女警宮部(池脇千鶴飾)直言此已屬拐帶罪,來突出法律與人情於理解行為上的差異。

如果我們進一步深思,當可明白是枝裕和的用心:針對Yuri的善行之所以能百分百確定,只因觀眾是與柴田家在同步體驗經歷,反過來以上的人性曖昧差異,全屬盲目的臆測又或是人為的訛傳,由是帶來人性的明暗,其實很大程度視乎接受的資訊及切入的角度,在在影響了當事人或旁觀者的看法。導演特意用宮部的說法,左右了亞紀對初枝的看法,從而誘使後者供出藏屍之所來,那是人心的惡意操弄,從而達成自身的追求效果。而Yuri回家後,父母接受記者訪問時的謊言,也恰好說明媒體又或是世論的不可信性。

綜合以上,正好可以回到上文導演提及的創作契機──刺激自己去想像他們的真實心情,從而去尋找在新聞報道後的另一面。

謊言的救贖

對我來說,是枝裕和在建構曖昧性之時,除了人物與外在環境的表裏差異外,更重要是不斷利用角色自身所編織的謊言,從而令到真真假假的界線益發含糊,也令到人性的內涵更加立體多樣化。

但只要抽絲剝繭,其實不難發現各人的謊言,都是為了家庭成員著想而發──縱使當事人未必認同,更為甚者且起了救贖對方,由是為當事人啟動第二人生的作用。

信代面對刑警,把所有罪行一力承擔,固然是最為明顯及可視化,因為已由她口中交代因由──治已有前科,由她承擔才得以輕判,自然也成就治的逍遙法外,不用在監牢度日的第二人生。

《小偷家族》電影劇照。

《小偷家族》電影劇照。圖:安樂影片提供

而治在臨別晚上,面對祥太的質疑(留意也是由宮部為了挑撥離間,從而提供給他的資訊)直接承認打算一家人掉下他逃走,從而好讓祥太可以安心回去親生父母身邊,而不用心存不忍的遐想,從而揭開他更美好的第二人生。而事實上,文本中早已說明,因為祥太身處醫院中三餐無憂,所以柴田家不過打算安頓好後,才設法把他接回來團聚。

至於祥太,也利用被捕乃故意的謊言,企圖劃破彼此擬家族的連繫心結,好讓治可以解除束縛,安心走向自己的第二人生。事實上,文本中他公然偷竊的行徑,顯然是為了拯救快將被職員捉拿的Yuri。即使不作如是理解,把自己的誘捕視為贖罪的過程,目的也為了阻止Yuri模仿自己,不要再誤入歧途,走上正面的人生路上。自從經雜貨店東主川戶(柄本明飾)提示後,祥太內心湧現的是非之心,逐步推使他作獨立思考,從而去尋找及鎖定自己的人生意義及價值依據。

此所以在人性善惡的曖昧虛幌下,是枝裕和對人性的善意還是充滿信心。手法可以不同,行徑亦可大異,唯其本心不變──曖昧不過是一種生存倆伎,好讓可以與濁世同流。

(註: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是枝裕和的曖昧家族掩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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