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球員替罪羊：德國右翼的種族話語

國家之間的體育競技歷來揹負着濃重的民族情緒表達——從這一點來說，足球與政治間的話題關聯並不是一件新鮮事。尤其對二戰後的德國來說，深入歷史課堂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反戰教育，使得幾乎一切直接的民族自豪感表達都帶着一種「原罪」——唯一的例外或許就是足球世界盃及歐洲盃。只有這時的德國人，作為當之無愧的足球強國國民，可以大大方方在窗口、汽車乃至身體上掛上、畫上德國國旗，振臂高呼德國加油。

以「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為代表的極右翼民族主義的論述是——何止是輸球是移民球員的錯，根本一切社會問題都是移民的錯，尤其是穆斯林移民。

但是，這種話題關聯的合理性，可以延伸到將慘淡的戰績歸咎到有移民背景的球員身上嗎？放眼德國國內的政界和輿論界，這種歸咎倒是與以「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為代表的極右翼民族主義長期以來的論述一脈相承——何止是輸球是移民球員的錯，根本一切社會問題都是移民的錯，尤其是穆斯林移民。

早在2016年歐洲盃開賽前，AfD政客高蘭（Alexander Gauland）便曾這樣評價炙手可熱的非裔混血球員謝洛美·保定（Jérôme Boateng，博阿滕）——「人們覺得他作為一個足球球員來說很好，但不會想要跟他做鄰居。」此番言論引來廣泛抗議，有媒體走訪了保定在慕尼黑和漢堡居住時的鄰居，鄰居們紛紛表示同鄰時期相處正常友好，德國麥當勞更拍攝了一部以「與保定為鄰」為題材的系列廣告片。

這樣的口水戰當然既可笑又可悲——可悲在於，一個在人口流動頻繁的當代社會本應習以為常的現象，竟然被技巧笨拙的政客利用、而費了媒體人許多口舌筆墨。而更令人悲哀、同時也有點匪夷所思的是，兩年後德國隊慘敗的今天，類似的種族主義話語、及其背後一整套建立在謊言、恐懼和推卸責任之上的論述，卻在隔岸觀火的中文世界裏再一次被當作主流話語來傳播和引用——這下移民別說鄰居，連球員都當不好了。這一次，仍然是AfD，仍然是外國裔球員，還有了確鑿的口實——兩名土耳其裔國腳Özil和Gründogan曾於今年五月在倫敦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合影，Gründogan更手舉着寫有「獻給我們尊敬的總統」字樣的曼徹斯特球衣。

德國隊慘敗後，類似的種族主義話語、及其背後一整套建立在謊言、恐懼和推卸責任之上的論述，卻在隔岸觀火的中文世界裏再一次被當作主流話語來傳播和引用。

雖然兩名球員的作為同樣遭到德國媒體的批評，但這種批評卻和AfD式的攻擊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更難說能代表多數德國人的觀點。畢竟，即使在去年議會大選這一史上最好的選舉成績裏，AfD也不過獲得了不足13%的選票，而且得票率超過20%的區域都是移民占人口比例極低的前東德地區。儘管如此，AfD以此成績成為第一大在野黨，以及此次選舉反映的德國社會的分裂，已經足以讓人擔憂。

德國媒體如何檢討失敗？

AfD賽前賽後對外國裔球員的杯葛都不足為奇；但除了AfD（及其同類）之外的德國輿論，如何反省這場足球慘敗，又是如何將足球與政治聯繫在一起的呢？

作為德國主流媒體的一面「旗幟」，《明鏡週刊》（Der Spiegel）在慘敗48小時後的社論《曾幾何時，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或許能讓人一窺究竟。文章秉承了德國人自我批判的傳統，確實將足球隊在世界盃上的慘敗與德國當下政局的困境和經濟的停滯一併討論，但卻將三個問題的根源歸咎為德國國家隊、政界與經濟界當前的一個共同特點——自負（Selbstherrlichkeit），而非移民。

「自負」一詞，引用自國家隊教練勒夫（Joachim Löw）在小組賽出局後新聞發布會上的檢討，而其深層的含義，便是一種「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一直都是這樣成功的，所以也應該一直這樣做下去」的心態，一種德國社會普遍瀰漫的缺乏創新、恐懼變革、無力應對變局的停滯不前的心態：上一屆世界盃我們拿了冠軍，那麼這一次便如法炮製，明顯已經疲憊不堪、該退役的球員也照樣派上場；這些年來我們作為歐盟的領頭人之一，建樹頗多，那麼也就繼續走這條路；「德國製造」向來享譽世界，於是也就按一貫的標準和流程來做，直至有一天整個汽車工業發現自己陷入了危機之中。

至於移民——2010年前後的德國，才是正處在一個充滿希望時期的德國：那年的國家隊，23個球員裏有11個都有移民背景，向世界證明了德國也可以是一個開放的、充滿活力的國家；那時的德國，之前由施羅德等代表着自由現代的德國的「六八一代」治理，又剛迎來聯邦共和國史上第一任女總理；彼時的默克爾，可以說是根本性地改革了基民盟（CDU）這樣老化保守的政黨，因而也改革了德國整個國家。至於今年兩位與埃爾多安合影的土耳其裔球員——一個多元化移民社會所應當思考的問題，不正是如何解決民族國家制度與人口流動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嗎？

亡羊補牢？還是背棄理想？

但顯然，無論是德國還是歐盟，在當前的制度框架下都無力解決這樣的矛盾。經過漫長的談判，歐盟28國政府首腦終於在6月29日清晨達成一致，發布共同難民政策，未來將加強申根邊境檢查，在歐盟境外和境內皆設立所謂的難民申請中心，嚴格審查申請者難民資格，減輕第一入境國如意大利等國的安置壓力。

在當下難民潮已然大幅縮減的情況下，這樣的措施是減輕還是加重了財政壓力不說，並不能使以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傑霍夫）為首、要求更嚴厲移民政策的保守派滿意。歐盟峰會結束後，澤霍費爾與默克爾之間曠日持久的鬥爭進入白熱化階段，他以辭去內政部長一職為要挾，抗議歐盟協議，也抗議在與默克爾鬥爭的過程中基社黨內對自己缺乏支持，更聲稱「默克爾是因為我才當上總理的」。

疲於奔命的默克爾再與澤霍費爾展開談判，最終基民盟妥協同意基社盟（CSU）的要求，額外在德國邊境建立所謂「過渡中心」（Transitzentren），澤霍費爾才算收回辭職威脅。此項措施意在阻止已經在歐盟別國遞交了難民申請的難民進入德國，將他們短期「留置」在這些中心裏，確認手續後遣返回第一申請國。

根據基民盟和基社盟達成的協議，德國將在邊境建立「過渡中心」，阻止已經在歐盟別國遞交了難民申請的難民進入德國。

按照澤霍費爾的設想，這些中心可以由已經存在於邊境地區——主要是德國與奧地利邊境——的聯邦警察局設施改造而成，運作模式可參考目前各國際機場處理企圖非法入境人士的方式。雖說基民盟和基社盟在一番鬧劇之後總算沒有一拍兩散，但執政聯盟中的另一政黨社民黨卻已明確表態「反對一切封閉式的強制留置場所」；澤霍費爾轉而表示過渡中心並非監獄，按照目前法律難民最多可被留置48小時。

7月5日晚間，基民盟、基社盟與社民黨（SPD）達成協議。儘管後者一再聲稱協議中並未規定建立「過渡中心」，以便挽回顏面，但如今的社民黨早已不復當年之勇，更不可能以打破執政聯盟為代價反對基社盟的移民政策。在難民高峰期早已過去、而不再有新的所謂「危機」的今天，歐盟和德國終究是由以澤霍費爾為首的保守派帶領下，重回移民與邊境政策緊縮的年代；而歐盟成立初始時所揹負的期望，卻是人口的自由流動、和邊境的消失。

真正危機何在？

自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以來，中文世界（尤其中國大陸）裏關於歐洲、德國、移民、難民以及歐盟政治等等話題的關注點，彷彿與現實、與德國和歐洲境內本身的討論都有着不小的出入。

對於現有政治實體的機制框架和不作為的反省，中文世界裏鮮見客觀詳實的追蹤，往往被放大、引起共鳴的，卻是AfD之流種族主義的排外話語。早在難民危機爆發伊始，中文網絡、包括在德華人圈就成為了將極右翼種族主義敘事推波助瀾的一股力量：各種來源於新納粹網站、關於難民和穆斯林移民強姦婦女、搶劫殺人的聳人聽聞故事肆意傳播，全然不顧其真實與否，更遑論敘事背後的政治意圖。

令人匪夷所思之處就在於，同樣作為移民的在德華人，本身就是種族主義及其制度殘留的受害者，為何卻加入了加害者的輿論陣營？延伸來說，當代中國社會盡管對「鴉片戰爭以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百年恥辱念念不忘，卻還遠遠沒有內化對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系統性批判和反思，以至在理解和轉述現實的時候，延用的仍然是種族主義的話語和邏輯——只看中國大陸對在華非洲人的普遍態度就可見一斑。唯一的解釋或許就是，借用已有的論述邏輯和制度設計，終究比推翻它們簡單得多，尤其是在這種邏輯和制度下，出現了新的弱者、新的利益分配對象的時候。

同樣作為移民的在德華人，本身就是種族主義及其制度殘留的受害者，為何卻加入了加害者的輿論陣營？

回到今天的歐洲，「難民危機下的歐洲文明沒落」是一種基於民族國家信仰和文明進化論的想像——而後兩者的結合其實就是種族主義「萌而不發」的狀態。要說危機，最近幾年難民湧入揭示的，不僅是歐洲各國和歐盟作為政治實體處理非預期狀況的能力缺失，更是近代以來全球秩序的病根——即基於民族國家體系的霸權；而中東地區長年戰亂，不過是這種霸權無力真正安頓秩序的集中體現。作為近代以來全球秩序的締造者和受益者的歐洲，如何應對這一場治理危機、能不能拿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同時不以放棄包容而有擔當的價值內涵為代價，這才是檢驗「文明」是否沒落的標準。

而我眼中最深重的危機，莫過於曾經作為超國家主義先行試驗者、擔負了打破民族國家模式之期許的歐盟，終究被盤旋不去的民族國家信仰和新自由主義所吞噬。

（蒙頁，德國蒂賓根大學助教，歐洲時事觀察平台「歐羅萬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