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足球溃败移民背锅？中国式的欧洲错位想象

在这个世界杯占领了舆论场大片江山的夏天，上届冠军德国队36年来首次小组赛首场即输、1938年以来首次小组赛出局，更是以小组垫底之姿惨败韩国队，引来球迷一众哗然之余，也震出了不少颇为令人讶异的评论。

除了各种图文并茂地调侃德国队惨淡出局的段子之外，中国大陆互联网上还流行着一种对德国右翼舆论批判移民球员的“重述”——德国队今届的惨败皆因移民球员自身“民族性”懒散、缺乏对德意志民族和德国足球“战车”传统的认同；其中土耳其裔球员首当其冲。

这样一种论述，配合当下在中文舆论中几乎已经深入人心的“难民危机下的欧洲文明没落”的当代叙事——更极端的还有“白左圣母自掘坟墓”“难民好吃懒做作恶多端”“穆斯林化如不终止欧洲要完”等等，仿佛有着自然而然的合理性，更是契合了每逢世界级比赛便会重新出现的“将运动与政治挂钩”的话题角度。加上德国队出局次日，便是欧盟各国政府首脑在难民危机之下、就移民政策在布鲁塞尔进行谈判的时候，一切都仿佛不只是巧合。

然而，这种论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反映了德国国内舆论与民众关于足球和移民这两个话题的反思呢？

移民球员替罪羊：德国右翼的种族话语

国家之间的体育竞技历来揹负着浓重的民族情绪表达——从这一点来说，足球与政治间的话题关联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尤其对二战后的德国来说，深入历史课堂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反战教育，使得几乎一切直接的民族自豪感表达都带着一种“原罪”——唯一的例外或许就是足球世界杯及欧洲杯。只有这时的德国人，作为当之无愧的足球强国国民，可以大大方方在窗口、汽车乃至身体上挂上、画上德国国旗，振臂高呼德国加油。

以“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为代表的极右翼民族主义的论述是——何止是输球是移民球员的错，根本一切社会问题都是移民的错，尤其是穆斯林移民。

但是，这种话题关联的合理性，可以延伸到将惨淡的战绩归咎到有移民背景的球员身上吗？放眼德国国内的政界和舆论界，这种归咎倒是与以“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为代表的极右翼民族主义长期以来的论述一脉相承——何止是输球是移民球员的错，根本一切社会问题都是移民的错，尤其是穆斯林移民。

早在2016年欧洲杯开赛前，AfD政客高兰（Alexander Gauland）便曾这样评价炙手可热的非裔混血球员博阿滕（Jérôme Boateng）——“人们觉得他作为一个足球球员来说很好，但不会想要跟他做邻居。”此番言论引来广泛抗议，有媒体走访了博阿滕在慕尼黑和汉堡居住时的邻居，邻居们纷纷表示同邻时期相处正常友好，德国麦当劳更拍摄了一部以“与博阿滕为邻”为题材的系列广告片。

这样的口水战当然既可笑又可悲——可悲在于，一个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代社会本应习以为常的现象，竟然被技巧笨拙的政客利用、而费了媒体人许多口舌笔墨。而更令人悲哀、同时也有点匪夷所思的是，两年后德国队惨败的今天，类似的种族主义话语、及其背后一整套建立在谎言、恐惧和推卸责任之上的论述，却在隔岸观火的中文世界里再一次被当作主流话语来传播和引用——这下移民别说邻居，连球员都当不好了。这一次，仍然是AfD，仍然是外国裔球员，还有了确凿的口实——两名土耳其裔国脚Özil和Gründogan曾于今年五月在伦敦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Gründogan更手举着写有“献给我们尊敬的总统”字样的曼彻斯特球衣。

德国队惨败后，类似的种族主义话语、及其背后一整套建立在谎言、恐惧和推卸责任之上的论述，却在隔岸观火的中文世界里再一次被当作主流话语来传播和引用。

虽然两名球员的作为同样遭到德国媒体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却和AfD式的攻击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更难说能代表多数德国人的观点。毕竟，即使在去年议会大选这一史上最好的选举成绩里，AfD也不过获得了不足13%的选票，而且得票率超过20%的区域都是移民占人口比例极低的前东德地区。尽管如此，AfD以此成绩成为第一大在野党，以及此次选举反映的德国社会的分裂，已经足以让人担忧。

德国媒体如何检讨失败？

AfD赛前赛后对外国裔球员的杯葛都不足为奇；但除了AfD（及其同类）之外的德国舆论，如何反省这场足球惨败，又是如何将足球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呢？

作为德国主流媒体的一面“旗帜”，《明镜周刊》（Der Spiegel）在惨败48小时后的社论《曾几何时，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许能让人一窥究竟。文章秉承了德国人自我批判的传统，确实将足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惨败与德国当下政局的困境和经济的停滞一并讨论，但却将三个问题的根源归咎为德国国家队、政界与经济界当前的一个共同特点——自负（Selbstherrlichkeit），而非移民。

“自负”一词，引用自国家队教练勒夫（Joachim Löw）在小组赛出局后新闻发布会上的检讨，而其深层的含义，便是一种“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一直都是这样成功的，所以也应该一直这样做下去”的心态，一种德国社会普遍弥漫的缺乏创新、恐惧变革、无力应对变局的停滞不前的心态：上一届世界杯我们拿了冠军，那么这一次便如法炮制，明显已经疲惫不堪、该退役的球员也照样派上场；这些年来我们作为欧盟的领头人之一，建树颇多，那么也就继续走这条路；“德国制造”向来享誉世界，于是也就按一贯的标准和流程来做，直至有一天整个汽车工业发现自己陷入了危机之中。

至于移民——2010年前后的德国，才是正处在一个充满希望时期的德国：那年的国家队，23个球员里有11个都有移民背景，向世界证明了德国也可以是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国家；那时的德国，之前由施罗德等代表着自由现代的德国的“六八一代”治理，又刚迎来联邦共和国史上第一任女总理；彼时的默克尔，可以说是根本性地改革了基民盟（CDU）这样老化保守的政党，因而也改革了德国整个国家。至于今年两位与埃尔多安合影的土耳其裔球员——一个多元化移民社会所应当思考的问题，不正是如何解决民族国家制度与人口流动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吗？

亡羊补牢？还是背弃理想？

但显然，无论是德国还是欧盟，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都无力解决这样的矛盾。经过漫长的谈判，欧盟28国政府首脑终于在6月29日清晨达成一致，发布共同难民政策，未来将加强申根边境检查，在欧盟境外和境内皆设立所谓的难民申请中心，严格审查申请者难民资格，减轻第一入境国如意大利等国的安置压力。

在当下难民潮已然大幅缩减的情况下，这样的措施是减轻还是加重了财政压力不说，并不能使以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为首、要求更严厉移民政策的保守派满意。欧盟峰会结束后，泽霍费尔与默克尔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他以辞去内政部长一职为要挟，抗议欧盟协议，也抗议在与默克尔斗争的过程中基社党内对自己缺乏支持，更声称“默克尔是因为我才当上总理的”。

疲于奔命的默克尔再与泽霍费尔展开谈判，最终基民盟妥协同意基社盟（CSU）的要求，额外在德国边境建立所谓“过渡中心”（Transitzentren），泽霍费尔才算收回辞职威胁。此项措施意在阻止已经在欧盟别国递交了难民申请的难民进入德国，将他们短期“留置”在这些中心里，确认手续后遣返回第一申请国。

根据基民盟和基社盟达成的协议，德国将在边境建立“过渡中心”，阻止已经在欧盟别国递交了难民申请的难民进入德国。

按照泽霍费尔的设想，这些中心可以由已经存在于边境地区——主要是德国与奥地利边境——的联邦警察局设施改造而成，运作模式可参考目前各国际机场处理企图非法入境人士的方式。虽说基民盟和基社盟在一番闹剧之后总算没有一拍两散，但执政联盟中的另一政党社民党却已明确表态“反对一切封闭式的强制留置场所”；泽霍费尔转而表示过渡中心并非监狱，按照目前法律难民最多可被留置48小时。

7月5日晚间，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SPD）达成协议。尽管后者一再声称协议中并未规定建立“过渡中心”，以便挽回颜面，但如今的社民党早已不复当年之勇，更不可能以打破执政联盟为代价反对基社盟的移民政策。在难民高峰期早已过去、而不再有新的所谓“危机”的今天，欧盟和德国终究是由以泽霍费尔为首的保守派带领下，重回移民与边境政策紧缩的年代；而欧盟成立初始时所揹负的期望，却是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边境的消失。

真正危机何在？

自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以来，中文世界（尤其中国大陆）里关于欧洲、德国、移民、难民以及欧盟政治等等话题的关注点，仿佛与现实、与德国和欧洲境内本身的讨论都有着不小的出入。

对于现有政治实体的机制框架和不作为的反省，中文世界里鲜见客观详实的追踪，往往被放大、引起共鸣的，却是AfD之流种族主义的排外话语。早在难民危机爆发伊始，中文网络、包括在德华人圈就成为了将极右翼种族主义叙事推波助澜的一股力量：各种来源于新纳粹网站、关于难民和穆斯林移民强奸妇女、抢劫杀人的耸人听闻故事肆意传播，全然不顾其真实与否，更遑论叙事背后的政治意图。

令人匪夷所思之处就在于，同样作为移民的在德华人，本身就是种族主义及其制度残留的受害者，为何却加入了加害者的舆论阵营？延伸来说，当代中国社会尽管对“鸦片战争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百年耻辱念念不忘，却还远远没有内化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系统性批判和反思，以至在理解和转述现实的时候，延用的仍然是种族主义的话语和逻辑——只看中国大陆对在华非洲人的普遍态度就可见一斑。唯一的解释或许就是，借用已有的论述逻辑和制度设计，终究比推翻它们简单得多，尤其是在这种逻辑和制度下，出现了新的弱者、新的利益分配对象的时候。

同样作为移民的在德华人，本身就是种族主义及其制度残留的受害者，为何却加入了加害者的舆论阵营？

回到今天的欧洲，“难民危机下的欧洲文明没落”是一种基于民族国家信仰和文明进化论的想像——而后两者的结合其实就是种族主义“萌而不发”的状态。要说危机，最近几年难民涌入揭示的，不仅是欧洲各国和欧盟作为政治实体处理非预期状况的能力缺失，更是近代以来全球秩序的病根——即基于民族国家体系的霸权；而中东地区长年战乱，不过是这种霸权无力真正安顿秩序的集中体现。作为近代以来全球秩序的缔造者和受益者的欧洲，如何应对这一场治理危机、能不能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不以放弃包容而有担当的价值内涵为代价，这才是检验“文明”是否没落的标准。

而我眼中最深重的危机，莫过于曾经作为超国家主义先行试验者、担负了打破民族国家模式之期许的欧盟，终究被盘旋不去的民族国家信仰和新自由主义所吞噬。

（蒙页，德国蒂宾根大学助教，欧洲时事观察平台“欧罗万象”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