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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宸緯:到大陸念書的台灣學生,政治認同會「轉統」還是「更獨」?

赴陸經驗確實有助於化解台灣青年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那麼政治認同呢?


根據中國教育部的統計,2017年赴陸就讀的台生人數已達11329人。令人好奇的是,過去這些年赴陸就讀的台生,其對自身身份或政治的認同有了轉變嗎? 攝:Lam Yik Fe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根據中國教育部的統計,2017年赴陸就讀的台生人數已達11329人。令人好奇的是,過去這些年赴陸就讀的台生,其對自身身份或政治的認同有了轉變嗎? 攝:Lam Yik Fe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10月13日,正值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中國財政部和教育部共同發布了《台灣學生獎學金管理辦法》。條文中讓台灣社會關注的,不只是獎學金規模的擴大,還包括這一條申請資格:「認同一個中國,擁護祖國統一」。

事實上,這並不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宣示其對台生「認同」狀態的重視。在2016年12月1日,中國教育部修訂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台灣省學生入學考試大綱》。其中就明文表示,修訂原則為:「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內容的考察,引導學生增強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和價值觀」。

由於前述措施才剛上路,暫時還未能確認政策成效。然而,根據中國教育部的統計,自2011年以來,赴陸就讀的台生人數穩定成長:2015年破萬人,2017年已達11329人。由於「教育」涉及價值觀的傳遞,令人好奇的是,過去這些年赴陸就讀的台生,其對自身身份或政治的認同有了轉變嗎?如果有,又朝哪個方向轉呢?

這些議題的相關討論,在台灣的媒體上經常出現;但較少人注意到,中國大陸也有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研究。而且若站在北京的立場,結果其實令人頗為吃驚。

首先,不管是台灣媒體的民意調查,或者大陸學者研究都指出,台灣青年只要去過大陸,至少有半數會對中國大陸的印象好轉。換言之,赴陸經驗確實有助於化解台青群體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此外,學者研究也發現大陸經歷也讓大多數台灣青年認為,中國大陸的崛起對台灣而言,是「機會大於威脅」的。

然而在「政治認同」方面,兩組中國大陸學者各自針對台灣學生進行研究後,結果非常值得玩味:

湖北武漢大學教授祝捷和賴彥君以「中國中部某一地區的台生群體」為研究藍本,研究其政治偏好和2014年「九合一」選舉中的投票傾向,發現受訪者的政治認同和中國社會時下「台生偏向國民黨」、「台生回台投票一定投給國民黨」的習慣性認知完全不同。

他們的研究發現,台生群體的政治偏好傾向於「中間立場」,有59.78%的台生表示並無政黨傾向。影響台生政治偏好的主要因素,為家庭政治偏好與戶籍所在地區,其在大陸居留時間的長短並未構成影響;而台生在投票時,最主要關注的是民生問題,如當時的黑心油事件。

在返台投票的台生中,有高達97.6%認為將會對選舉造成影響。此外,台生也認為政黨因素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影響不大,政黨輪替並不會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及台生在大陸所受的待遇,造成負面影響。

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學者尚紅娟與張一平以紙本、電子問卷等方式針對三百位在陸台生調查後發現,在大陸的求學經驗,對台灣學生的兩岸統獨看法「並未產生有效影響」,甚至在身分認同、兩岸統合觀、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等方面,還產生了「負面影響」。也就是堅持原有立場,或者原先贊成兩岸統一的立場轉為反對。

舉例而言,在「身份認同」方面:

  • 52.34%的受訪台青不同意從文化或歷史的角度,將自己定位為中國人;
  • 21%在擁有大陸經歷之後,從原有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轉變為「兩個不同國家」的立場;
  • 46%在擁有大陸經歷之後,並未調整其身份認同。
  • 在「兩岸統合觀」方面:

  • 17.59%的受訪台青在擁有大陸經歷之後,由贊成統一轉為反對統一;
  • 41.03%的台青表示始終沒有意見;
  • 18.62%的台青則堅持反對統一。
  • 在「兩岸經濟議題」方面:

  • 10.73%的受訪台青在擁有大陸經歷之後,對服貿、ECFA等由贊成轉變為反對態度;
  • 43.6%始終表示沒有意見。
  • 對照上述大陸學者的研究,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藍佩嘉與吳伊凡的研究則發現,有意在中國大陸長久發展與進入跨國企業工作的台生,分別採用了「淡化兩岸差異」與「發展世界性認同」的策略;但若僅著眼於取得中國大陸學位、無意久待的台生,則採取堅持台灣人的身分認同,並強化兩岸差異的認同策略。

    從上述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看出,台灣學生到中國大陸求學、交流,並不一定能夠對自身身分與文化認同產生影響。然而,原因為何?筆者認為有下列因素:

    台灣學生成長於本土意識已成形的氛圍中

    在台灣,「兩岸關係」已經與意識形態相連結,成為文化論述競逐的場域;複雜的兩岸關係脈絡,亦被簡化為「親中」、「反中」乃至於「去中」的選擇,「本土意識」亦被凸顯。

    近代台灣社會的本土意識,約莫起於1980年代。隨著解嚴、政治運動的發展,逐漸出現所謂「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論戰。1999年,新修訂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正式上路,「台灣史」首次成為獨立的單元。自此,台灣的世代間,史觀與兩岸觀逐漸出現差異。接著,在2006年上路的「95暫綱 ( 編按:暫行課程綱要 )」中,台灣史脫離了中國史,首次獨立成冊,此一將兩岸分開探討的架構,沿用至今。

    台灣青年世代在這樣的環境中社會化,形成世代特質:

首先,台生世代的身分認同朝向「台灣人」的光譜端偏移。如天下雜誌的調查發現,20-29歲的受訪者有高達72.7%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居各世代之冠,30-39歲則以59%居次。

    其次,台生世代對於政治議題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大陸學者陳曉曉與李鵬隨機抽取30所台灣的大學校院,針對就讀於其中的台生進行問卷調查及訪談。在回收的1575份問卷及30位台生的訪談結果中發現,台生對中國大陸「以商逼政」的策略十分警惕,尤其是對統戰相關事件最為敏感,並對中國大陸抱持著:在兩岸政治關係上「吞併台灣」;在國際空間上「打壓台灣」;部署導彈企圖「武力犯台」;以及區分「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等負面印象。

    台灣青年世代在這樣的環境中社會化,形成世代特質,台生世代的身分認同朝向「台灣人」的光譜端偏移。

    台灣青年世代在這樣的環境中社會化,形成世代特質,台生世代的身分認同朝向「台灣人」的光譜端偏移。攝:Chan Long Hei/Pacific Pres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但在統獨立場上,遠見民調中心的調查則發現,在2016年3月蔡英文政府上任前夕,20-29歲受訪者中有36.8%支持獨立。然而到了2018年1月,18-29歲受訪者支持獨立的比率已降至27.4%;相反的,在支持統一的比率方面,從2016年9月的5.29%,成長至2018年1月的13.1%。由此可見,台生世代的統獨態度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易受大環境影響而波動、改變。

    最後,台生世代傾向「政經分離」的務實考量。如同前述,台生世代傾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同時對中國大陸對台事務中的政治成分高度敏感,亦有將近3成支持獨立。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台灣遠見雜誌民調中心的調查卻發現,18-29歲的受訪者中有53%願意赴中國大陸發展,比前一年增加10.5%。「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則在一次民調裡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

「有人在台灣堅稱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但到大陸訪問、辦活動、做生意,卻又宣稱自己是中國人,請問您認為?」

    結果發現,39歲以下的受訪者對此一行為的寬容度,明顯高於40歲以上者。由此可見,台灣青年世代對於赴陸發展,是採取「政經分離」的務實態度,比起認同或政治因素,更重視的是經濟或自身發展。

    「引導」與「懷柔」雙管齊下的對台政策

    中國教育部在2016年10月發佈了《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學生的規定》,其中有兩項條文特別引人注目:

    「高校應根據港澳台學生學力情況和心理、文化特點,開設特色課程,有針對性地組織和開展教學工作。政治課和軍訓課學分可以其他國情類課程學分替代。」(第16條)

    「高校應當按照教學計畫組織港澳台學生參加教學實習和社會實踐,適當考慮港澳台學生特點和需求。」(第19條)

    這二條條文,一方面展現北京政府留意到台生赴陸就讀時,在適應上可能出現困難,或是基本特質上的差異,因而給予額外的彈性與協助;但另一方面卻也顯示,台生被視為需特別關注的對象,其差異性被凸顯,且預留了企圖加以引導、規訓的空間。

    此種試圖對台生加以「引導」的企圖,同樣也出現在前述的新制「台生獎學金」與「港澳台聯招考試大綱」的修訂上。這種透過制度設計、標準設定、凸顯差異並給予特別對待等,以「引導」而非壓制的方式,指引台生方向,試圖讓台生的行為與認同產生特定轉變的細緻策略,正體現了 Michel Foucault 所指出的微視權力(micro-power)。

    不同於「所有物」形式與「宰制」概念的傳統權力觀,Foucault認為,權力是滲透、散佈在社會場域裡,流轉於社會關係、微視面的日常生活互動中。

    進一步說,Foucault認為權力是一種社會關係,是「夥伴之間的關係」,操作上則是「一個行動的整體,在其中一個行動牽引出其他行動,並且是一個接著一個」,以「某些行動修正其他行動」,而不是壓制性的控制。目的在「引導」行為的可能性範圍,並預測與控制可能發生的結果。

    與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相對照,可發現中國大陸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及「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等一貫立場,衍生出「積極引導」的策略,試圖引導台灣青年的認同與行動,在政治光譜上產生移動或擴大。

    除了「積極引導」,「懷柔訴求」亦是中國大陸微視權力衍生的另一種策略。中國大陸透過站在台生的立場為其考量的同理態度,考量台生赴陸就學及留陸就業、發展等相關事務,務實提供解決困境、滿足需求的政策措施,試圖讓台生感受到中方設身處地為台生著想,願意與台生共享發展機遇、增進台生福祉的用心,引導台生親身感受「兩岸一家親」,進而能朝向心靈契合、融合發展的方向移轉。

    中國大陸透過站在台生的立場為其考量的同理態度,考量台生赴陸就學及留陸就業、發展等相關事務,滿足需求的政策措施,試圖讓台生感受到中方設身處地為台生著想的用心,引導台生親身感受「兩岸一家親」。

    中國大陸透過站在台生的立場為其考量的同理態度,考量台生赴陸就學及留陸就業、發展等相關事務,滿足需求的政策措施,試圖讓台生感受到中方設身處地為台生著想的用心,引導台生親身感受「兩岸一家親」。攝:Hong Wu/Getty Images

    引導與抵抗共舞:台生群體主動性的展現

    為什麼在中國大陸持續為台生推出諸多更為便利、更多發展機會等友善措施的情況下,台生還會出現這種「身越近、心越遠」的認同疏離現象呢?

    這種與權力所引導的方向相悖離之現象,也可以用 Foucault 所提及的「抵抗」策略解讀。

    Foucault 指出,權力與抵抗,是共生的。權力關係的前提是,在其中的人們都是自由的主體,擁有各式選擇的可能,而各式行為方式、反應與舉動,都是能實現的。據此,權力所在之處,就必然出現「抵抗」,但也因此,權力才有運作策略的空間與可能性。

    對台灣學生而言,中國大陸所持續強調的「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等原則與價值,透過媒體持續的傳遞,已是耳熟能詳。然而,台生群體有其主動性和自由意志,他們成長於著重本土意識的社會氛圍下,「台灣人」傾向的身分認同與中國大陸所傳遞的價值相衝突。再加上台生世代對於兩岸事件中涉及政治成分的敏感度較高。因此,無論是面對中國大陸的「積極引導」,或是「懷柔訴求」策略,如就學、實習、就業、創業等優惠友善措施與在地化同等待遇時,台青世代非常容易對流轉在其中有關身份與文化認同之「引導」意圖或元素,進行辨識、覺察或認定。

    而台生世代基於其政經分離考量的特質,仍可能因經濟或是生涯發展考量而做出赴陸就讀乃至於留陸就業、生活、發展的選擇,但同時,透過區分、強化「我群」(台灣)與「他者」(中國大陸)的差異乃至於優劣,以及強化自身本土意識、認同或是論述等「抵抗」策略亦相伴而生,藉此凸顯自身主體不受引導力量影響、牽制的能動性。

    換言之,台青所產生的「身越近、心越遠」現象,就Foucault的觀點而言,乃是因台生作為具有能動性的自由主體,擁有受台灣社會文化情境所形塑的世代特質,在面對中國大陸隱含「引導」目的的權力運作時,基於主體能動性所產生的「抵抗」回應。而此種「引導」與「抵抗」的共生動態,即在這些年中國大陸與台生主體間,持續上演著。

    而未來的台青認同呢?在兩岸社會經濟發展差距逐漸拉大,且中國大陸積極強化對台政策力道,相關措施趨於完善的態勢下,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自身身份的認同,是否也將朝向中國大陸觀點,產生移轉或擴大?實為未來值得繼續追蹤、關注的議題。

    (盧宸緯,現任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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