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卢宸纬：到大陆念书的台湾学生，政治认同会“转统”还是“更独”？

2017年10月13日，正值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国财政部和教育部共同发布了《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条文中让台湾社会关注的，不只是奖学金规模的扩大，还包括这一条申请资格：“认同一个中国，拥护祖国统一”。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宣示其对台生“认同”状态的重视。在2016年12月1日，中国教育部修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大纲》。其中就明文表示，修订原则为：“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的考察，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和价值观”。

由于前述措施才刚上路，暂时还未能确认政策成效。然而，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自2011年以来，赴陆就读的台生人数稳定成长：2015年破万人，2017年已达11329人。由于“教育”涉及价值观的传递，令人好奇的是，过去这些年赴陆就读的台生，其对自身身份或政治的认同有了转变吗？如果有，又朝哪个方向转呢？

这些议题的相关讨论，在台湾的媒体上经常出现；但较少人注意到，中国大陆也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若站在北京的立场，结果其实令人颇为吃惊。

首先，不管是台湾媒体的民意调查，或者大陆学者研究都指出，台湾青年只要去过大陆，至少有半数会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好转。换言之，赴陆经验确实有助于化解台青群体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此外，学者研究也发现大陆经历也让大多数台湾青年认为，中国大陆的崛起对台湾而言，是“机会大于威胁”的。

然而在“政治认同”方面，两组中国大陆学者各自针对台湾学生进行研究后，结果非常值得玩味：

湖北武汉大学教授祝捷和赖彦君以“中国中部某一地区的台生群体”为研究蓝本，研究其政治偏好和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的投票倾向，发现受访者的政治认同和中国社会时下“台生偏向国民党”、“台生回台投票一定投给国民党”的习惯性认知完全不同。

他们的研究发现，台生群体的政治偏好倾向于“中间立场”，有59.78％的台生表示并无政党倾向。影响台生政治偏好的主要因素，为家庭政治偏好与户籍所在地区，其在大陆居留时间的长短并未构成影响；而台生在投票时，最主要关注的是民生问题，如当时的黑心油事件。

在返台投票的台生中，有高达97.6％认为将会对选举造成影响。此外，台生也认为政党因素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不大，政党轮替并不会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及台生在大陆所受的待遇，造成负面影响。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者尚红娟与张一平以纸本、电子问卷等方式针对三百位在陆台生调查后发现，在大陆的求学经验，对台湾学生的两岸统独看法“并未产生有效影响”，甚至在身分认同、两岸统合观、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等方面，还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就是坚持原有立场，或者原先赞成两岸统一的立场转为反对。

举例而言，在“身份认同”方面：

• 52.34％的受访台青不同意从文化或历史的角度，将自己定位为中国人；
• 21％在拥有大陆经历之后，从原有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转变为“两个不同国家”的立场；
• 46％在拥有大陆经历之后，并未调整其身份认同。

在“两岸统合观”方面：

• 17.59％的受访台青在拥有大陆经历之后，由赞成统一转为反对统一；
• 41.03％的台青表示始终没有意见；
• 18.62%的台青则坚持反对统一。

在“两岸经济议题”方面：

• 10.73％的受访台青在拥有大陆经历之后，对服贸、ECFA等由赞成转变为反对态度；
• 43.6％始终表示没有意见。

对照上述大陆学者的研究，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与吴伊凡的研究则发现，有意在中国大陆长久发展与进入跨国企业工作的台生，分别采用了“淡化两岸差异”与“发展世界性认同”的策略；但若仅著眼于取得中国大陆学位、无意久待的台生，则采取坚持台湾人的身分认同，并强化两岸差异的认同策略。

从上述的调查和研究可以看出，台湾学生到中国大陆求学、交流，并不一定能够对自身身分与文化认同产生影响。然而，原因为何？笔者认为有下列因素：

台湾学生成长于本土意识已成形的氛围中

在台湾，“两岸关系”已经与意识形态相连结，成为文化论述竞逐的场域；复杂的两岸关系脉络，亦被简化为“亲中”、“反中”乃至于“去中”的选择，“本土意识”亦被凸显。

近代台湾社会的本土意识，约莫起于1980年代。随著解严、政治运动的发展，逐渐出现所谓“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论战。1999年，新修订的“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正式上路，“台湾史”首次成为独立的单元。自此，台湾的世代间，史观与两岸观逐渐出现差异。接著，在2006年上路的“95暂纲 ( 编按：暂行课程纲要 )”中，台湾史脱离了中国史，首次独立成册，此一将两岸分开探讨的架构，沿用至今。

台湾青年世代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化，形成世代特质：

首先，台生世代的身分认同朝向“台湾人”的光谱端偏移。如天下杂志的调查发现，20-29岁的受访者有高达72.7％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居各世代之冠，30-39岁则以59％居次。

其次，台生世代对于政治议题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大陆学者陈晓晓与李鹏随机抽取30所台湾的大学校院，针对就读于其中的台生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在回收的1575份问卷及30位台生的访谈结果中发现，台生对中国大陆“以商逼政”的策略十分警惕，尤其是对统战相关事件最为敏感，并对中国大陆抱持著：在两岸政治关系上“吞并台湾”；在国际空间上“打压台湾”；部署导弹企图“武力犯台”；以及区分“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等负面印象。

但在统独立场上，远见民调中心的调查则发现，在2016年3月蔡英文政府上任前夕，20-29岁受访者中有36.8％支持独立。然而到了2018年1月，18-29岁受访者支持独立的比率已降至27.4％；相反的，在支持统一的比率方面，从2016年9月的5.29％，成长至2018年1月的13.1％。由此可见，台生世代的统独态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易受大环境影响而波动、改变。

最后，台生世代倾向“政经分离”的务实考量。如同前述，台生世代倾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同时对中国大陆对台事务中的政治成分高度敏感，亦有将近3成支持独立。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远见杂志民调中心的调查却发现，18-29岁的受访者中有53%愿意赴中国大陆发展，比前一年增加10.5％。“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则在一次民调里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有人在台湾坚称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但到大陆访问、办活动、做生意，却又宣称自己是中国人，请问您认为？”

结果发现，39岁以下的受访者对此一行为的宽容度，明显高于40岁以上者。由此可见，台湾青年世代对于赴陆发展，是采取“政经分离”的务实态度，比起认同或政治因素，更重视的是经济或自身发展。

“引导”与“怀柔”双管齐下的对台政策

中国教育部在2016年10月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其中有两项条文特别引人注目：

“高校应根据港澳台学生学力情况和心理、文化特点，开设特色课程，有针对性地组织和开展教学工作。政治课和军训课学分可以其他国情类课程学分替代。”（第16条）

“高校应当按照教学计划组织港澳台学生参加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适当考虑港澳台学生特点和需求。”（第19条）

这二条条文，一方面展现北京政府留意到台生赴陆就读时，在适应上可能出现困难，或是基本特质上的差异，因而给予额外的弹性与协助；但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台生被视为需特别关注的对象，其差异性被凸显，且预留了企图加以引导、规训的空间。

此种试图对台生加以“引导”的企图，同样也出现在前述的新制“台生奖学金”与“港澳台联招考试大纲”的修订上。这种透过制度设计、标准设定、凸显差异并给予特别对待等，以“引导”而非压制的方式，指引台生方向，试图让台生的行为与认同产生特定转变的细致策略，正体现了 Michel Foucault 所指出的微视权力（micro－power）。

不同于“所有物”形式与“宰制”概念的传统权力观，Foucault认为，权力是渗透、散布在社会场域里，流转于社会关系、微视面的日常生活互动中。

进一步说，Foucault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伙伴之间的关系”，操作上则是“一个行动的整体，在其中一个行动牵引出其他行动，并且是一个接著一个”，以“某些行动修正其他行动”，而不是压制性的控制。目的在“引导”行为的可能性范围，并预测与控制可能发生的结果。

与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相对照，可发现中国大陆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及“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等一贯立场，衍生出“积极引导”的策略，试图引导台湾青年的认同与行动，在政治光谱上产生移动或扩大。

除了“积极引导”，“怀柔诉求”亦是中国大陆微视权力衍生的另一种策略。中国大陆透过站在台生的立场为其考量的同理态度，考量台生赴陆就学及留陆就业、发展等相关事务，务实提供解决困境、满足需求的政策措施，试图让台生感受到中方设身处地为台生著想，愿意与台生共享发展机遇、增进台生福祉的用心，引导台生亲身感受“两岸一家亲”，进而能朝向心灵契合、融合发展的方向移转。

引导与抵抗共舞：台生群体主动性的展现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持续为台生推出诸多更为便利、更多发展机会等友善措施的情况下，台生还会出现这种“身越近、心越远”的认同疏离现象呢？

这种与权力所引导的方向相悖离之现象，也可以用 Foucault 所提及的“抵抗”策略解读。

Foucault 指出，权力与抵抗，是共生的。权力关系的前提是，在其中的人们都是自由的主体，拥有各式选择的可能，而各式行为方式、反应与举动，都是能实现的。据此，权力所在之处，就必然出现“抵抗”，但也因此，权力才有运作策略的空间与可能性。

对台湾学生而言，中国大陆所持续强调的“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等原则与价值，透过媒体持续的传递，已是耳熟能详。然而，台生群体有其主动性和自由意志，他们成长于著重本土意识的社会氛围下，“台湾人”倾向的身分认同与中国大陆所传递的价值相冲突。再加上台生世代对于两岸事件中涉及政治成分的敏感度较高。因此，无论是面对中国大陆的“积极引导”，或是“怀柔诉求”策略，如就学、实习、就业、创业等优惠友善措施与在地化同等待遇时，台青世代非常容易对流转在其中有关身份与文化认同之“引导”意图或元素，进行辨识、觉察或认定。

而台生世代基于其政经分离考量的特质，仍可能因经济或是生涯发展考量而做出赴陆就读乃至于留陆就业、生活、发展的选择，但同时，透过区分、强化“我群”（台湾）与“他者”（中国大陆）的差异乃至于优劣，以及强化自身本土意识、认同或是论述等“抵抗”策略亦相伴而生，借此凸显自身主体不受引导力量影响、牵制的能动性。

换言之，台青所产生的“身越近、心越远”现象，就Foucault的观点而言，乃是因台生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自由主体，拥有受台湾社会文化情境所形塑的世代特质，在面对中国大陆隐含“引导”目的的权力运作时，基于主体能动性所产生的“抵抗”回应。而此种“引导”与“抵抗”的共生动态，即在这些年中国大陆与台生主体间，持续上演著。

而未来的台青认同呢？在两岸社会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且中国大陆积极强化对台政策力道，相关措施趋于完善的态势下，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以及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是否也将朝向中国大陆观点，产生移转或扩大？实为未来值得继续追踪、关注的议题。

（卢宸纬，现任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兼副秘书长、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