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靈：劉以鬯與我，半杯咖啡時光

故事要由一個沒閃的鎂光燈說起。

時維1996年，我出來做事兩三年，算是迎上《明報》副刊當時「小陽春」的日子，副刊人強馬壯各有所長，通常一人同兼多個版面，而我其中主力的有新闢的「文化版」和「讀書版」。跑文化版一趟跟進香港電台主辦的「開卷樂──暑期閱讀計劃」酒會，眾嘉賓一字排開任「對岸」的採訪記者拍照，一輪咔嚓，獨銀灰頭髮戴粗框眼鏡的劉以鬯步來，輕聲跟我說：「你的鎂光燈剛才沒有閃呀！」

以為閃亮的才奪目，原來沒閃的，在敏感人的眼中也會被察覺。因此，第一次親身接觸，劉以鬯留給我的第一印象，除了這句話，就是那目光炯炯的眼神，閃著童稚的好奇，在一張祥和的長者臉上。同席我如小讀者般告訴他不久前看過他的《酒徒》，好像是當下邀約他，希望找天可另作專訪。未幾便第一次踏足他那時在灣仔摩理臣山道的《香港文學》雜誌社，事後在「讀書版」寫了一篇半是評述半是專訪的文章。

文學路難，知遇之恩

也大約在這時候，在報館工作、業餘玩玩音樂創作之餘，許與九七前夕有關，我也執筆寫起小說來。當時文學雜誌沒現在那麼多，很自然地便投給了《香港文學》，這篇小說叫〈我到底失去了甚麼？〉，小說寫一隻「黃蝶」標本在男主角家中一夜不翼而飛，由此勾連現在與過去，帶點靈異色彩。劉以鬯看了小說，依稀記得他回覆說：第一篇來說，也寫得不錯了。這成了我第一篇發表的小說。

往後續有短篇新作多投給《香港文學》，劉以鬯也不多話，非常俐落即時批閱，如在眼前讀罷會展現一個笑容，說一兩句話，如記得他看罷〈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一篇後，問了一句：「小說中那本書是虛構的嗎？」（小說通篇寫到一本叫《社會學視角》的書）「是的，杜撰出來的。」他微笑答曰：「那更好了。」只有一趟，〈當石頭遇上頭髮〉一篇較多觸及政治，他說要稍落剪刀，但如常採納。

劉以鬯編副刊「擠的哲學」（在商業版面中儘量「擠」進「嚴肅」作品）、不分門戶扶掖後進早為人所知，余生也晚，錯過了他「副刊編輯的白日夢」日子，但受惠他開闢耕耘的《香港文學》園地，讓我早年創作投稿不至像投籃，文學路難，但總算邁開腳步。「知遇之恩」一直惦記。

太古城的咖啡座

逐漸也成「忘年之交」。一段日子，那時我還住在大埔，隔一段時間，會相約劉以鬯在他居住的太古城喝咖啡，通常他喜歡定在下午三時。他說話聲調不高，咖啡每多只呷半杯，走時剩下半杯。在半杯咖啡的時光中，他不時會說起往事，如上海淪陷後隻身前往重慶、抗戰時替《掃蕩報》聽廣播以為自己犯下大錯卻做了獨家的「風波」；戰後回到上海辦懷正出版社，以家傳兩幢花園洋房作辦公室，作家徐訏、姚雪垠等都曾住進其中。

上海、重慶，三十歲前的人生，這些往事，我想他也說過多遍，但不同於《對倒》裏淳于白的自我緬懷，他娓娓道來滿有分享之心。我細細聽著，有時說到一些名字我怕走失，會請他在我隨身找到的紙上寫下來，可遺忘的亦有不少。有些故事已成作家傳記及文學史料，有些軼事細微卻另有所知，如記得他說到父親任國民黨英文秘書（我心中自是想到，如果1948年他沒來香港，情況自是堪虞）；他體魄一向不錯讀書時打學校籃球校隊；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他唸的本科是政治，但他不愛政治，只喜歡文學等等。又記得他一次說到《香港文學》的刊名題字，他最初找的原來是錢鍾書先生，但後來成其事的是臺靜農先生，雜誌一直沿用但隱其名，到陶然先生接任總編輯後，才明確列出題字者的名字。內裏彷彿仍有我不解的。

通常他喜歡定在下午三時。他說話聲調不高，咖啡每多只呷半杯，走時剩下半杯。在半杯咖啡的時光中，他不時會說起往事。

除個人生平故事外，文學的一些看法自然也說過不少。劉以鬯寫小說，一類「娛樂他人」，一類「娛樂自己」，這自況已廣為人知。「娛樂他人」，為謀稿粱，「娛樂自己」，他重視的是「求新求異」，與西方「現代主義」的精神相契合，銜接現實的處境和問題之中。實驗精神實踐起來，他愛以科學實驗打比喻，每每反覆嘗試才有一次「成功」，但非如此的話，獨創性便不可能。說到這方面的作品，長篇小說《酒徒》、《對倒》、詩體小說兼故事新編《寺內》、短篇小說〈動亂〉、〈吵架〉以至小小說〈打錯了〉等已多人談及，我記起的卻是《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

也是在一次交談中，他略帶不平提到這本集子，他認為這書有它的獨創性，但談論的人很少，以至遭受忽略。這番話在獲益出版社的自序中沒有提及，倒是後來在2001年內地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劉以鬯小說自選集》自序中他寫下了：「我嘗試用黑白相間的形式寫〈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發表後，曾被人譏笑為『標新立異』。其實，『新』與『異』正是我想達到的目的。如果我採用的表現方法確實沒有人用過的話，我會將這篇小說看做一次值得重視的試驗。」

恰巧或不，近日我想起他此話，認真打開《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來看，隔了時日，實驗性固然仍可檢視，我倒想到，集內一篇寫一個可厭的黑人少女的〈黑妹〉，如發表於今天，恐怕實驗未談，先要遭「政治正確」眼光一番鞭韃了。

只為少數人而寫

2000年7月，劉以鬯被迫卸下一手創辦的《香港文學》編務工作，心情一度滑入低谷，文壇中人也多知曉。隔了6年，我跟劉以鬯作了第二次訪談，文章發表於台灣的《誠品好讀》。記得他在訪問中提到自己恐怕是華文文學界擔任編輯最長日子的人，比台灣的瘂弦更長。一生人好像活了人家的三輩子。回到1985年，他說一生人，小說創作、文學評論、翻譯、辦文學出版社都做過了，就是一直未辦過文學雜誌。我們常說文學雜誌的夢是屬於年輕人的，但就是為了圓這個夢，當年已67歲的他毅然辭去所有報章專欄，專心創辦《香港文學》。如今一些電影常言「追夢」，「追夢」其實不分年紀，只爭熱忱，屬年輕的靈魂而不限於軀體。一編就是另一個十五年。終於一個人，涉足了所有的文學範疇，說到「文學人生」，莫過於此了。

如是者，與劉以鬯之間的一些談話碎片靈光又撲閃腦際。有一段時間，因各種因由我創作少了，見面時他說：「怎忙也好，小說還是要寫的，不要放棄。」簡短而語重深長。又記他一次說到文學就是「write to a few」（是的，劉以鬯說話經常會夾雜英語），不需理會讀者多寡，我聽後忘了此話出處，後來讀波特萊爾《惡之華》才瞬間「重遇」。（波特萊爾說：「這本書，只為少數人而寫」。）一個花了大半生精力「娛樂他人」的作家深明此道。

「娛樂他人」，為謀稿粱，「娛樂自己」，他重視的是「求新求異」，與西方「現代主義」的精神相契合，銜接現實的處境和問題之中。實驗精神實踐起來，他愛以科學實驗打比喻，每每反覆嘗試才有一次「成功」，但非如此的話，獨創性便不可能。

這樣的半杯咖啡時光，一直以來我們都以廣東話交談，後來有一次，劉以鬯談話時全轉了國語，我聽著覺得有趣，彷彿一個更「原初」的他，如「返老還童」般，自自然然地回到身上。到後來，隨著劉以鬯聽覺衰退，電話聯絡少了，再沒半杯的咖啡了。但我私人倒是不時記掛，不忘寫文章、在不同課堂、講座、工作坊中向不同的讀者推薦、細析劉以鬯作品。始終覺得，對於文學來說，作家交往是一回事，細細走進作品的字裏行間才是正道。

跟劉以鬯最後的幾次見面，都在公開場合中。一在2010年7月10日，第八屆香港文學節「劉以鬯與香港文學」講座中，劉以鬯以特別嘉賓出場。一在同年10月12日，由樹仁大學梁天偉和黃仲鳴兩位教授促成，有幸與劉以鬯作了一次對談；數以百計的學生前來，為一睹劉以鬯風采。最後一次見面在2014年6月27日，是日「第七屆香港書獎」頒獎禮，香港電台富心思安排劉以鬯擔任頒獎嘉賓，頒的是我的小說集《靜人活物》，叫我感動不已。劉以鬯步上台階踏在台上，不拄枴杖步履穩健，噢，想想，不過就是四年前。

這幾年，每近12月7日，總默然想起劉以鬯一篇散文〈九十八歲的電車〉，由趨近到踏正到超越這歲數，生命如列車徐徐駛向必至但又彷彿永遠不會到來的終站。都說有心理準備，然而燈滅一刻忽至，噗的一聲，心裡還是開了一洞。但他本人，留下幾乎一世紀的豐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