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灵：刘以鬯与我，半杯咖啡时光

故事要由一个没闪的镁光灯说起。

时维1996年，我出来做事两三年，算是迎上《明报》副刊当时“小阳春”的日子，副刊人强马壮各有所长，通常一人同兼多个版面，而我其中主力的有新辟的“文化版”和“读书版”。跑文化版一趟跟进香港电台主办的“开卷乐──暑期阅读计划”酒会，众嘉宾一字排开任“对岸”的采访记者拍照，一轮咔嚓，独银灰头发戴粗框眼镜的刘以鬯步来，轻声跟我说：“你的镁光灯刚才没有闪呀！”

以为闪亮的才夺目，原来没闪的，在敏感人的眼中也会被察觉。因此，第一次亲身接触，刘以鬯留给我的第一印象，除了这句话，就是那目光炯炯的眼神，闪著童稚的好奇，在一张祥和的长者脸上。同席我如小读者般告诉他不久前看过他的《酒徒》，好像是当下邀约他，希望找天可另作专访。未几便第一次踏足他那时在湾仔摩理臣山道的《香港文学》杂志社，事后在“读书版”写了一篇半是评述半是专访的文章。

文学路难，知遇之恩

也大约在这时候，在报馆工作、业余玩玩音乐创作之余，许与九七前夕有关，我也执笔写起小说来。当时文学杂志没现在那么多，很自然地便投给了《香港文学》，这篇小说叫〈我到底失去了甚么？〉，小说写一只“黄蝶”标本在男主角家中一夜不翼而飞，由此勾连现在与过去，带点灵异色彩。刘以鬯看了小说，依稀记得他回复说：第一篇来说，也写得不错了。这成了我第一篇发表的小说。

往后续有短篇新作多投给《香港文学》，刘以鬯也不多话，非常俐落即时批阅，如在眼前读罢会展现一个笑容，说一两句话，如记得他看罢〈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一篇后，问了一句：“小说中那本书是虚构的吗？”（小说通篇写到一本叫《社会学视角》的书）“是的，杜撰出来的。”他微笑答曰：“那更好了。”只有一趟，〈当石头遇上头发〉一篇较多触及政治，他说要稍落剪刀，但如常采纳。

刘以鬯编副刊“挤的哲学”（在商业版面中尽量“挤”进“严肃”作品）、不分门户扶掖后进早为人所知，余生也晚，错过了他“副刊编辑的白日梦”日子，但受惠他开辟耕耘的《香港文学》园地，让我早年创作投稿不至像投篮，文学路难，但总算迈开脚步。“知遇之恩”一直惦记。

太古城的咖啡座

逐渐也成“忘年之交”。一段日子，那时我还住在大埔，隔一段时间，会相约刘以鬯在他居住的太古城喝咖啡，通常他喜欢定在下午三时。他说话声调不高，咖啡每多只呷半杯，走时剩下半杯。在半杯咖啡的时光中，他不时会说起往事，如上海沦陷后只身前往重庆、抗战时替《扫荡报》听广播以为自己犯下大错却做了独家的“风波”；战后回到上海办怀正出版社，以家传两幢花园洋房作办公室，作家徐訏、姚雪垠等都曾住进其中。

上海、重庆，三十岁前的人生，这些往事，我想他也说过多遍，但不同于《对倒》里淳于白的自我缅怀，他娓娓道来满有分享之心。我细细听著，有时说到一些名字我怕走失，会请他在我随身找到的纸上写下来，可遗忘的亦有不少。有些故事已成作家传记及文学史料，有些轶事细微却另有所知，如记得他说到父亲任国民党英文秘书（我心中自是想到，如果1948年他没来香港，情况自是堪虞）；他体魄一向不错读书时打学校篮球校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念的本科是政治，但他不爱政治，只喜欢文学等等。又记得他一次说到《香港文学》的刊名题字，他最初找的原来是钱锺书先生，但后来成其事的是台静农先生，杂志一直沿用但隐其名，到陶然先生接任总编辑后，才明确列出题字者的名字。内里仿佛仍有我不解的。

通常他喜欢定在下午三时。他说话声调不高，咖啡每多只呷半杯，走时剩下半杯。在半杯咖啡的时光中，他不时会说起往事。

除个人生平故事外，文学的一些看法自然也说过不少。刘以鬯写小说，一类“娱乐他人”，一类“娱乐自己”，这自况已广为人知。“娱乐他人”，为谋稿粱，“娱乐自己”，他重视的是“求新求异”，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相契合，衔接现实的处境和问题之中。实验精神实践起来，他爱以科学实验打比喻，每每反复尝试才有一次“成功”，但非如此的话，独创性便不可能。说到这方面的作品，长篇小说《酒徒》、《对倒》、诗体小说兼故事新编《寺内》、短篇小说〈动乱〉、〈吵架〉以至小小说〈打错了〉等已多人谈及，我记起的却是《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

也是在一次交谈中，他略带不平提到这本集子，他认为这书有它的独创性，但谈论的人很少，以至遭受忽略。这番话在获益出版社的自序中没有提及，倒是后来在2001年内地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以鬯小说自选集》自序中他写下了：“我尝试用黑白相间的形式写〈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发表后，曾被人讥笑为‘标新立异’。其实，‘新’与‘异’正是我想达到的目的。如果我采用的表现方法确实没有人用过的话，我会将这篇小说看做一次值得重视的试验。”

恰巧或不，近日我想起他此话，认真打开《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来看，隔了时日，实验性固然仍可检视，我倒想到，集内一篇写一个可厌的黑人少女的〈黑妹〉，如发表于今天，恐怕实验未谈，先要遭“政治正确”眼光一番鞭鞑了。

只为少数人而写

2000年7月，刘以鬯被迫卸下一手创办的《香港文学》编务工作，心情一度滑入低谷，文坛中人也多知晓。隔了6年，我跟刘以鬯作了第二次访谈，文章发表于台湾的《诚品好读》。记得他在访问中提到自己恐怕是华文文学界担任编辑最长日子的人，比台湾的痖弦更长。一生人好像活了人家的三辈子。回到1985年，他说一生人，小说创作、文学评论、翻译、办文学出版社都做过了，就是一直未办过文学杂志。我们常说文学杂志的梦是属于年轻人的，但就是为了圆这个梦，当年已67岁的他毅然辞去所有报章专栏，专心创办《香港文学》。如今一些电影常言“追梦”，“追梦”其实不分年纪，只争热忱，属年轻的灵魂而不限于躯体。一编就是另一个十五年。终于一个人，涉足了所有的文学范畴，说到“文学人生”，莫过于此了。

如是者，与刘以鬯之间的一些谈话碎片灵光又扑闪脑际。有一段时间，因各种因由我创作少了，见面时他说：“怎忙也好，小说还是要写的，不要放弃。”简短而语重深长。又记他一次说到文学就是“write to a few”（是的，刘以鬯说话经常会夹杂英语），不需理会读者多寡，我听后忘了此话出处，后来读波特莱尔《恶之华》才瞬间“重遇”。（波特莱尔说：“这本书，只为少数人而写”。）一个花了大半生精力“娱乐他人”的作家深明此道。

“娱乐他人”，为谋稿粱，“娱乐自己”，他重视的是“求新求异”，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相契合，衔接现实的处境和问题之中。实验精神实践起来，他爱以科学实验打比喻，每每反复尝试才有一次“成功”，但非如此的话，独创性便不可能。

这样的半杯咖啡时光，一直以来我们都以广东话交谈，后来有一次，刘以鬯谈话时全转了国语，我听著觉得有趣，仿佛一个更“原初”的他，如“返老还童”般，自自然然地回到身上。到后来，随著刘以鬯听觉衰退，电话联络少了，再没半杯的咖啡了。但我私人倒是不时记挂，不忘写文章、在不同课堂、讲座、工作坊中向不同的读者推荐、细析刘以鬯作品。始终觉得，对于文学来说，作家交往是一回事，细细走进作品的字里行间才是正道。

跟刘以鬯最后的几次见面，都在公开场合中。一在2010年7月10日，第八届香港文学节“刘以鬯与香港文学”讲座中，刘以鬯以特别嘉宾出场。一在同年10月12日，由树仁大学梁天伟和黄仲鸣两位教授促成，有幸与刘以鬯作了一次对谈；数以百计的学生前来，为一睹刘以鬯风采。最后一次见面在2014年6月27日，是日“第七届香港书奖”颁奖礼，香港电台富心思安排刘以鬯担任颁奖嘉宾，颁的是我的小说集《静人活物》，叫我感动不已。刘以鬯步上台阶踏在台上，不拄拐杖步履稳健，噢，想想，不过就是四年前。

这几年，每近12月7日，总默然想起刘以鬯一篇散文〈九十八岁的电车〉，由趋近到踏正到超越这岁数，生命如列车徐徐驶向必至但又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的终站。都说有心理准备，然而灯灭一刻忽至，噗的一声，心里还是开了一洞。但他本人，留下几乎一世纪的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