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白雙全:他們是傘後遺民,我是受傷的傳教士

雨傘運動後半年,他開始去法院旁聽案審,在旁聽席用黑色墨水筆手繪陰影;而他也分明知道,藝術太接近政治的危險⋯⋯


雨傘運動後兩年,2017,他交出一批「很不白雙全」的作品。惡夢牆紙、封印等一系列法院聽審的手繪創作,坐在法院以黑色墨水筆一筆一筆素描出陰影般的圖案,如同扶乩,情緒在裏面,審判、預言也在裏面。白雙全形容為神話般的符號世界,讓他進入當中想像和思考,從語言系統及鬱悶情感中解放出來。 攝:林振東/端傳媒
雨傘運動後兩年,2017,他交出一批「很不白雙全」的作品。惡夢牆紙、封印等一系列法院聽審的手繪創作,坐在法院以黑色墨水筆一筆一筆素描出陰影般的圖案,如同扶乩,情緒在裏面,審判、預言也在裏面。白雙全形容為神話般的符號世界,讓他進入當中想像和思考,從語言系統及鬱悶情感中解放出來。 攝:林振東/端傳媒

六四週年剛過,七一又將到來。香港這城,慣於百變翻身,我們訪問一批隨著香港情勢變化,而不斷發明對此城此地「新」的承擔方式的人。這一次是白雙全,藝術家,曾代表香港參加第53屆威尼斯雙年展。而去訪問他,是因為2017,雨傘運動後兩年,他交出了一批「很不白雙全」的作品⋯⋯

白雙全說,從前他換一盞燈,就想像到一輪月亮。抬頭,房間會像天空一樣出現。一個富有白雙全印記的精神世界,情深而玩味。這輪月亮,很容易令人想起他從前的創作,法國小鎮照片裏誘發記憶與思念的方形月亮,還有曝光百次、用新月軌跡畫成的滿月。而從月亮,你會想到他的海,他的旅行地圖,他漫無目的地等待一個人。

「現在沒有了,變成換一盞燈,光慢慢在你的視網膜蝕出一小口殘影,然後你看什麼,殘影都一直在。」白雙全這樣形容經歷79天佔領運動後他的世界。月亮沒了,往後揮之不去是一塊殘影般的痂。

「之前我的作品,喜歡在意念背後找最到位的地方創作。現在我做不到,反而鑽入情緒最深刻的部分,兜兜轉轉。」

梁天琦等五個人旺角暴動案 作品《黑河上的騎士》
梁天琦等五個人旺角暴動案 作品《黑河上的騎士》
梁天琦等五個人旺角暴動案 作品《黑河上的騎士》
梁天琦等五個人旺角暴動案 作品《黑河上的騎士》
旺角十一人暴動案(其中一人為潛逃到台灣的李倩怡) 作品《基督的新婦》
旺角十一人暴動案(其中一人為潛逃到台灣的李倩怡) 作品《基督的新婦》
旺角十一人暴動案(其中一人為潛逃到台灣的李倩怡) 作品《基督的新婦》
旺角十一人暴動案(其中一人為潛逃到台灣的李倩怡) 作品《基督的新婦》

1. 無法過回雨傘運動前

但他說回不去了。面對灰暗的香港,他沒有辦法再像從前般跳躍,直觀。

從前世界是這樣的——香港沉悶、單一,商場消費和過份井然的城市規劃主導了生活,但他最愛在街上蹓躂和創作,萌生的點子一閃而過,就記錄在簿子裏:「在出生登記處偷了一支筆放在死亡登記處」;「向你所暗戀的人借一件物件,讓她一直想著你」;「在茶餐廳裏坐得近過和我最親的人,聽到不應聽到的親暱對白」⋯⋯眼前每一樣事物彷彿向他說話。改變世界是這樣開始,因著你認定世界有許多的可能性,連香港也有著可觸及的詩意與美好。但他說回不去了。面對灰暗的香港,他沒有辦法再像從前般跳躍,直觀。

雨傘運動後兩年,2017,他交出一批「很不白雙全」的作品。惡夢牆紙、封印等一系列法院聽審的手繪創作,旁聽的案件如重奪公民廣場案、以胸襲警案、蠔涌爆炸品案、旺角暴動案等,他坐在莊嚴肅穆的法院,用黑色墨水筆一筆一筆素描出陰影般的圖案,如同扶乩,情緒在裏面,審判、預言也在裏面。白雙全形容為神話般的符號世界,讓他進入當中想像和思考,從語言系統及鬱悶情感中解放出來。

佔領後讓他專注、有創作慾望的地點,由蹓躂的街道轉移到法庭,甚至最接近監獄的地方。

「佔領對我而言是新事物,令我對香港的看法,對自己,對藝術的想法完全扭向新的方向,我無法控制。因為我的創作就是反映我的狀態。」他在另一個訪問曾說過,沒有辦法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過回雨傘運動前甚無分別的日子,像對自己、對一場運動的背叛。白雙全以他藝術家的敏感與如實,最先觸摸和處理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傷患和政治日常。

一切先由白雙全創作的慾望開始說起,他說,創作欲即生存欲。

1977年福建出生的香港藝術家白雙全,7歲移居香港,2002年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副修神學,畢業後16年沒有做過一份全職工作——全職藝術家除外。

1977年福建出生的香港藝術家白雙全,7歲移居香港,2002年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副修神學,畢業後16年沒有做過一份全職工作——全職藝術家除外。攝:林振東/端傳媒

2. 身體必須最快遇上靈感

「超市,巴士,書店,地鐵,地圖或身體。有我出沒的地方,就有作品。」

1977年福建出生的香港藝術家白雙全,7歲移居香港,2002年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副修神學,畢業後16年沒有做過一份全職工作——全職藝術家除外。到了不惑之年的他介紹自己:「香港的奇蹟之一。」他露出招牌笑容。

「年年的生存方式都不一樣,有時兼職教書幫補,隨著環境的轉變去適應。幸好我的生活簡樸,不用花太多錢,最大的娛樂和快樂就是做作品。」近幾年,他半隻腳踩入藝術市場,作品由畫廊代理,成為這些年主要的收入來源,也代表他不得不面對藝術生態裏的權力架構、人際關係和市場期望,不時與他的內在價值和信念產生衝突。

「不是人人適合當明星。」他說。一直以來,他重視作品是否對自己坦誠,作品是否對世界有意義,一些最為本質的價值。「為什麼畫廊對我的衝擊這麼大,因為它不會量度你的真誠,最重要各種元素加起來賣不賣錢,一旦競爭大家就想著噱頭,對我而言就不行。」

白雙全談起他第一次的精神危機,發生在2009年,代表香港參加第53屆威尼斯雙年展那年,平台由報紙專欄變成展覽形式,也改變了他作為藝術家的角色,令他迷失和抗拒。「來到展場,別人看你是誰,才來看你的展覽,藝術市場也是類似運作方式。但報紙沒有這問題,任何人放上去什麼人可以看到,比較公平,也接近我看事物的方向。當時感覺做展覽很沒意思,威尼斯回來後,有一種崩潰的感覺。」2003年至2007年間,他主要在《明報》「單身看」專欄發表作品,一段他最快樂和自由的創作時期,也確立他要走的藝術方向,不少重要的作品都出自「單身看」專欄,例如作品「給路人的一朵小花」,獲得2006年澳門藝術博物館的「海外交流獎」,他的作品慢慢流傳香港以外,法國、台灣、釜山、紐約、廣州等地作交流和參展。

《3692 》 為了減少沙士的傳播,管理公司在大廈的密碼鎖上加了一張膠片,並且定時清潔和更換。這是一張用舊了的膠片,上面壓印了居民出入的痕跡,3692是大廈的密碼(有趣的是密碼竟然印了在密碼鎖上!)(2003年5月11日,膠片/plastic sheet)
《3692 》 為了減少沙士的傳播,管理公司在大廈的密碼鎖上加了一張膠片,並且定時清潔和更換。這是一張用舊了的膠片,上面壓印了居民出入的痕跡,3692是大廈的密碼(有趣的是密碼竟然印了在密碼鎖上!)(2003年5月11日,膠片/plastic sheet)
《呼吸一間屋的空氣》 我在釜山租了一間屋(體積6.7m x 2.7m x 2.2m,和香港的屋一樣細!),我住在這裏照常作息,但我用透明膠袋把我呼吸的空氣都儲存下來,直至這些儲有我空氣的膠袋填滿了整間屋為止,過程一共用了十天的時間。感覺就像我一部份的生命寄居在這間屋似的。 (2006年9月1至10日韓國釜山雙年展)
《呼吸一間屋的空氣》 我在釜山租了一間屋(體積6.7m x 2.7m x 2.2m,和香港的屋一樣細!),我住在這裏照常作息,但我用透明膠袋把我呼吸的空氣都儲存下來,直至這些儲有我空氣的膠袋填滿了整間屋為止,過程一共用了十天的時間。感覺就像我一部份的生命寄居在這間屋似的。 (2006年9月1至10日韓國釜山雙年展)
《用月缺的光畫一個月圓》 這件作品我用了長時間曝光的技巧:我把相機對正新月,在1.3秒的時間內把相機轉動一個圈,新月的光就在相機內畫出軌跡。經過約百次的嘗試,新月終於畫出了一個圓月。 (2007年9月5日挪威)
《用月缺的光畫一個月圓》 這件作品我用了長時間曝光的技巧:我把相機對正新月,在1.3秒的時間內把相機轉動一個圈,新月的光就在相機內畫出軌跡。經過約百次的嘗試,新月終於畫出了一個圓月。 (2007年9月5日挪威)
《$132.30的神蹟》 我在超市買了八件貨品,若果你從購物單上把每件貨品名稱的第二個字讀下來,你會得到:信祂的人必得永生。(2003年11月13日沙田河畔CRC超市)
《$132.30的神蹟》 我在超市買了八件貨品,若果你從購物單上把每件貨品名稱的第二個字讀下來,你會得到:信祂的人必得永生。(2003年11月13日沙田河畔CRC超市)
《給路人的一朵小花》 這是一件互動的作品:我把五個一元硬幣排成花的形狀,擺放在牛頭角和石硤尾等一帶的街角,然後畫上枝葉和日期(以作記號),等待「有需要」的人拾去。拾起錢的人就像收到一朵花,地上剩下枝葉和日期,還有拾錢人幸運和祝福的感覺。(2005年1月7日)
《給路人的一朵小花》 這是一件互動的作品:我把五個一元硬幣排成花的形狀,擺放在牛頭角和石硤尾等一帶的街角,然後畫上枝葉和日期(以作記號),等待「有需要」的人拾去。拾起錢的人就像收到一朵花,地上剩下枝葉和日期,還有拾錢人幸運和祝福的感覺。(2005年1月7日)

網上能找到一小段文字,記下他在《明報》發表作品的機緣。2003年, PARA/SITE有個關於沙士(SARS)的藝術展,《明報》副刊編輯黎佩芬去了看,她看到白雙全的作品「3692」,決定找來這剛畢業不久的小伙子主理每週一次的創作專欄「單身看」,沒有前設或限制,就給他一版空間創作。

「第一年很多讀者寫信去編輯部投訴我,鬧我不知道做什麼,很無聊,幸好黎佩芬頂著。直到刊登收據作品《信他者必得永生》,讀者開始慢慢接受我,投訴信少一點。」白尷尬笑說。

「3692」早早有著白雙全獨特的視覺與日常觀察。沙士期間,管理公司在大廈的密碼鎖上加了膠片,定期清潔和更換,他展示一張舊膠片,上面壓印有居民出入的痕跡,包括印痕「3692」,正是大廈的密碼。白說他「概念藝術」的系統,來自大學時選修陳育強的混合媒介課程,沒有特定一種媒介,基本什麼東西放在手上也能創作,顛覆了傳統藝術對技巧的追求,但作品展示平台仍以展覽為主。

「進入報紙平面,處理方式完全不同,你顧及觀眾和閲讀方式,溝通很重要,但我會多一重,溝通之餘保持這是一件作品,最重要有一種跳躍度,由你和世界的關係最基本的位置出發。我的作品呈現當下如何反應這世界,也回到藝術世界,最當代討論的,你如何詮釋世界。這點傳統藝術媒介做不到,去到大眾化的報紙就真實和自由地做到。」

這也是「白雙全式」創作的源起。報紙的工業特性和公信力,影響了白的創作習慣,政治冷感的他,開始閲讀新聞時事,尋找靈感,他的作品連結香港政治生態的變幻與動蕩,給讀者另一拆解與觀看的角度。為了跟上出版流水線的速度,身體必須時刻流動,最快遇上靈感。他習慣在街上閒逛,巧合和偶遇為作品增添了神秘性。

「超市,巴士,書店,地鐵,地圖或身體。有我出沒的地方,就有作品。」白雙全說出日常和藝術之間最激情的關係。

2016年4月20日明報執行總編輯姜國元(安裕)被解僱,惹來干預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的指責,明報專欄作家在欄位「開天窗」以示抗議。我收集了由4月21日至5月14日共十一塊的「天窗」,把它組合成一個「開天窗圖」,放在他《星期日明報》的專欄。圖內站著一位士兵,頭帶頭盔,戰衣上有十字符號,他手持長槍瞄準遠方的敵人,左腳提起稍前向前,上方望遠鏡代表盼望,下方小屋代表家園。我把圖案製成鐵版,希望它成為守護明報和捍衞新聞自由的標誌。
2016年4月20日明報執行總編輯姜國元(安裕)被解僱,惹來干預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的指責,明報專欄作家在欄位「開天窗」以示抗議。我收集了由4月21日至5月14日共十一塊的「天窗」,把它組合成一個「開天窗圖」,放在他《星期日明報》的專欄。圖內站著一位士兵,頭帶頭盔,戰衣上有十字符號,他手持長槍瞄準遠方的敵人,左腳提起稍前向前,上方望遠鏡代表盼望,下方小屋代表家園。我把圖案製成鐵版,希望它成為守護明報和捍衞新聞自由的標誌。
《討厭自己的歷史》 2006年發生在天星和皇後碼頭的保育運動,回歸後香港政府有意清除英殖時期遺留的歷史痕跡,反而激發香港人思索自己的身份問題。當時我把錢包內一個英女皇壹圓硬幣在地上狠狠地磨去,在報紙上刊登英女皇在香港錢幣的消失過程。
《討厭自己的歷史》 2006年發生在天星和皇後碼頭的保育運動,回歸後香港政府有意清除英殖時期遺留的歷史痕跡,反而激發香港人思索自己的身份問題。當時我把錢包內一個英女皇壹圓硬幣在地上狠狠地磨去,在報紙上刊登英女皇在香港錢幣的消失過程。
《香港人給中央的禮物》 2005年7月1日在香港銅鑼灣鵝頸橋底,我在七一遊行路線上橫貼了一條黃線,記錄了整天所有遊行人士的腳印。2005年7月17日,圍繞北京天安門廣場週邊,我把七一的黃線剪成很多少絲帶,然後圍繞北京天安門廣場周邊綁了一個圈。
《香港人給中央的禮物》 2005年7月1日在香港銅鑼灣鵝頸橋底,我在七一遊行路線上橫貼了一條黃線,記錄了整天所有遊行人士的腳印。2005年7月17日,圍繞北京天安門廣場週邊,我把七一的黃線剪成很多少絲帶,然後圍繞北京天安門廣場周邊綁了一個圈。
《紅點貼紙》2016年6月17日政治團體就「銅鑼灣書店」事件發起聲援行動,我走近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在他背上貼上小紅點,悄悄離開。2017年7月1日遊行,我又在路上隨意把紅點貼在遊行人士身上,過程中他見到林榮基先生拉著「立即釋放劉曉波」巨型直幡,他偷偷在林榮基背上貼上最後一粒紅點。我想香港人警惕的不只是林榮基。我們每個人都很容易成為被接近、監控和攻擊的目標。
《紅點貼紙》2016年6月17日政治團體就「銅鑼灣書店」事件發起聲援行動,我走近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在他背上貼上小紅點,悄悄離開。2017年7月1日遊行,我又在路上隨意把紅點貼在遊行人士身上,過程中他見到林榮基先生拉著「立即釋放劉曉波」巨型直幡,他偷偷在林榮基背上貼上最後一粒紅點。我想香港人警惕的不只是林榮基。我們每個人都很容易成為被接近、監控和攻擊的目標。

3. 現實好難,回到精神世界開一扇窗給自己

他的口中所描述,他更像一個受傷的傳教士。

「《明報》那批創作,洗掉了我大學時代創作的苦澀味,那種苦澀味,比較接近現在我做創作的方向和心境。」那個我們所不熟悉的白雙全,苦澀,會用沉重的石泥模塑出黑山、黑河等意象,有著基督視覺。如果像他所說,創作的出現,歸根究底在人的心靈深處產生,訪問慢慢地又再深進一點。

「小時我經常活在情緒的波動中,不懂用言語表達,躺在床上不能動彈,好像中了槍。」

白雙全四十歲了,這種敏感於內心世界的躁動,受外在環境影響,仍如同小時,猜測是躁動父親的遺傳,妹妹患有情緒病,兩個弟弟的情緒也不好。五兄弟姐妹在自控與失控之間,白雙全找到他的方法。「藝術和信仰就像最後一道安全網,防止我墜落。解構、吸收和釋放,低點時找方法幫助自己。小時不懂得什麼叫藝術,就畫漫畫釋放和表達。」漫畫內容關於奉獻、犧牲、大愛與苦難,他同時把宗教壓抑下來的,血淋淋,人際關係的暴力,慾望等,也透過漫畫創作釋放。這是他小時候經驗到藝術、信仰和自身的關係。

白雙全第二次的精神危機發生在雨傘運動後,內疚、自責和迷失,情緒將瀕臨失控。他形容「喪屍」、「廢青」,終日睡覺,做什麼也提不起勁,也不再打理自己。那時他停止創作將近一年。直到2015年6月,他偶然地走進觀塘法院聽審,法院潔白、莊嚴的氣氛讓他想起十年前的教會,心始慢慢平靜下來,此時創作慾如同生存慾,一筆一筆專注地畫,體驗接近宗教靈修。

「法院做的作品,很多人都覺得很政治性。但我不是想修復政治,我想對世界完美、完好的想法崩了一角,再填補好,而法院可以填補這個位。」然後他談到某個失落的信仰:「現實好難,回到精神世界開一扇窗給自己,總不能對世界沒有希望。」

2016年旺角十一人暴動案,圖為作品《天使跟少女的對話》,白雙全說繪畫的時候並不知道現場被告少了李倩怡,過程中他不自覺地畫下了天使及逃脱了繩索的小狗。當時李倩怡已潛逃到台灣。
2016年旺角十一人暴動案,圖為作品《天使跟少女的對話》,白雙全說繪畫的時候並不知道現場被告少了李倩怡,過程中他不自覺地畫下了天使及逃脱了繩索的小狗。當時李倩怡已潛逃到台灣。
2015年光復行動涉胸部襲警的吳麗英案,圖為作品《預言火焰》,製成惡夢牆紙。白雙全談到這是其中一個影響他創作的圖像。「吳麗英案判刑時,因太多人聽審我就卡在法院和大門之間,畫到吳麗英鼻梁流血,而鷹的形態代表對上天的期盼,對公義的期盼。當我整理時,把它調轉,見到有人戴著面具和旁邊有一團火,你聯想到暴動案。我覺得神奇,當時未發生暴動案,而當時在我身旁聽審的正是黃台仰,他是旺角暴動案當天指揮。我相信事情冥冥中有關連。」
2015年光復行動涉胸部襲警的吳麗英案,圖為作品《預言火焰》,製成惡夢牆紙。白雙全談到這是其中一個影響他創作的圖像。「吳麗英案判刑時,因太多人聽審我就卡在法院和大門之間,畫到吳麗英鼻梁流血,而鷹的形態代表對上天的期盼,對公義的期盼。當我整理時,把它調轉,見到有人戴著面具和旁邊有一團火,你聯想到暴動案。我覺得神奇,當時未發生暴動案,而當時在我身旁聽審的正是黃台仰,他是旺角暴動案當天指揮。我相信事情冥冥中有關連。」

從前,你以為白雙全不做藝術家,就是詩人,藝術家以外,傳教士比詩人更接近他的本質。但你聽見,他的口中所描述,他更像一個受傷的傳教士。

他從中一開始返教會,叫喜樂福音堂,1992至2002年間,清教徒式的信仰生活影響著他一整個青春期。他形容,教會作風極端,唯一做的事就是讀聖經,靈修,沒有任何聯誼活動,男女要分開坐,聖經裏講的話嚴格遵守。但他很享受那段清教徒、苦行般的日子,因基督的愛就是包含痛苦,痛苦令他升華,心靈獲得滿足。「那間教會的操作,令我覺得世界上除了信仰和心靈世界,其他一切都沒有意思。」這也同時令他對信仰產生懷疑,那麼公義?人的苦難?他需要信仰以外的另一套語言,重新接觸世界。大學副修神學也沒法解決信仰的懷疑,苦力一段日子,他離開教會,也離開信仰。

沒有宗教信仰後,白專心投入藝術創作,發現藝術能補償所失去的宗教經驗,如神的暗示,精神上亢奮、對真善美的追求等,他的作品有跡可尋。「我能感覺你作品的味道,因為我也從基督教的世界出來,我們總把自己放在痛苦之中,才與基督同在。」白雙全某個朋友說的話,他一直記著。

「你為什麼在街上亂走?或等一個你不知會否遇到的人?可能你沒有目標,沒有意義,但過程中出現一些事物,成為你的目的。你相信有連繫產生,帶動一連串行為,才出現我想像中的事。即使偶然,像後設,但我有信念。」

白想起他的作品「巴士先生」,由十年前巴士站上的一連串巴士號碼,他打出電話聯絡到巴士先生,十年後,他約了巴士先生見面,他帶白雙全去自己出生的地方,薄扶林村,走到村中的伯大尼修院,冥冥中像有條線牽連一切。

「伯大尼讓受傷的傳教士休養,從前我也想像自己是受傷的傳教士。」他說。

4. 藝術可能做到精神和心靈的建構

他們也如同雨傘運動後的遺民,過不回從前甚無分別的日子,卻每天像幽靈般回到原地。

黃耀明明曲晚唱音樂會的舞台上,懸掛著四個惡夢牆紙系列的巨型雕塑,射燈穿透而過,轉換的陰影打在牆身,或觀眾的臉上,似懂非懂。明哥講起在監獄裏的人,政權底下,受苦的人。四幅牆紙記下了四個不同的法院審判故事,包括暴動案,蠔涌爆炸品案及施SIR案,他們都是自雨傘運動後流落邊緣的香港人,承受著牢獄之災。白雙全用符號盛載事件最為複雜的情感,和埋身的政治事件,起初彌漫似懂非懂的氣氛,像有了著落。

「符號和繪畫的開放性,容易幫助我們進入一種宗教或精神想像。」白雙全曾經想像,這批作品最好的展示場地,不是令他經常產生疑問的展覽場地。符號可以放在高的天花板上,光線昏暗,人一走入去能安靜下來,默想,像宗教場地。牆紙也可在被告或者有關人士的睡房出現,記憶進入夢境再產生另一種釋放,他想像是更生活化及宗教性。

在明哥的演唱會上,惡夢牆紙和流行文化一再結合,演唱會上燈光一亮,他看著自掌心延伸出去的符號,心裏想,事成了。

白雙全在明曲晚唱音樂會的舞台上。
白雙全在明曲晚唱音樂會的舞台上。攝:林振東/端傳媒
明曲晚唱音樂會的舞台上,懸掛著四個惡夢牆紙系列的巨型雕塑,射燈穿透而過,轉換的陰影打在牆身,或觀眾的臉上,似懂非懂。
明曲晚唱音樂會的舞台上,懸掛著四個惡夢牆紙系列的巨型雕塑,射燈穿透而過,轉換的陰影打在牆身,或觀眾的臉上,似懂非懂。攝:林振東/端傳媒

從前一直有人把白雙全部分藝術創作歸入政治藝術,他與策展人楊陽曾有過這一討論,他不同意這個歸類:「如果政治藝術對我來說有意思的話,最後能達到一個實際的政治上影響。但到了那一步,我又不覺得我自己在做藝術。」現在,白雙全繼續在法院聽審做創作,他走進了真實的世界,接觸支援政治釋囚的香港市民、律師,甚至連接到釋囚,探監,寫信和惦記在心中,他說自己從沒有如此接近過社運、政治。「如果你說,《明報》那些創作算接近(政治),現在是直達核心,能扣連整個社會背景,扣連到真實的人。」

「會不會覺得,做的事超過了藝術家的身份?」我問。

「像我一開始答你,藝術家怎樣狀況我才最滿意?我覺得是現在,藝術創作是一種修行,反映我的生命,但延伸出什麼?或者慢慢脱離藝術的觀念?我未知道。起碼到現在這點,它有一種張力把我吸了入去,這就是最真實的狀況。」

「或者,藝術作品過份政治性,對你而言,有沒有危險性?」

「有。危險在於,你太接近政治漩渦裡的人,成為影響事件的一部分。藝術本身未必需要太過政治性,我心中有警鐘,低調、適當的距離是比較恰當,那裡留有一處安身立命的位置做創作。最近我讀黃碧雲的《盧麒之死》,她拿捏的距離和多角度,也是我想做到。」

白雙全打開雙手,由左手到右手,由一點到另一點,他重新談到藝術創作「反抗」的作用,那個白雙全一直沒變:「由日常的政治事件,如何拉開到日常生活空間的呈現?我不是想呈現政治事件。每個人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政治事件,被影響,轉化是我們需要做。例如連講『港獨』、『結束一黨專政』也被禁言,的確影響我們的方方面面。我現在的作品要處理,政治事件到日常處境之間的轉化。」

他一直想著佔領運動後有個「鳩嗚團」,維持下來,千幾人只剩下十幾人,每天仍駐守旺角街頭;另一邊添美道連儂牆,有幾個天主教徒每星期做彌撒,直到現在,他們也如同雨傘運動後的遺民,過不回從前甚無分別的日子,卻每天像幽靈般回到原地。「他們一團火沒有熄,但無以為繼,唯一剩下只有堅持,也剩下了僵局。究竟有沒有其他辦法,幫助我們突破精神、理念的想像。藝術可能做到精神和心靈的建構嗎?我想做這個位置。」

白雙全教我看他其中一張惡夢牆紙,鳥的胚胎,顛倒看時像人的臉,掛著一滴眼淚。黑色越濃稠,代表他來回塗改,當下情緒有多不安定,同時你想像著各種喻意,胚胎與淚水,顛倒的夢。他說:「黑乎乎,像抑鬱,但它對我是有種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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