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密檔從何而來？他們是追檔案的人

數千頁密檔中，埋藏著「四川天安門事件」

廉廣山最近找到了一份「四川天安門事件」的檔案。

當見到香港本土研究社去年在文章中提及1989年關於香港的檔案時，廉廣山才知道，原來英國國家檔案館裏關於香港的檔案，已經「解密」到了1989年。他立即找到在英國倫敦的朋友，請她幫忙拍下來。

由於英國新檔案法《公共記錄法令》（Public Records Act）的修訂，2013年起，檔案封閉期從30年改為20年。因此，原本應在2019年解封的1989年檔案，便提前開始進入公眾視線。2017年10月，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解密了新一批1989年英國外交部檔案，民間可從這些第一手官方資料，了解英方對六四的記錄。香港由此掀起了一股六四檔案解密的風潮。先是民間獨立研究機構「本土研究社」發表文章，從解密檔案研究英國外交部在六四事件發生後是否有考慮讓香港自決；而後香港媒體陸續披露，英方對六四前後北京局勢評估的記錄。

「我有訂閱檔案館的newsletter，但不知為何它並沒有提及這批檔案。我自己去搜索檔案館目錄，才確認它已經開了。」

經過一番研讀，廉廣山終於在數千頁英國檔案裏，發現一份還未有香港媒體報導的記錄——「四川天安門事件」：1989年6月4日至6月6日，四川成都數十萬佔領天府廣場的人們遭到警方鎮壓，導致300人死亡。

廉廣山記得美國作家、前駐華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曾在著作《失憶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中記述，1989年4月21日起，成都開始有民眾遊行並佔領市中心的天府廣場，到了5月16日，在警察嘗試用暴力驅散人群後，數十萬群眾馬上佔領街道。

1989年，英國只有在北京和上海設立大使館和總領事館，並無在其他地方設有領事館，但當年的外交檔案，卻多次引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情報，記錄蓉城局勢。當時的四川成都，是北京以外示威和衝突最激烈的城市之一。1989年6月6日，港督衛奕信獲得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情報，指成都在6月4日出現鎮壓，有20名平民死亡；到了6月6日，當地爆發大規模騷亂，情報中用「massive rioting」來形容，於是政府宣布戒嚴。

廉廣山在英國解密文件裏，找到港督衛奕信1989年6月6日電報，引述美方情報，指成都300人死亡：「They estimate that some 300 people are dead. Martial Law has been declared. （他們（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估計約300人死亡。當地宣布戒嚴。）」。廉廣山多番求證後，認為密檔內容與當年紐約時報Hutterer教授的文章內容基本吻合。

從塵封的檔案裏找尋到驚心動魄的歷史印證，這是廉廣山希望做到的事情。

4小時車程，8號桌的女孩

像廉廣山這樣追蹤六四檔案、探求歷史真實的人，在香港還有「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週六早上11點。一個香港女孩坐在Group Zone的8號桌，用手機拍下一頁又一頁的檔案資料。

22歲的葉靄瑤在倫敦藝術大學念設計系，也是「香港前途研究計劃」駐倫敦的志願者，負責在地拍攝檔案資料。「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是香港民間研究機構「本土研究社」、民主黨派「香港眾志」及一種青年學人發起研究計劃，透過眾籌支援青年學人到英、美、澳洲等地檔案館收集解密檔案，研究與香港前途有關的社會政策和歷史。其中六四檔案，也是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收集工作的一環。

從2017年2月至今，每一個星期，葉靄瑤都會前往國家檔案館，將近千頁的檔案拍下來，整理傳遞給在香港的計劃成員。她是「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在倫敦的眼睛。

這個週末的早上九點，她從倫敦東南部的Lewisham出發，乘一小時輕軌到終點站，再轉乘地鐵綠線，晃一小時，到西邊的Kew Garden，那是英國國家檔案館的所在地，路程相當於橫跨一整個香港。一年多以來，她每個週末都像這樣，花四小時在來回的交通上，把整整一天泡在檔案館裏。

前往檔案館前，葉靄瑤會仔細閱讀由香港團隊更新的檔案列表。每個月下旬，檔案館會解封新一批檔案，香港團隊用圖書館目錄搜索關鍵詞，據此更新列表，「有些需要盡快拍攝的，就會標明『急要』。我就會優先拍那些檔案。」葉靄瑤說。

英國國家檔案館的閱覽系統十分成熟方便。葉靄瑤只需提前到檔案館的官方網頁，在線選取她想要的檔案，再點選自己慣常使用的座位。等她來到檔案館時，她索要的檔案便已安靜躺在座位所對應的儲物櫃裏。

葉靄瑤每次的檔案館之旅，都會拍攝4至5份檔案，每份約200頁左右，一天下來，近千頁資料攝入手機。「這一兩個月，每一次去檔案館基本都是拍攝六四檔案。」葉靄瑤說，「這幾天，在香港的團隊應該已經研究完這批檔案，開始寫文章和討論了。」

說起近兩個月的成果，她印象很深刻：「在拍攝的檔案裏讀到，原來在六四完了之後，英方很怕事件引發港人對前途的憂慮，於是用了很多方法去安撫港人。戴卓爾夫人在英國一個會議說，國際需要支持香港，『我們在香港那邊』。這些嘗試讓香港人安心的舉動，是我原先不知道的，這令我有點驚訝。」

近年香港本土主義崛起，主要的支持者為年輕一代。雖然去年香港中文大學一項研究調查顯示，年輕人自認本土派的比率為17.2%，低於2016年的29.8%，不過，今年各大專院校學生會在悼念六四方面的表態，大多數與過去三年相近：不參與或舉辦悼念六四集會，強調應將悼念六四與愛國情懷切割，或稱平反六四不是港人責任。

1996年出生的葉靄瑤，並沒有被這股本土潮流所吸引。她說自己並不是「本土派」，感覺六四對自己而言是「重要的」。

初中的時候，葉靄瑤的中史老師在早會談起六四，更哭了出來。當時，葉靄瑤完全不知道六四事件，不懂老師哭什麼。她自嘲自己當時像「港豬」（愚昧的香港人）。直到中四那年，朋友邀她一同去維園六四集會，大雨滂沱，她握了一盞蠟燭，迷迷糊糊中，歷史向她展開了一角。她開始上網找新聞，找資料，在離開香港去英國讀書前，每一年她都跑去維園六四晚會，靜靜坐在那裏。來到英國後，她結識了在當地組織六四集會的朋友，繼續參加每年的悼念。

「那種感覺是，有一群人犧牲了他們的性命，要追求中國的民主。這對於我，真的十分震撼。我慢慢知道當年的香港人對六四反應很大，感覺這件事是切身的，並且仍然影響今天的香港。」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在倫敦的志願者團隊，去年2月成立時只有三個成員，其中一個就是葉靄瑤。葉靄瑤本身非常關注雨傘運動，在倫敦成立了後雨傘組織「Democracy for Hong Kong」（D4HK）。通過D4HK的人脈網絡，研究計劃成功招募到更多在英國居住的港人成為追檔案的志願者，每週定量挖掘檔案資料，供在港的團隊成員做研究。現在，倫敦志願團隊約有近30人。

每星期堅持抽一整天時間到檔案館，這份毅力在葉靄瑤看來，卻「只不過是一星期花一天時間拍檔案而已，就能夠幫助推動整個研究計劃」。她覺得能夠挖掘六四歷史，了解中英雙方當時的立場，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六四前夕，英國國家檔案館的8號桌女孩，正安靜閱讀。「這裏只有我，和檔案。見到歷史的那一刻，反而是一種寧靜。」

六四跟香港有關嗎？檔案告訴你

灣仔富德樓，這是「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的香港「本部」——本土研究社。一份又一份的檔案從倫敦經由「葉靄瑤們」的挖掘，最終在這裏被打印出來，躺在研究社鮮黃色的大文件夾裏。天藍色的牆壁旁擺著一張小圓桌，那是研究員三三兩兩聚集討論的地方。

2016年10月，本土研究社成員前往倫敦的英國國家檔案館，意外發現一個名為「香港前途（Future of Hong Kong）」的檔案系列文件。由此發端、銳意重組香港七、八十年代歷史的「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從去年10月開始，在倫敦志願者陸續挖掘到檔案序列號為FCO 40、FCO 21（FCO指英國外交部）及PREM（關於首相）檔案中有關六四的內容。

彭嘉林、姚躍華及郭熙堯三位，均是「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的年輕成員，專門研究從英國挖掘回來的六四檔案。

有關六四的檔案，並不會專門寫著「June 4th」，而是散落在不同的檔案之中，而每批檔案亦並不會明文標識內含「六四」。大多數時候，他們都要憑經驗，根據檔案的標題去推論內容是不是有重要的訊息。「比如，一份關於『中國異見分子』的檔案，這個標題會明顯一些；但如果是一份『港督報告』，單看標題未必能知道會關於六四。」姚躍華說。

他們發現，當時英國首相府、內政部和外交部這三個部門互相之間的通訊文件，以及港督與英方的談話，最有可能涉及到六四的內容。郭熙堯語速飛快：「外交部直接負責這種對外事件，而六四這麼規模巨大的事情，首相府肯定要看，之後影響到相關的政策，例如居英權就涉及內政部Home Office的工作範疇。」三個英國部門互相傳真的通訊記錄、港督與英方的談話內容，就成了今日傳媒、民間研究者們爭相追逐的解密檔案。

六四檔案內容可分為六四現場，及「後八九」內容。「六四現場的資料有幾個方面，例如當時駐華大使館對北京現場的報導，坦克車、死傷者等情況。第二就是他們如何分析政治局內部權力架構的轉移，比如當時的李鵬、趙紫陽，看這些領導人有沒有出席某會議，就和我們現在分析人大、政協差不多。第三就是海外民運人士去了不同國家，那些國家會如何處理？中方肯定會施壓，說你不可以干預我們內政，內部文件都有提到如何回應中方這種壓力。」姚躍華說。

而他們最關心的，是六四牽涉到香港前途問題的部分。從檔案中他們發現，六四是整個香港政制發展曲線關鍵的一個轉折點。

「香港前途的討論是最重要的，例如香港的政制因為六四而有所轉變。我們看到，八十年代前半部，英方積極拋出很多自治方案。1984年，港英政府出了代議政制綠皮書，慢慢開放立法局選舉，令香港邁向更有代表性及自治的政府，」彭嘉林說，「但到了八九前，港英政府則因為本子風波而相對配合中共。中共當時認為港英政府的政治發展應和以後的基本法銜接，於是港英政府放慢了推動代議政制發展的步伐。」

這條政制的曲線來到六四這裏，姚躍華說，「整個民主化進程是加速了的。」

他們最近從六四檔案中最新發現的第一手史料，是1989年6月8日，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曾與時任港督衛奕信進行內部對話，提及香港民主化進程要加速的問題。「我們從第一手資料知道他們當時是怎樣討論的。比如他們談話的第一項內容是香港當時的社會氣氛，有一句說：『香港信心受到嚴重的衝擊』。然後談論香港民主化的速度，還有居英權怎處理等等。可見到當天那次通話，討論了方向性的問題。」

姚躍華分析，這通內部談話是決定轉變的關鍵。「很明顯，6月8日內部大方向說要加速，之後就拋出很多新方案，例如九七前立法局要100%直選產生。」

「六四事件本身，令很多香港人政治意識上升，亦帶來很嚴重的信心危機，社會氛圍對港英政府而言是一種施壓。於是當時港英政府要回應香港社會對民主的訴求，提出不少suggestion，例如剛才說立法局要100%直選產生。那種想象是很廣闊的。除了政治，在法制上，改善人權法，令港人更受保障。另外，在經濟、外交方面，希望強化香港國際中心地位，例如請歐洲委員會來香港開駐港辦公室。這些話語，回歸後仍然非常熟悉吧？基本上我們都是這樣promote香港。」

「這種國際身份、世界貿易中心的定位，若我們沒有查看六四檔案，就以為是一件自然發生的事，其實內部有很多主動、積極的謀劃。只有檔案才能給我們這種insight。」姚肯定地說，「這些檔案成了我們新的視角，去閱讀九十年代的歷史。」

從六四檔案裏，他們發現，香港現在的政制、人權保障、國際定位，都是一種「六四後遺」。「六四影響我們現在身處的狀態。」

「強化歷史軌跡的討論，是我們做這個研究想帶出來的東西。」姚躍華說。

城市夜闌人靜，本土研究社的電腦卻仍在運作，溫度不減。程式正將志願者從異國挖回來的解密檔案圖片，數碼化為可識別字元的文件，方便搜索關鍵詞。研究成員笑稱，這速度是「秒速0.02毫米」。一行又一行，寫29年前的秘密。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廉廣山為化名。實習記者佘思盈、黃綺婧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