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密档从何而来？他们是追档案的人

数千页密档中，埋藏著“四川天安门事件”

廉广山最近找到了一份“四川天安门事件”的档案。

当见到香港本土研究社去年在文章中提及1989年关于香港的档案时，廉广山才知道，原来英国国家档案馆里关于香港的档案，已经“解密”到了1989年。他立即找到在英国伦敦的朋友，请她帮忙拍下来。

由于英国新档案法《公共记录法令》（Public Records Act）的修订，2013年起，档案封闭期从30年改为20年。因此，原本应在2019年解封的1989年档案，便提前开始进入公众视线。2017年10月，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解密了新一批1989年英国外交部档案，民间可从这些第一手官方资料，了解英方对六四的记录。香港由此掀起了一股六四档案解密的风潮。先是民间独立研究机构“本土研究社”发表文章，从解密档案研究英国外交部在六四事件发生后是否有考虑让香港自决；而后香港媒体陆续披露，英方对六四前后北京局势评估的记录。

“我有订阅档案馆的newsletter，但不知为何它并没有提及这批档案。我自己去搜索档案馆目录，才确认它已经开了。”

经过一番研读，廉广山终于在数千页英国档案里，发现一份还未有香港媒体报导的记录——“四川天安门事件”：1989年6月4日至6月6日，四川成都数十万占领天府广场的人们遭到警方镇压，导致300人死亡。

廉广山记得美国作家、前驻华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曾在著作《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中记述，1989年4月21日起，成都开始有民众游行并占领市中心的天府广场，到了5月16日，在警察尝试用暴力驱散人群后，数十万群众马上占领街道。

1989年，英国只有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并无在其他地方设有领事馆，但当年的外交档案，却多次引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情报，记录蓉城局势。当时的四川成都，是北京以外示威和冲突最激烈的城市之一。1989年6月6日，港督卫奕信获得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情报，指成都在6月4日出现镇压，有20名平民死亡；到了6月6日，当地爆发大规模骚乱，情报中用“massive rioting”来形容，于是政府宣布戒严。

廉广山在英国解密文件里，找到港督卫奕信1989年6月6日电报，引述美方情报，指成都300人死亡：“They estimate that some 300 people are dead. Martial Law has been declared. （他们（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估计约300人死亡。当地宣布戒严。）”。廉广山多番求证后，认为密档内容与当年纽约时报Hutterer教授的文章内容基本吻合。

从尘封的档案里找寻到惊心动魄的历史印证，这是廉广山希望做到的事情。

4小时车程，8号桌的女孩

像廉广山这样追踪六四档案、探求历史真实的人，在香港还有“香港前途研究计划”。

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周六早上11点。一个香港女孩坐在Group Zone的8号桌，用手机拍下一页又一页的档案资料。

22岁的叶霭瑶在伦敦艺术大学念设计系，也是“香港前途研究计划”驻伦敦的志愿者，负责在地拍摄档案资料。“香港前途研究计划”是香港民间研究机构“本土研究社”、民主党派“香港众志”及一种青年学人发起研究计划，透过众筹支援青年学人到英、美、澳大利亚等地档案馆收集解密档案，研究与香港前途有关的社会政策和历史。其中六四档案，也是香港前途研究计划收集工作的一环。

从2017年2月至今，每一个星期，叶霭瑶都会前往国家档案馆，将近千页的档案拍下来，整理传递给在香港的计划成员。她是“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在伦敦的眼睛。

这个周末的早上九点，她从伦敦东南部的Lewisham出发，乘一小时轻轨到终点站，再转乘地铁绿线，晃一小时，到西边的Kew Garden，那是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所在地，路程相当于横跨一整个香港。一年多以来，她每个周末都像这样，花四小时在来回的交通上，把整整一天泡在档案馆里。

前往档案馆前，叶霭瑶会仔细阅读由香港团队更新的档案列表。每个月下旬，档案馆会解封新一批档案，香港团队用图书馆目录搜索关键词，据此更新列表，“有些需要尽快拍摄的，就会标明‘急要’。我就会优先拍那些档案。”叶霭瑶说。

英国国家档案馆的阅览系统十分成熟方便。叶霭瑶只需提前到档案馆的官方网页，在线选取她想要的档案，再点选自己惯常使用的座位。等她来到档案馆时，她索要的档案便已安静躺在座位所对应的储物柜里。

叶霭瑶每次的档案馆之旅，都会拍摄4至5份档案，每份约200页左右，一天下来，近千页资料摄入手机。“这一两个月，每一次去档案馆基本都是拍摄六四档案。”叶霭瑶说，“这几天，在香港的团队应该已经研究完这批档案，开始写文章和讨论了。”

说起近两个月的成果，她印象很深刻：“在拍摄的档案里读到，原来在六四完了之后，英方很怕事件引发港人对前途的忧虑，于是用了很多方法去安抚港人。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一个会议说，国际需要支持香港，‘我们在香港那边’。这些尝试让香港人安心的举动，是我原先不知道的，这令我有点惊讶。”

近年香港本土主义崛起，主要的支持者为年轻一代。虽然去年香港中文大学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年轻人自认本土派的比率为17.2%，低于2016年的29.8%，不过，今年各大专院校学生会在悼念六四方面的表态，大多数与过去三年相近：不参与或举办悼念六四集会，强调应将悼念六四与爱国情怀切割，或称平反六四不是港人责任。

1996年出生的叶霭瑶，并没有被这股本土潮流所吸引。她说自己并不是“本土派”，感觉六四对自己而言是“重要的”。

初中的时候，叶霭瑶的中史老师在早会谈起六四，更哭了出来。当时，叶霭瑶完全不知道六四事件，不懂老师哭什么。她自嘲自己当时像“港猪”（愚昧的香港人）。直到中四那年，朋友邀她一同去维园六四集会，大雨滂沱，她握了一盏蜡烛，迷迷糊糊中，历史向她展开了一角。她开始上网找新闻，找资料，在离开香港去英国读书前，每一年她都跑去维园六四晚会，静静坐在那里。来到英国后，她结识了在当地组织六四集会的朋友，继续参加每年的悼念。

“那种感觉是，有一群人牺牲了他们的性命，要追求中国的民主。这对于我，真的十分震撼。我慢慢知道当年的香港人对六四反应很大，感觉这件事是切身的，并且仍然影响今天的香港。”

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在伦敦的志愿者团队，去年2月成立时只有三个成员，其中一个就是叶霭瑶。叶霭瑶本身非常关注雨伞运动，在伦敦成立了后雨伞组织“Democracy for Hong Kong”（D4HK）。通过D4HK的人脉网络，研究计划成功招募到更多在英国居住的港人成为追档案的志愿者，每周定量挖掘档案资料，供在港的团队成员做研究。现在，伦敦志愿团队约有近30人。

每星期坚持抽一整天时间到档案馆，这份毅力在叶霭瑶看来，却“只不过是一星期花一天时间拍档案而已，就能够帮助推动整个研究计划”。她觉得能够挖掘六四历史，了解中英双方当时的立场，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六四前夕，英国国家档案馆的8号桌女孩，正安静阅读。“这里只有我，和档案。见到历史的那一刻，反而是一种宁静。”

六四跟香港有关吗？档案告诉你

湾仔富德楼，这是“香港前途研究计划”的香港“本部”——本土研究社。一份又一份的档案从伦敦经由“叶霭瑶们”的挖掘，最终在这里被打印出来，躺在研究社鲜黄色的大文件夹里。天蓝色的墙壁旁摆著一张小圆桌，那是研究员三三两两聚集讨论的地方。

2016年10月，本土研究社成员前往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意外发现一个名为“香港前途（Future of Hong Kong）”的档案系列文件。由此发端、锐意重组香港七、八十年代历史的“香港前途研究计划”，从去年10月开始，在伦敦志愿者陆续挖掘到档案序列号为FCO 40、FCO 21（FCO指英国外交部）及PREM（关于首相）档案中有关六四的内容。

彭嘉林、姚跃华及郭熙尧三位，均是“香港前途研究计划”的年轻成员，专门研究从英国挖掘回来的六四档案。

有关六四的档案，并不会专门写著“June 4th”，而是散落在不同的档案之中，而每批档案亦并不会明文标识内含“六四”。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要凭经验，根据档案的标题去推论内容是不是有重要的信息。“比如，一份关于‘中国异见分子’的档案，这个标题会明显一些；但如果是一份‘港督报告’，单看标题未必能知道会关于六四。”姚跃华说。

他们发现，当时英国首相府、内政部和外交部这三个部门互相之间的通讯文件，以及港督与英方的谈话，最有可能涉及到六四的内容。郭熙尧语速飞快：“外交部直接负责这种对外事件，而六四这么规模巨大的事情，首相府肯定要看，之后影响到相关的政策，例如居英权就涉及内政部Home Office的工作范畴。”三个英国部门互相传真的通讯记录、港督与英方的谈话内容，就成了今日传媒、民间研究者们争相追逐的解密档案。

六四档案内容可分为六四现场，及“后八九”内容。“六四现场的资料有几个方面，例如当时驻华大使馆对北京现场的报导，坦克车、死伤者等情况。第二就是他们如何分析政治局内部权力架构的转移，比如当时的李鹏、赵紫阳，看这些领导人有没有出席某会议，就和我们现在分析人大、政协差不多。第三就是海外民运人士去了不同国家，那些国家会如何处理？中方肯定会施压，说你不可以干预我们内政，内部文件都有提到如何回应中方这种压力。”姚跃华说。

而他们最关心的，是六四牵涉到香港前途问题的部分。从档案中他们发现，六四是整个香港政制发展曲线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香港前途的讨论是最重要的，例如香港的政制因为六四而有所转变。我们看到，八十年代前半部，英方积极抛出很多自治方案。1984年，港英政府出了代议政制绿皮书，慢慢开放立法局选举，令香港迈向更有代表性及自治的政府，”彭嘉林说，“但到了八九前，港英政府则因为本子风波而相对配合中共。中共当时认为港英政府的政治发展应和以后的基本法衔接，于是港英政府放慢了推动代议政制发展的步伐。”

这条政制的曲线来到六四这里，姚跃华说，“整个民主化进程是加速了的。”

他们最近从六四档案中最新发现的第一手史料，是1989年6月8日，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与时任港督卫奕信进行内部对话，提及香港民主化进程要加速的问题。“我们从第一手资料知道他们当时是怎样讨论的。比如他们谈话的第一项内容是香港当时的社会气氛，有一句说：‘香港信心受到严重的冲击’。然后谈论香港民主化的速度，还有居英权怎处理等等。可见到当天那次通话，讨论了方向性的问题。”

姚跃华分析，这通内部谈话是决定转变的关键。“很明显，6月8日内部大方向说要加速，之后就抛出很多新方案，例如九七前立法局要100%直选产生。”

“六四事件本身，令很多香港人政治意识上升，亦带来很严重的信心危机，社会氛围对港英政府而言是一种施压。于是当时港英政府要回应香港社会对民主的诉求，提出不少suggestion，例如刚才说立法局要100%直选产生。那种想象是很广阔的。除了政治，在法制上，改善人权法，令港人更受保障。另外，在经济、外交方面，希望强化香港国际中心地位，例如请欧洲委员会来香港开驻港办公室。这些话语，回归后仍然非常熟悉吧？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promote香港。”

“这种国际身份、世界贸易中心的定位，若我们没有查看六四档案，就以为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其实内部有很多主动、积极的谋划。只有档案才能给我们这种insight。”姚肯定地说，“这些档案成了我们新的视角，去阅读九十年代的历史。”

从六四档案里，他们发现，香港现在的政制、人权保障、国际定位，都是一种“六四后遗”。“六四影响我们现在身处的状态。”

“强化历史轨迹的讨论，是我们做这个研究想带出来的东西。”姚跃华说。

城市夜阑人静，本土研究社的电脑却仍在运作，温度不减。程序正将志愿者从异国挖回来的解密档案图片，数码化为可识别字元的文件，方便搜索关键词。研究成员笑称，这速度是“秒速0.02毫米”。一行又一行，写29年前的秘密。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廉广山为化名。实习记者佘思盈、黄绮婧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