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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強制說服」下的羊群變異──五七幹校與中國知識分子

五十年前旨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五七幹校」早已成為歷史。但是那個窒息知識分子的意識、削弱他們的智慧,使他們「鼓不起勇氣、立不起志願」的強制說服機制並沒有消失,並在新時代衍生出新形式。


始於1968年、旨在對中國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五七幹校」,距今已經整整五十年。它是1949年後中共對知識分子的長期「強制說服」過程的後期階段。 攝:VCG via Getty Images
始於1968年、旨在對中國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五七幹校」,距今已經整整五十年。它是1949年後中共對知識分子的長期「強制說服」過程的後期階段。 攝:VCG via Getty Images

始於1968年、旨在對中國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五七幹校」,距今已經整整五十年。它是1949年後中共對知識分子的長期「強制說服」過程的後期階段。這種強制說服的努力隨後被部分放棄,改用其他更為有效的利誘和操控方式,一直延續至今。半世紀之後回首,「五七幹校」這段歷史更加值得思考與反省。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審閲中央軍委總後勤部報告後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5日,中共中央轉發該指示,號召將軍隊辦成一所「大學校」,並要求工農學商等各行業依此辦理。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新的經驗》一文,並在「編者按」中發表毛澤東的批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於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之外都應該這麼做,在職幹部也應該分批下放勞動」。在這一「最高指示」下,從1968年到1976年五七幹校解散,中國大陸各省市五七幹校下放的幹部達百萬人之多,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作為思想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

思想改造是一種 「強制說服」(coercive persuasion),在各國普遍存在於一些強制社會化程序中(如罪犯改造、戒毒、反邪教、心理治療等)。而在中國語境裏,強制說服則是一種意識形態主導的大規模思想改造,其涉及面之廣、強制手段之發達是其他國家難以相比的。

在中國,對知識分子的強制說服並不僅僅針對個人,而且針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其目標是讓所有成員在行為和思想上朝着意識形態所規定的方向發生實質轉變,並將轉變永遠固定下來。「強制說服」以「說理」面目出現,「教育」與「學員」讓幹校表面上像是「學校」,但實質上,正如一些親歷者見證和回憶彙編——包括賀黎、楊健採寫的《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以下引語未特別註明者均出自本書)和趙豐編纂的《紅色牛棚:中國五七幹校紀實》——所揭示的,這是一個奴化式勞改營、一個折磨肉體和精神的「紅色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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