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路：中美貿易戰觀看指南

中美貿易戰是一場大規模、全方位的政治經濟博弈，不同的議題在不同的維度上同時發展着。因此對於充滿好奇的「觀眾」來說，用什麼視角來理解中美在這一場博弈中的種種行為和選擇，就成為了一個挑戰。就像筆者看板球比賽一樣，大多數人難免一時半會兒摸不着頭腦。這一篇「觀戰指南」就選取三個重要的角度，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這一場中美博弈。

戰場：雙邊還是多邊？

與普通的競賽乃至戰爭不同，當前的中美摩擦並沒有公認的範圍。雙方在定義階段就展開了博弈：當前的衝突是一個中美雙邊的問題還是全球貿易體系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細枝末節，但是如同在戰爭前選擇交戰區域一樣，是設定議程的非常重要一步，其結果直接影響了雙方在實際博弈中的優劣地位。

目前雙方的選擇，主要來說就是中國希望把問題放到多邊組織解決，而美國希望通過雙邊渠道解決。主要的證據是，美國早前發起的針對鋼鐵和鋁製品的「232調查」，其法律依據是美國1962年《貿易擴大法》第232條，即美國商務部可以調查任何進口物品對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而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組織（WTO）前身世界關貿總協定（GATT）第21條的規定，成員國是可以用國家安全原因豁免世貿組織規定的（比如在戰爭狀態下對敵國進行貿易禁運）。

暫且不討論美國此舉是否有濫用世貿21條的嫌疑，但至少其政治邏輯是清楚的，即繞開在美國看來官僚、緩慢，並且十分可能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國有利的多邊國際組織。反之，中國儘管意識到美國引用了國內法發起貿易措施，但仍然在用多邊規則回應。證據是中國商務部在3月23日宣布的針對232調查的報復措施聲明中，將美方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徵收25%和10%關税的行為，「理解」為世貿組織定義下的保障措施（雖然美國強調這不是）。在這個邏輯下，中國才根據世貿組織《保障措施協定》有關規定，制定了中止減讓清單。而回過頭來，美國貿易代表處（USTR）則在4月4日的聲明中，批評中國的232報復是「沒有根據的」（baseless），因為中國不能夠引用多邊規則來報復美國的單邊的行動。

中國並非真的「誤解」美國的單邊行動，而是努力把議題轉移到對自己有利的環境中來。中國在2001年底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無論是貿易量還是貿易順差都產生了極快的增長，是公認的世貿規則的最大受益者。中美在世貿框架下的爭端雖然中國負多勝少，但肯定好過完全比照美國國內法進行較量。因此可以說，在世貿組織下解決問題是中國的最優選擇。而更重要的是，世貿組織給中國提供了一個「盾牌」：其規則要求成員國不能夠選擇性地對一些國家提高關税。也就是說，如果美國要對中國商品提高關税，那麼美國必須要對其所有貿易伙伴採取相同的待遇。這一基本原則的存在，讓美國在多邊組織框架下對中國採取貿易行動變得極為困難。除此之外，無論世貿組織的決定對中國是否有利，都會因為其官僚程序的原因導致耗日持久，而美國國內政治正處在一個很不穩定的時期──等到世貿組織有任何結果時，美國可能已經發生政治轉向了。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美在「雙邊」和「多邊」的議程設定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美國也有主動訴諸多邊的時候。比如在232之後的301調查中，美國除了發動對中國商品的關税，採取投資限制之外，還有一項行動，就是通過世貿組織向中國「發起磋商」。然而，美國這一行動很有可能只是輔助性的，並不會根本改變其追求對中國雙邊施壓的主要方向。因為美國主要的訴求都可以通過其國內政策（提高關税，限制中國投資）達到。世貿組織如果能夠做出對美國有利的決定，那自然錦上添花，提升了其正義性和合法性。即使不做出有利裁決，也無法阻止美國採取單邊行動。更重要的是，與232調查（僅僅涉及關税）不同，中國如果要對301調查中的非關税部分採取對等報復，勢必也要採取一些世貿規則之外的措施，無法堅守多邊組織這個有利陣地，這就進入了美國設定的節奏。

目標：貿易平衡還是戰略競爭？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選擇將當前的矛盾解釋為貿易問題，而美國則視為全方位戰略競爭。這背後雙方的主要考慮是，貿易本身是一個技術性非常強的領域，背後的邏輯是相對政治中立的經濟學。在經濟學範疇中，貿易赤字本身是中性的，無所謂「好赤字」或者「壞赤字」，美國很多的貿易指責在這個層面上缺乏依據，而且技術問題完全可以技術解決。

中國政府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中美貿易統計方法的差異，以及美國對華的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就是對當前摩擦的一種「降維」努力。而美國則在2017年12月發布特朗普（川普）任內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中，罕見地將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而非合作伙伴，明確預示了美國對華戰略整體向更為強硬的方向移動。301調查更是遠遠超越貿易問題，特別是對中國國家產業政策如《中國製造2025》的批評，將當前矛盾幾乎提升到了兩國政治經濟體制根本衝突的層面上。

大部分中國的政策制定者當然能夠意識到，美國的貿易戰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美國官員也並非天真到相信貿易赤字可以靠提高中國商品關税解決。但是對於中國來說，如果承認當前的問題是和美國的全方位戰略競爭，那麼所謂的「戰略機遇期」判斷就要改變。中國如果要維持當前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就需要投入巨大的代價和美國進行冷戰式的對抗，這顯然是中國領導人不願意看到的。因此，盡可能地將問題簡單化到技術和局部的層面，是對中國有利的。同理，對美國來說，有利的策略是將問題轉向「全面談判」（Grand Bargain），以迫使中國在貿易之外的層面做出更多更大的讓步。

結構：雙層還是單層？

制裁，懲戒，乃至戰爭只是博弈的手段而非目的。中美目前的衝突最終一定會以某種形式的協議或者共識來解決。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然經過談判。學者Robert Putnam在1988年提出了著名的「雙層博弈」理論。他指出國際談判往往是兩個層面的博弈，第一個是國際層面，而第二個則是國內層面。這兩個層面的談判往往同時進行，而最終的談判結果往往受制於這兩個談判過程的最大公約數。

簡單來說，任何最終的協定或者共識，都需要既在國際上被談判對手接受，也在國內被本國社會和利益團體接受。在實際操作中，我們往往可以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如果國內輿論對對外談判關注度高，往往會束縛對外談判代表的手腳，使得必要的妥協和折衷難以達成（比如美國的TPP談判和台灣的ECFA爭議）；而同時，不管是民主還是威權體制，執政者都需要考慮國內輿論以及利益團體的接受程度。在中美最終達成諒解之前，各種制裁和報復手段對雙方都是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消耗。因此判斷事件的未來走向，必須要考慮到中美的雙層談判環境。

美國的各類國內商業團體，媒介乃至普通公民，對於貿易戰的進展在目前為止保持了高度的關注和壓力。這種壓力當然有利於制衡美國政府內一些貿易鷹派的極端願景。但高度的信息透明也減少了美國談判代表的自由裁量權，降低了美國大幅度政策轉向的可能性。我和幾位參與過美國重大國際協定的談判代表曾有過交流，普遍的印象是，這些談判專家雖然由衷支持自由媒體對民主體制的監督作用，但在務實層面往往希望避免談判信息的過度、過早曝光。對於談判代表們來說，最充分的授權和最低限度的信息公開，是最容易達成協議的場景。

而中國官方對國內媒體有近乎絕對的掌控，輿論口徑非常一致，沒有任何異議的空間。因此中國的國內博弈對外部博弈的影響比較小，也就是說，在操作層面，中國的談判選項更多，彈性更大。但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對美博弈就完全是單層的。因為國內利益相關的部委、地方政府和國企會以不甚公開的方式對國際談判施加壓力。只是相比較而言，這種國內壓力較小。

兩者相比，美國的透明雙層談判體制，決定了其需要在下一個新聞週期、選舉週期或者國內政治情況出現重大改變（懸而不決的「通俄門」調查始終是一個未知數）之前，促使中國達成協定。因此不管是232還是301調查都有明確的時間表。從白宮的角度來說，希望速戰速決，提升緊迫感。而反觀中國，因為政府和執政黨的換屆剛剛結束，下一個政治週期也相對遙遠，國內輿論壓力較小，官方也需要更多地時間來獲得信息和情報。因此對中國來說，降低緊迫性，拖延談判的時間會是比較有利的結果。

（楊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