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內涵段子」低俗，它的確絕不可能高雅。這個社區的文化，還要追溯到以男性文化而聞名的百度貼吧「李毅吧」。內涵段子誕生的2012年前後，正是李毅吧鼎盛的時代。在李毅吧的文化中，「講內涵，造天亮」是最為重要的兩點。「講內涵」意味着帶有情色與性意味的笑話，「內涵」是說這些笑話總是帶着一點迂迴和出其不意，突然之間讓人發現其中的葷腥味；「造天亮」則是某種對現實中權威的挑戰、諷刺，源於球星李毅的一次公開發言。李毅吧的這兩種風格積累了海量的人氣，還從中誕生了「屌絲」（人生輸家）亞文化。而那時候網絡世界中印象更為深刻的，莫過於「wow吧」（魔獸世界吧）和李毅吧這樣強調男性氣質的群體對韓流亞文化的一連串「爆吧聖戰」（用海量帖子使對方論壇癱瘓）。

在李毅吧經過管控，變得更加「和諧」之後，內涵段子非常平順地承接了這套男性文化，或者更精確一些說，它看上去更像是「晚期李毅吧文化」。其特徵在於，以美女、貼圖、打分、情感故事和「內涵」評論為主，對社會不公的討論，降到盡可能低的程度。我們看到，內涵段子上最火的視頻之一「在人間」，跟許多之前苦追「女神」而不得的「屌絲故事」有着類似的情感結構——主角「隧道哥」傾心的姑娘最後嫁人，他開着車苦苦跟隨，新娘回覆短信說：「別送了」，伴隨着《在人間》的音樂，主角開車孤零零回家，淹沒在自己的悲傷和深情裏。而一轉頭，段友們就又講起了葷段子。

同樣的「繼承關係」還表現在內涵段子社群對娛樂八卦的理解上。內涵段子的「段友」們追捧周星馳、黃家駒，而新生代的年輕偶像和團體——比如鹿晗，tfboys等等，則在「段友」們眼中地位極低。在內涵段子亞文化中，鹿晗常常被稱為「中國第一硬漢」，還獲得了一個花名叫做「劉壯士」。這都是對新生代花樣美男偶像是否具有男性氣質，是否足夠有格調的質疑。

這樣的文化氛圍能產生出某種反抗性嗎？其實，不如說它就是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奶頭樂」娛樂——留下一畝三分地的娛樂空間，而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保持冷感。李毅吧也好，內涵段子也罷，它不是對主流文化和社會體制的反抗，而是人們對無奈接受這一整套「玩法」的自嘲。而今天的「段友」們，很多人已經有車有房，是正兒八經的中產階級。要說這場清理整頓能夠激發出什麼反抗，恐怕實在是一廂情願。無論是開車鳴笛還是上街集結，「段友」們在現實中做的，就是把網絡上的暗號、段子，在現實中再次操演一遍罷了，其實際效果，和一場cosplay秀也並無二致。

作為景觀的清理運動

當局的這一大輪行動，到底意味着什麼，也不能只看內涵段子一家來判定。關鍵在於，同時遭到整肅的多個平台，擁有極其異質性的亞文化生態，這些生態和主流價值之間的關係，需要逐一推敲。

比如，抖音主要以年輕人乃至在校生為主，主打的是特效「酷炫」的音樂短視頻，而快手，則是更加偏向社會底層，很多視頻都涉及服務行業的「技術」——如何製作街頭小吃？如何喝啤酒？或者是表演極其出格的行為——吃玻璃、撩裙子。其中的色情、暴力和性別氣質宣泄，都比內涵段子要露骨很多。

相比抖音和快手，在被清理的平台中，內涵段子可以說是文化上最接近中國主流男性政治精英的一個。在男性主導的中國官商文化中，人們喝酒、吹牛、稱兄道弟。他們看不慣那些亞文化，尤其是是青少年亞文化，但也不忌憚於說那些在西方看來可能是「政治不正確」的男性黑話、葷腥話。從wow吧時代的「聖戰」，到「段友出征，寸草不生」，其實都可以理解為這套文化的延續。打壓「內涵段子」的悖論，其實在於，打壓者恐怕多少也是這套文化的一部分。

打擊內涵段子，與其說是打擊結社與自組織的潛力，它更像是打擊官場「團團夥夥」，整頓官員道德的風氣，從官場內部到民間的不斷延續。這裏的有趣之處是，這種從上到下的道德運動，最終到底會形成什麼結果？通過打擊內涵段子，它會形成一種人人自我禁慾自我審查的言論空間嗎？它會試圖「從靈魂深處」改造人嗎？

這方面，官媒的評論為我們提供了兩個很好的例子。4月14日，《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以「單仁平」為筆名刊發題為《低俗會存在，用宣揚低俗賺錢應打擊》的評論；另一篇則是輿論關注新浪微博刪除同性戀話題後，《人民日報》官方微信號發布一篇題為《不一樣的煙火，一樣可以綻放》的文章。文中對LGBT人群表示同情，但支持打壓涉及同性戀的「低俗」、「色情」內容。

儘管這兩篇文章，看起來都有事後降低影響、臨時救火之嫌，倒也大概能說明，這些嚴厲的打壓行為很可能是官僚系統在面對上方層層加碼的政治壓力之下，審查執行層面做出的「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手段。但除此之外，其背後的邏輯，值得咀嚼一番。胡錫進的言論似乎預設了一套公私劃分：凡是進入市場的，就屬於「公」，國家就有權管制——「內涵段子幫助人們惡俗搞笑，公開要把低俗變成一種社會共鳴」；凡是私人做着玩的，就屬於「私」，國家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個人身上有正能量，也有熱衷低俗的密碼」。

《人民日報》的評論也持有類似的看法，凡是聲張了，進入市場了，就容易觸犯「低俗」，而只要在私人領域中行動，國家就多少予以默許——「性傾向本身，也不應該成為少數人譁眾取寵的內容。如果在網絡平台以各種方式博出位、博眼球，把性傾向當成了一個『賣點』⋯⋯也難免讓人尤其是未成年人認為這是一種風尚，從而出現盲目追隨的情況」。

這些宣布其實意味着，對這些平台和言論的打壓，並不代表國家急於推行一套道德規範，讓反低俗成為人們打心眼接受之物，讓異性戀家庭道德深入人心。胡錫進甚至文中說到：「回過頭來說低俗，當然了，它不可能從我們的生活中抹去，對很多人來說，『低俗』也是一種離不開的寄託。」官媒關心的，是這些部分如何不被算法利用而「影響中國網絡的價值取向，形成文化挑戰」。

從去年興起的嘻哈文化一度流行到最終被禁、微信平台大力封殺娛樂八卦，到今年對互聯網「低俗算法」的清肅，最終都指向了這一條邏輯鏈條——對政府來說，互聯網整治，從馴服資本到馴服算法，是一場道德運動，但它的效果，更多是一場景觀運動。它的主要邏輯是，在互聯網這個空間中，不能夠存在不好看不美觀的事物——無論你背後如何想，如何做，你做的東西不能明顯出現在台面上。

這其實不就是像諸多大城市正在推行的美化街道外觀、清理廣告牌一類的整治嗎？它的根本目標不在於改變市民道德或是人們的生活、行動方式，而是直接通過改變空間景觀，將當局所不喜愛的景觀壓至私人領域。比如說，在北京，短短的一年之間，老街巷經過了一系列改造——牆面粉刷、馬路重鋪、電線入地，但是諸如垃圾處理、公共區域亂堆垃圾之類的亂象其實毫無改變。

我們大概可以說在網絡世界中也出現了這種趨勢——政府力圖製造一種「清朗」而「正能量」的景觀，而這套景觀並不着重通過對個體的教育、涵化實現。儘管在今天，要「潤物細無聲」地改變人的認知，算法可以說是一套利器。但今日頭條被約談、整改、「黨管算法」之後，取而代之的宣傳是什麼樣子呢？是將「正能量」的政治文宣放在最顯眼位置，相比說這是利用算法，還不如說這就是在app中裝入一個強制的政治宣傳欄，強行推廣一整套既有的宣傳語言。根本上，這並不是算法的邏輯。

換句話說，如果說之前的毛時代運用了一套儒家「人人皆可成聖」的說辭，試圖讓人「內心深處鬧革命」的話，今天對互聯網「低俗信息」的整頓，就彷彿從儒家回到了秦制，要將個人關在制度化的空間內，至於他／她具體是怎麼想的，怎麼做的，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表現出來的形式不能夠不符合一整套美學要求。從這個角度說來，當代社科思想領域對生命政治、對算法、對統治術的批判，如果直接放在中國互聯網的現實上，就可能打偏了。

放大了來說，這大概是近些年來的政治變化所帶來的最新變數。從後文革時代直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配合着互聯網文化的興起，中國精英階層中存在着這樣一種想法：國家需要提高人民素質，增強國家實力，最終走向民主富強。今天，這套圍繞着素質的「教化」語言，似乎失去了效力，重要的事情變成了提高景觀美化程度，提高人們公開行為的規範程度，而服從這種景觀美學，便是今天最重要的「政治」。詭異的是，在今天的官場和商場中，王陽明和個體「致良知」的風頭也正一時無兩。究竟是什麼搞錯了？或者我們忽略了什麼？

（嚴薔，人類學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