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覺得那是一個生命，但這是一種傲慢，建基於只看到想像中生命的美好，而不去正視生命裏的痛苦的傲慢。」

傲慢的慈悲

2012年阿離讀研究院時，隨指導老師蔡玉萍到南中國做男性農民工研究，阿離做的第一個訪談裏，訪談者把自己整個情史都說出來，包括有多少任女朋友，當中有多少女生為他做過人工流產的手術。「整理訪問的時候我很疑惑，他把事情說得很輕鬆，六個不同的女孩因他人工流產，每一次術後他都會給她們燉雞湯。我很想知道從那些女孩的角度，會是如何講述這個故事。這就是我研究的起點。」阿離研究未婚女性人工流產經歷，不帶任何前設地聽取她們的故事，研究她們的處境。

但阿離並不是一開始就視人工流產為「生育公義」的一部分。

「我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同學會的會長，雖然不會覺得墮胎的人要落地獄，但覺得那個是生命。」預科那年，學校宗教課辯論題目是「是否支持墮胎」，阿離說像她這樣「根正苗紅」的天主教同學，當然是站在反對墮胎的立場，事隔多年後她背誦當時煽情的辯論稿：「生下來不一定是不好的，不一定是絕望，因為生命有無限可能，所以他是有機會得到美好的生活。」這場辯論由學生投票決定勝負，這班虔誠的女校同學居然票投支持墮胎的立場，少女阿離感慨大家為什麼不愛惜生命，雖然少女阿離沒有認為墮胎的人是邪惡的，也未知道將來的自己會不會生小孩，但她把宗教課上派發的心口針別在她的毛衣背心上──那是一個十二週大胚胎的腳丫。

讀大學的時候，少女阿離和同學一起去旅行，在旅行途中談到人工流產的種種，少女阿離說了一句：「But anyway，都是生命呀！」少女阿離說完這一句，她的同學馬上泣聲，阿離不理解，也不知所措，沒有再問她關於這個話題的種種。直到畢業後，經歷讀研究院、研讀各流派性別理論、脱離天主教會等各種事情後，阿離說她可以很公平地形容當時的自己是「傲慢的慈悲」，「我真是覺得那是一個生命，但這是一種傲慢，建基於只看到想像中生命的美好，而不去正視生命裏的痛苦的傲慢。」

如果有機會的話，阿離說她想和那位同學道歉。

「基督徒說墮胎是殺人，或者真是出於好意，但都是傲慢。」阿離說，這種傲慢以為自己看到其他人，其實是有機會為他人帶來傷害。

我想起中學裏那些最經典的性教育場面，老師播放墮胎的動畫，動畫裡醫生把剪刀伸住子宮，把肚裡的胎兒一塊塊像斬雞一樣剪碎，再一件一件夾出來。這個可怖的畫面，連同其他墮胎的鬼故事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裏，以至在我懷孕後掙扎著到底要生下來還是中止懷孕的時候，時時會想起那個支離破碎的胎兒，頭皮發麻。恐嚇者無一不是說，為了生命，為了生命所以我們不應該做愛，不應該墮胎。

在中國，可以做好多次流產，但不可以說生育權，民間組織也不能做生育權的倡議，這些女子的經驗沒有途徑去分享轉化

不是pro-choice或pro-life，而是pro-option

我問阿離現在對墮胎的看法，她又再次糾正我：「我不會說墮胎，是『人工流產』。墮胎有文化意義，『墮』是含有貶意的動作，而『胎』能令人聯想到畫面，很有肉感。」在西方談論中止懷孕的時候，多半會用fetus（胎兒）、embryo（胚胎）、fertilized egg（受精卵）這些中性的字眼，在雙語處境下，阿離多數用「fetus」一字，利用第二種語言來製造距離，「在中國大陸做研究時，我不說『bb』（編註：baby一詞的香港日常用法），不講『小朋友』，不講『寶貝』，我就只說類似『為什麼你要做這個選擇』這種中性的問題，因為我不想我的任何前設影響到她們，但是每當我這樣說，她們馬上會以『孩子』這個字來回應。」

多少因著一孩政策的關係，人工流產在中國大陸的普遍性極高，尋常到阿離在北京地鐵站都能看到「人流量大小心安全」的雙關標語廣告，在大陸做人流手術，任何時候做都可以，隨便走進任何一家醫院，花一個上午就可以完成，阿離甚至也看過七個月的中止懷孕手術，只是這個手術是可以做、但不能說的秘密。

雖然相對西方社會來說，中國社會對人工流產的態度開放，但始終也會為未婚人工流產的女子貼上污名標籤，「我的研究對象裏也有人覺得這是『我』的身體，是『我』的權力，但大多數都還是會有內化的污名，覺得人工流產不是好事，是對自己不負責任等等，這是對女性情慾自主長期的壓抑和監控。」在中國，可以做好多次流產，但不可以說生育權，民間組織也不能做生育權的倡議，這些女子的經驗沒有途徑去分享轉化，就像中國其他大大小小的問題一樣，身體、情慾、婚姻都有各種處理的方法──前提是不要談權利。

「這幾年，大家都想飛、想成為可以抵抗時代的人，我想我不需要成為特別閃耀的人，我反而想為飛翔的人織出一張安全網」

那我們來談談生命的選擇

談到人工流產，就會談到到底懷孕周數多大前才能進行人工流產，腹中的那塊肉要去到多少周才被承認是「生命」。這個討論向來沒完沒了，社會有千千萬萬種界定「生命」的說法，「在我的角度，這個世界已經有二萬種定義肚裏那個東西的權力，我為什麼還要否定當事人的權利？社會制度化為我們定義了很多東西，就像我們時常爭論多少個月的胎兒就要，多少月的就不要。但我們應該要問的是，社會給我們多少選擇──不只是要還是不要，pro-choice還是pro-life，而是我們有多少選擇。」

近十年歐美提出生育公義（reproductive justice），「談pro-choice，不就是只有白人中產女性才有權談選擇嗎？在香港也一樣，做一次人工流產要二萬多港幣，負責不起的就要去黑市、在廁所生下，我們要談論的是增加選擇。」我記得在我決定未婚懷孕時，我就在想，當我覺得單身媽媽是一種可行的選擇時，是因為在這個選擇背後包含著人際網絡、文化資本、原生家庭、經濟等等的支援，才能說我決定生下來，但我也是pro-choice的。「大陸人工流產數量多不是因為道德低落，而是整個社會可以給未婚的女子有多少選擇，有很多女生知道懷孕後有想過要生下來，但她們會說：『沒樓沒錢沒結婚生什麼？』」比如在北京低端人口，各大城市的移民工，政府一聲令下就頓失家園，被視如草芥趕離生活圈，在這種朝不保夕的處境下，「很多有機會成為生命的胚胎消失，是因為沒有留下來的選擇。」

Pro-option，強調女性享有的生育權，包括生育與不生育的權利，能平等享有公共生殖及生育服務和配套。Pro-option的意思是，不只是可以要，還可以不要，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更多選擇。

「生育公義是屬於世界的，經濟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思維的控制和壓迫，都限制了我們去走一條想走的路，令我們要在生育上做這麼難的決定，而因此，我們強調『公義』。『公義』就是要去處理這個有問題的系統，包括家庭結構、最高工時、最低工資、教育、污染、房屋政策等等。很多北京人不想生小孩是因為他們無法搬去一個環境污染情況沒那麼嚴重的地方。生育不生育，不只是戴套不戴套做愛的問題。」生育連繫整個世界，如果社會的政治經濟是不公義的話，也不會有平等的生育權，「1970年代黑人就不停被叫去做絕育手術，現在的香港也是，沒有錢、住劏房，學什麼生小孩？！未婚流產就被指責不愛惜生命。可能不做愛就對了，但是到了我28歲的年紀，又會因為不跟男人做愛、不生育而被責怪。」

我們覺得養一個小朋友是爸爸媽媽、或者一個家庭的事，但這種觀念是很危險的。

我想成為你女兒意外懷孕後會來求助的阿姨

雖然不想生養小孩，但阿離一點也不討厭小孩，雖然她開玩笑說過我的小孩兩歲以後就不要再找她玩，直接跳過成長和反叛期，等到十八歲後再相見。對於養育小孩，她提出「集體責任」的概念，「我們覺得養一個小朋友是爸爸媽媽、或者一個家庭的事，但這種觀念是很危險的。當我們談『親子』、『親子』，就是把養育小孩置於一個很私人的範圍裏：小朋友是跟著爸爸媽媽的，這是『一個家庭』。但小朋友應該是和社會上不同的人有很多關係。」阿離從書包裏拿出沉甸甸的康熙字典，她說是特意帶來跟我說『豢養』和『蒙養』的分別，「『豢養』像養豬一樣，圈養餵食；『蒙養』是將一個懞懂的人導向正途，有啟蒙的意味。你看蒙的古字，和家字也很像，如果你困在家裏的話，是會變『懞』的。」

阿離認為生育不單是一對夫婦、一個家庭的責任，而是全社會的人的責任。「我這樣說，好像是硬塞給人一個沒有選擇的責任，但其實有很多我們珍惜的、美好的事，都不是你選擇了才給你的，也就是說，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才能得到這些美好。比如一棵樹，我們能夠讚美它的美麗，是因為有前人種下它。我希望能放一些美好的事在世界，讓後來的人看到時讚歎，這也是其中的一種『蒙養』。」

「這幾年，大家都想飛、想成為可以抵抗時代的人，我想我不需要成為特別閃耀的人，我反而想為飛翔的人織出一張安全網」，撿石頭鋪路，阿離說這是她的命運，她希望為小朋友們建設一個更好的花園。花園是為小孩們可以更安全地生活在這個世上，更好的，更放膽去追尋一切的自由，探索身體、情慾的歡愉與悲傷，「我也希望成為那個你女兒不小心懷孕後，會放心來求助的姨姨。」我笑著說我也希望要是我的女兒長大後要面對生育的問題，可以不必瞞過我去找阿離。

「如果我們是pro-life的話，那可不可以一起照顧和養育一個小朋友。如果教會是反對人工流產的話，他們可不可以支持這個姊妹生下來，一起照顧，因為這是another option。」關於生命，懷胎生產以外，也包括生活的條件、性教育的改革、對過去親密關係和性腳本的反省等等，讓我們把雜草剪開，讓小朋友長大後不會因著性污名而覺得自己沒有價值，這也算是阿離寫給未來的情慾備忘。

後記：阿離千叮萬囑，如果有人工流產經驗的讀者，而又願意分享你的故事的話，可以微信聯絡：Ruby_Shan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