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录——阿离谈生育公义：我想成为你女儿意外怀孕后会来求助的阿姨

早几年第一次读到阿离的文字，是她写别人的分手故事，把分手置入性别框架书写，伤感、荡气回肠，却又理性。后来读到她更多人访和性别分析文章，一直猜想这中性笔名背后是怎样的作者。忘记了多久后才知道，原来阿离和我在大学时期修过同一门科目，而她就是课上因为性别议题和老师同学争执不下的那个短发女子。

前年我在脸书上宣布要成为未婚妈妈，阿离突传私讯说想要和我聊天，于是一个怀孕七个月的女子和另一个不生育的女子，在旺角楼上咖啡室聊了半晚关于pro-choice（注：即亲选择派，支持人工流产的权利，强调女性自主权和隐私权）和pro-life（注：即亲生命派，主张禁止堕胎）的问题，顺便也交换了一下少女心事。两年以后，阿离在中大的未圆湖边，望著我岁半蹦蹦跳跳的女儿说：“人是有些命运的，有些人的人生是需要生小孩，有些人的人生是帮助小朋友去成就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我这一路走来，不是很为自己去筹谋，但我的志向是想成就一些美好的事去让小朋友走过。”

看见阿离，我忽尔就明白，当我在一旁摇动著情欲自主的旗号时，时常都忘记了情欲和生育的一体两面。作家Patrick Süskind在小说《香水》的开场写道，在臭气熏天的巴黎，一个鱼档女子在一片血腥和鱼鳞中诞下第五个未婚生下的婴儿，并打算如前面四次那样，把死胎混著鱼肠鱼肚丢到乱葬岗，谁知这个婴儿的一声嚎哭，便把他的母亲送上了杀婴罪的断头台。这难道不也是一个当下的写照吗？虽然避孕套和避孕药物的发明让女子在很大程度上从生育中解放出来，能够纯粹地享受性事带来的欢愉，但意外怀孕的风险和后果始终是压在女子身上的阴霾。当我们讨论“情欲自主”的时候，“生育自主”也是同样重要的议题，啊对了，阿离更正我，是“生育公义”。

而如何，让生育这件事更公义？

“我真是觉得那是一个生命，但这是一种傲慢，建基于只看到想像中生命的美好，而不去正视生命里的痛苦的傲慢。”

傲慢的慈悲

2012年阿离读研究院时，随指导老师蔡玉萍到南中国做男性农民工研究，阿离做的第一个访谈里，访谈者把自己整个情史都说出来，包括有多少任女朋友，当中有多少女生为他做过人工流产的手术。“整理访问的时候我很疑惑，他把事情说得很轻松，六个不同的女孩因他人工流产，每一次术后他都会给她们炖鸡汤。我很想知道从那些女孩的角度，会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这就是我研究的起点。”阿离研究未婚女性人工流产经历，不带任何前设地听取她们的故事，研究她们的处境。

但阿离并不是一开始就视人工流产为“生育公义”的一部分。

“我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同学会的会长，虽然不会觉得堕胎的人要落地狱，但觉得那个是生命。”预科那年，学校宗教课辩论题目是“是否支持堕胎”，阿离说像她这样“根正苗红”的天主教同学，当然是站在反对堕胎的立场，事隔多年后她背诵当时煽情的辩论稿：“生下来不一定是不好的，不一定是绝望，因为生命有无限可能，所以他是有机会得到美好的生活。”这场辩论由学生投票决定胜负，这班虔诚的女校同学居然票投支持堕胎的立场，少女阿离感慨大家为什么不爱惜生命，虽然少女阿离没有认为堕胎的人是邪恶的，也未知道将来的自己会不会生小孩，但她把宗教课上派发的心口针别在她的毛衣背心上──那是一个十二周大胚胎的脚丫。

读大学的时候，少女阿离和同学一起去旅行，在旅行途中谈到人工流产的种种，少女阿离说了一句：“But anyway，都是生命呀！”少女阿离说完这一句，她的同学马上泣声，阿离不理解，也不知所措，没有再问她关于这个话题的种种。直到毕业后，经历读研究院、研读各流派性别理论、脱离天主教会等各种事情后，阿离说她可以很公平地形容当时的自己是“傲慢的慈悲”，“我真是觉得那是一个生命，但这是一种傲慢，建基于只看到想像中生命的美好，而不去正视生命里的痛苦的傲慢。”

如果有机会的话，阿离说她想和那位同学道歉。

“基督徒说堕胎是杀人，或者真是出于好意，但都是傲慢。”阿离说，这种傲慢以为自己看到其他人，其实是有机会为他人带来伤害。

我想起中学里那些最经典的性教育场面，老师播放堕胎的动画，动画里医生把剪刀伸住子宫，把肚里的胎儿一块块像斩鸡一样剪碎，再一件一件夹出来。这个可怖的画面，连同其他堕胎的鬼故事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在我怀孕后挣扎著到底要生下来还是中止怀孕的时候，时时会想起那个支离破碎的胎儿，头皮发麻。恐吓者无一不是说，为了生命，为了生命所以我们不应该做爱，不应该堕胎。

在中国，可以做好多次流产，但不可以说生育权，民间组织也不能做生育权的倡议，这些女子的经验没有途径去分享转化

不是pro-choice或pro-life，而是pro-option

我问阿离现在对堕胎的看法，她又再次纠正我：“我不会说堕胎，是‘人工流产’。堕胎有文化意义，‘堕’是含有贬意的动作，而‘胎’能令人联想到画面，很有肉感。”在西方谈论中止怀孕的时候，多半会用fetus（胎儿）、embryo（胚胎）、fertilized egg（受精卵）这些中性的字眼，在双语处境下，阿离多数用“fetus”一字，利用第二种语言来制造距离，“在中国大陆做研究时，我不说‘bb’（编注：baby一词的香港日常用法），不讲‘小朋友’，不讲‘宝贝’，我就只说类似‘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选择’这种中性的问题，因为我不想我的任何前设影响到她们，但是每当我这样说，她们马上会以‘孩子’这个字来回应。”

多少因著一孩政策的关系，人工流产在中国大陆的普遍性极高，寻常到阿离在北京地铁站都能看到“人流量大小心安全”的双关标语广告，在大陆做人流手术，任何时候做都可以，随便走进任何一家医院，花一个上午就可以完成，阿离甚至也看过七个月的中止怀孕手术，只是这个手术是可以做、但不能说的秘密。

虽然相对西方社会来说，中国社会对人工流产的态度开放，但始终也会为未婚人工流产的女子贴上污名标签，“我的研究对象里也有人觉得这是‘我’的身体，是‘我’的权力，但大多数都还是会有内化的污名，觉得人工流产不是好事，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等等，这是对女性情欲自主长期的压抑和监控。”在中国，可以做好多次流产，但不可以说生育权，民间组织也不能做生育权的倡议，这些女子的经验没有途径去分享转化，就像中国其他大大小小的问题一样，身体、情欲、婚姻都有各种处理的方法──前提是不要谈权利。

“这几年，大家都想飞、想成为可以抵抗时代的人，我想我不需要成为特别闪耀的人，我反而想为飞翔的人织出一张安全网”

那我们来谈谈生命的选择

谈到人工流产，就会谈到到底怀孕周数多大前才能进行人工流产，腹中的那块肉要去到多少周才被承认是“生命”。这个讨论向来没完没了，社会有千千万万种界定“生命”的说法，“在我的角度，这个世界已经有二万种定义肚里那个东西的权力，我为什么还要否定当事人的权利？社会制度化为我们定义了很多东西，就像我们时常争论多少个月的胎儿就要，多少月的就不要。但我们应该要问的是，社会给我们多少选择──不只是要还是不要，pro-choice还是pro-life，而是我们有多少选择。”

近十年欧美提出生育公义（reproductive justice），“谈pro-choice，不就是只有白人中产女性才有权谈选择吗？在香港也一样，做一次人工流产要二万多港币，负责不起的就要去黑市、在厕所生下，我们要谈论的是增加选择。”我记得在我决定未婚怀孕时，我就在想，当我觉得单身妈妈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时，是因为在这个选择背后包含著人际网络、文化资本、原生家庭、经济等等的支援，才能说我决定生下来，但我也是pro-choice的。“大陆人工流产数量多不是因为道德低落，而是整个社会可以给未婚的女子有多少选择，有很多女生知道怀孕后有想过要生下来，但她们会说：‘没楼没钱没结婚生什么？’”比如在北京低端人口，各大城市的移民工，政府一声令下就顿失家园，被视如草芥赶离生活圈，在这种朝不保夕的处境下，“很多有机会成为生命的胚胎消失，是因为没有留下来的选择。”

Pro-option，强调女性享有的生育权，包括生育与不生育的权利，能平等享有公共生殖及生育服务和配套。Pro-option的意思是，不只是可以要，还可以不要，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更多选择。

“生育公义是属于世界的，经济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思维的控制和压迫，都限制了我们去走一条想走的路，令我们要在生育上做这么难的决定，而因此，我们强调‘公义’。‘公义’就是要去处理这个有问题的系统，包括家庭结构、最高工时、最低工资、教育、污染、房屋政策等等。很多北京人不想生小孩是因为他们无法搬去一个环境污染情况没那么严重的地方。生育不生育，不只是戴套不戴套做爱的问题。”生育连系整个世界，如果社会的政治经济是不公义的话，也不会有平等的生育权，“1970年代黑人就不停被叫去做绝育手术，现在的香港也是，没有钱、住㓥房，学什么生小孩？！未婚流产就被指责不爱惜生命。可能不做爱就对了，但是到了我28岁的年纪，又会因为不跟男人做爱、不生育而被责怪。”

我们觉得养一个小朋友是爸爸妈妈、或者一个家庭的事，但这种观念是很危险的。

我想成为你女儿意外怀孕后会来求助的阿姨

虽然不想生养小孩，但阿离一点也不讨厌小孩，虽然她开玩笑说过我的小孩两岁以后就不要再找她玩，直接跳过成长和反叛期，等到十八岁后再相见。对于养育小孩，她提出“集体责任”的概念，“我们觉得养一个小朋友是爸爸妈妈、或者一个家庭的事，但这种观念是很危险的。当我们谈‘亲子’、‘亲子’，就是把养育小孩置于一个很私人的范围里：小朋友是跟著爸爸妈妈的，这是‘一个家庭’。但小朋友应该是和社会上不同的人有很多关系。”阿离从书包里拿出沉甸甸的康熙字典，她说是特意带来跟我说‘豢养’和‘蒙养’的分别，“‘豢养’像养猪一样，圈养喂食；‘蒙养’是将一个蒙懂的人导向正途，有启蒙的意味。你看蒙的古字，和家字也很像，如果你困在家里的话，是会变‘蒙’的。”

阿离认为生育不单是一对夫妇、一个家庭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人的责任。“我这样说，好像是硬塞给人一个没有选择的责任，但其实有很多我们珍惜的、美好的事，都不是你选择了才给你的，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才能得到这些美好。比如一棵树，我们能够赞美它的美丽，是因为有前人种下它。我希望能放一些美好的事在世界，让后来的人看到时赞叹，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蒙养’。”

“这几年，大家都想飞、想成为可以抵抗时代的人，我想我不需要成为特别闪耀的人，我反而想为飞翔的人织出一张安全网”，捡石头铺路，阿离说这是她的命运，她希望为小朋友们建设一个更好的花园。花园是为小孩们可以更安全地生活在这个世上，更好的，更放胆去追寻一切的自由，探索身体、情欲的欢愉与悲伤，“我也希望成为那个你女儿不小心怀孕后，会放心来求助的姨姨。”我笑著说我也希望要是我的女儿长大后要面对生育的问题，可以不必瞒过我去找阿离。

“如果我们是pro-life的话，那可不可以一起照顾和养育一个小朋友。如果教会是反对人工流产的话，他们可不可以支持这个姊妹生下来，一起照顾，因为这是another option。”关于生命，怀胎生产以外，也包括生活的条件、性教育的改革、对过去亲密关系和性脚本的反省等等，让我们把杂草剪开，让小朋友长大后不会因著性污名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这也算是阿离写给未来的情欲备忘。

后记：阿离千叮万嘱，如果有人工流产经验的读者，而又愿意分享你的故事的话，可以微信联络：Ruby_Shan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