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4日，全美幾百個城市的街道再次被遊行的人潮所覆蓋。在年初的佛羅里達州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槍擊悲劇發生後，數名學生倖存者的倡議激發了全國範圍的討論，也成為了新一輪反槍支暴力運動的導火索。自去年華府的女權大遊行起，美國的進步社運走入了一個新階段，運動不再由成熟的社會運動組織所主導，更多的普通公民開始適應以街頭運動為核心的政治表達方式。很多人願意帶着孩子一起遊行，以親友為單位參與遊行變得愈發普遍。
就在同一時間，圍繞校園言論自由的爭議再次被推向高點。1月末，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Luigi Zingales邀請白人民族主義者班農（Bannon）到學校，參與一場關於全球化和移民的辯論活動，隨即遭到師生的激烈抵制。2月10日，保守派學生組織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廣場上舉行集會，被其他示威者包圍並發生衝突，其間又有五名參與者被捕。3月5日，密歇根州立校園內，反法西斯主義者和遊行的極右分子在Richard Spencer演講前發生激烈衝突。
特朗普（川普）任下，「抵抗」成了日常詞彙，「極化」成了社會共識，進步社運經歷了深刻的洗牌，也被迫面臨新的挑戰。在不同類型的運動中，女權運動和社會主義組織的復甦，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維度。前者對勞工、移民等運動有着明顯的輻射效應，後者則影響着所有進步運動的政治取向。它們的漲落不僅形塑着其他進步運動的規模，也在牽制着新時期右翼運動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