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 深度

異鄉人——方鳳美:繞行地球半圈,才發現「成為母親」是最艱險的旅程

「我經歷了一場地震,一次流產,和一段見證數千名嬰兒誕生的旅程才完全領悟到:中國的人口控制,影響所及遠超出其國界。」


方鳳美,前《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2007年普利茲獎國際報導得獎團隊成員。曾採訪美國9-11恐襲、四川大地震等重大新聞事件。2008年起深入調查中國一胎化政策下強制墮胎、超生子女人權議題。繼2015年英文版出版後,2017於台灣出版中文版《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 攝:張國耀/端傳媒
方鳳美,前《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2007年普利茲獎國際報導得獎團隊成員。曾採訪美國9-11恐襲、四川大地震等重大新聞事件。2008年起深入調查中國一胎化政策下強制墮胎、超生子女人權議題。繼2015年英文版出版後,2017於台灣出版中文版《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 攝:張國耀/端傳媒

方鳳美的人生裏,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說故事。只不過,那些被她說出來的故事,通常令人警醒又心碎:新加坡特種行業女子被殺害、美國的911事件後續、香港SARS疫情、中國的汶川大地震、中國一胎化、中國醫生控訴地方工廠排放污水致癌……

「成為說故事的人」這件事,是方鳳美在16歲時決定的。

這又得從她的家族故事說起。1972年,方鳳美出生於馬來西亞華人大家庭。她的祖父方文賢移民自中國廣東,一生娶妻三任、膝下共有18名兒子、女兒數字至今不詳——因為之於方家,女兒一點也不重要。身為方文賢「第16個兒子的么女」,方鳳美是個不受寵的小女兒——和她一樣不受寵的,還有4個親姊姊。

「爸爸老是打我們,」方鳳美回憶,膝下無子的父親終身鬱鬱寡歡,母親因此在大家族受盡屈辱。每逢春節,人人指著五姊妹,「看哪,那個老十六,生了一屋子的女娃!」

45歲的她,至今仍記得幼年時不停重複的那幾幕:任職會計師的父親一邊替人製作資產負債表,一邊咒著五姊妹:「女兒們不是車輛、也不是不動產。」「妳們不是資產、而是我一生的債務!」「我的人生之所以失敗,都是因為妳們!」

這些被視為「負債」的女孩們,只要一逮到機會就打架、互捏,彼此從稀缺的資源裏競爭——爭奪的目標包括玩具和父母的愛。身為「女流之末」,沒有人在乎方鳳美的生活、更沒人監督她唸書。從小被「野放」生長、在校成績一直不好的她,16歲那年,意外在女王英聯邦論文大賽(The Queen's Commonwealth Essay Competition)獲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親自前往馬來西亞,她的父母也受邀觀禮。

「爸爸從未說他以我為榮,」方鳳美說。但她至今確信,已故的父親,至少在目睹小鳳美從女王手上接過獎項的那一刻,是備感榮耀的。第一次,小小的心靈嚐到巨大的寬慰:「爸爸終於認可我了。」

一場論文比賽改變了成績不好的方鳳美。此後她一路尋求機會,立志成為說故事的人。

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方鳳美離開馬來西亞,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就讀。緊接著,她進入新加坡報業;兩年後,為了獲得更多新聞業的機會,她毅然辭職、赴美留學。2001年,她從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進入華爾街日報工作。「從新加坡的小記者到全球幾大報社的撰稿人,一路走來並不容易。為了往上爬,我在六年待過三個國家、住過四個城市。」方鳳美在新作《獨生(One Child)》裏如此形容自己那段四海為家的歲月。

中國一孩政策的宣傳標語。

中國一孩政策的宣傳標語。攝: Bettmann / Contributor / Getty Images

逆轉刁難的求生技:直面「系統性的歧視」

1999至2006年間,方鳳美從新加坡到了紐約,又遷徙到香港、北京。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得重新開始。例如,當她到了紐約,過去在新加坡小報的媒體資歷全部歸零。「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編輯認真看待我的經驗,也沒人雇用我,」她回憶。

那就砍掉重練吧——即使那必須與各種痛苦共生。2003年,華爾街日報派方鳳美前往大中華區工作。初到香港的她,因工作之故,必須常前往座落在中環的香港外國記者會(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Hong Kong)出席社交活動。在當時的香港媒體圈,普遍認為「外國記者」必定為「白人」且是「男性」。每當她現身,搭訕者八成這樣問:「妳是哪位記者的秘書?」「妳是誰的隨行翻譯?」見她搖頭,也許改個方向試探:「那妳應該是某會員的女友?」

不論是菜鳥記者時期、或已升任資深媒體人,這種「被秘書」和「被女友」的經驗,成了方鳳美的特派員日常。

「我很容易被性別歧視,喔,同時還被種族歧視,」她大笑著自嘲,不諱言「華人」、「女性」的雙重標籤,讓她長期在華文新聞現場窒礙難行。

當她派駐北京時,曾安排一項中共高層訪談,受訪者是時任北京市長王岐山。華爾街日報總部派了4名同事赴中國。採訪當日,王岐山向4名白人記者握手致意,輪到方鳳美時,王岐山逕自轉身而去。「我的手還懸在空中呢,」方鳳美回憶。

「小事,都是小事,」她同時告訴自己,這些重複發生的「小事」,充分顯示各種系統化的歧視。既有不甘、不願在這個傷人的體系裏再度受傷,就得把這些標籤撕掉。

「如果有任何記者會,我一定要到現場;不管出席任何記者會,我一定要問到第一個問題;要問到第一個問題,我一定要被注意到。」方鳳美給自己訂定近乎嚴苛的工作準則。只不過,國際記者會現場往往萬頭鑽動,單站在人群中奮力揮手,如何能獲得提問權?於是每逢記者會,方鳳美必定有備而來:穿上一身亮眼套裝,掙到發言權,然後單刀直入。

2005年,前香港特首董建華開國際記者會宣布辭職。一片黑壓壓的西裝海裏,只見方鳳美一身豔紅長洋裝,記者會還沒開,眾人就猛向她行注目禮。果真,她得到第一個向董建華問問題的機會,拋出一記直球:「是北京要你辭職的嗎?」會後,同業紛紛上前致意:「感謝妳問了那一題,」「我們掐到了這個sound bite(指董建華與記者的問答)!」

2005年,前香港特首董建華開國際記者會宣布辭職現場,方鳳美得到第一個向董建華問問題的機會,拋出一記直球:「是北京要你辭職的嗎?」。

2005年,前香港特首董建華開國際記者會宣布辭職現場,方鳳美得到第一個向董建華問問題的機會,拋出一記直球:「是北京要你辭職的嗎?」。網上截圖

除了記者會上的攻防,更多的時候,在中國大陸的新聞現場,她必須確保所有合作對象和受訪者的安全,因此練就一套急中生智求生技。方鳳美有非常多的訪問是在小轎車上完成的;為了確保受訪者人身安全,她必須和司機合作,一邊甩開跟監的人,一邊保持訪談時的專注力。有時必須冷靜以對,有時卻得虛張聲勢,更不乏和公權力硬碰硬、和運氣對賭的時刻。

有一回,方鳳美在重重監視下進行採訪,經驗與直覺告訴她,監視升級了,這次應該提早走人。她和中國籍的司機和助理迅速離開現場,中方車輛果然疾駛直追,橫在她面前。對方敲敲車窗,命令一行人下車。

「我持外國護照、是華爾街日報記者,他們不敢對我怎樣,但中國籍同事的就不同了,」方鳳美清楚,一旦中國同事的身份暴露,下場恐怕不只是「被找麻煩」而已。她一邊沙盤推演各種最壞的情況,一邊飆著還不太流利的中文,故作盛氣凌人地指著對方鼻子:「告訴你,我現在就要去採訪你的領導,現在!如果因為你,讓我遲到了一分鐘,你要承擔這個責任嗎?」語畢,對方竟放行了。

在系統性的歧視裏找到可以利用的缺口,是她職業生涯早期的一種「對策」。

命運似乎要她好好說完那些故事。另一回與公權力對峙,她又賭對了。2007年,方鳳美在福建省報導「赤腳醫生」張長建的環境保衛戰,專注採訪張長建控告榕屏化工廠排放超標的廢水、導致居民罹癌的維權過程。採訪完畢,福建公安局的飛車追上方鳳美一行,要求搜查,同時要求記者立即離開。

「我把記憶卡和所有筆記藏在內衣裏,」方鳳美回憶,緊急時刻,她看準當時中國公安僅對男記者搜身,速速抓起所有相片、檔案,就往自己的貼身衣物裏塞,「他們(公安)讓我們走了。還好,我們錯過的只有飛往北京的飛機——所有資料都沒被抄走。」

獨生子女調查:汶川大地震和她的人生餘震

張長建後來成為中國環保人士,並因此成為「被維穩」的對象,至今離不開各種形式的騷擾、跟蹤。「那是一個悲傷的故事,醫生希望和居民一起控告工廠,最後醫生丟了工作。」方鳳美說。

這篇報導後來成為當年普立茲新聞獎獲獎作品中的一篇。那之後,方鳳美以更大篇幅書寫了另一個既哀傷、情節又更複雜的中國故事:大陸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一胎化政策。通常,中國人不會直呼「一胎化」,最常使用「計劃生育」這個術語稱之。

2008年,四川大地震。

2008年,四川大地震。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前3個月,汶川爆發芮氏規模8大地震。據四川省人民政府隔年做的報告,川震在四川共造成6萬8712人罹難、1萬7921人失蹤。

一陣地動山搖裏,36歲的方鳳美踏上了採訪川震的旅程:一條紅色道路。之於當時的方鳳美,中國是她的異鄉,卻也是祖輩的原鄉。在那個陌生的原鄉裏,她首先得先穿過四川盆地為死者燃放的成千上萬的炮竹屑屑——它們把土地炸成一條紅毯。

「我經歷了一場地震,一次流產,和一段見證數千名嬰兒誕生的旅程才完全領悟到:中國的人口控制,影響所及遠超出其國界。」她在《獨生》一書中如是說,有個村子在川震後陷入全村絕後的絕境:一胎化政策,導致受災的每個家庭獨子和獨女都在這場悲劇裏罹難。

方鳳美在書中提及,離開四川後,她常想起一個四川女人迎面走來,對她發出淒楚的邀請:「看看我的娃娃,我漂亮的娃娃。」下一秒,女人晃著兩張照片,一張是微笑少年,另張是破碎屍體。「娃娃」是四川人對兒女的暱稱;方鳳美離開四川後,失去兒女的家長總是給她打電話。她在夜裏輾轉,腦裏全是那些父母的臉孔。他們喊著:「娃娃呢?幫我找找我的娃娃。讓我的娃娃回來吧。」

採訪川震的驚魂仍未定,方鳳美沒料到,自己的生命餘震連連。起初,她發現自己早在川震期間就有孕了;忐忑不安度過危險期後,她卻被醫生告知,這個意外來的小生命,無預警地停止了心跳。

「我的娃娃也沒有了。」在北京,她動完手術就離開醫院,隔天回到報社上班。「你把你的娃娃害死了。是你的錯。」她的腦子裏,重複聽到自己的聲音。

人,人口,人性,這彷彿是生命交給方鳳美的母題。出版《獨生》的台灣衛城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說,市面上已充滿解讀中共高層的書,但中國的社會細節,往往才是讀得到「活生生的中國人」的生命、想法、情感所在。

這是方鳳美筆下活生生的中國人,以及他們的生活細節:失去獨孩的父母,忙著籌錢做恢復生育手術(儘管自己的實際年齡已不堪生育);逃到美國、形容自己是「惡魔」的前中國計生官員,坦承曾對大約1500名婦女進行告發與強致墮胎(其中有三分之一墮胎發生於妊娠晚期),藉此賺取獎金;從小被父母和兩對祖父母視如至寶的「小皇帝」,長大後必須「六倍回報」這份關注;重男輕女和一胎化效應加乘,造成性別比例失衡,這一代「光棍」們可能一生都找不到伴侶,市場上出現大批「用來取代真實女人」的擬真性愛娃娃……

愛與資源:走進歷史的生育政策,與她人生的大獨家

2015年,方鳳美將《獨生》試閱版寄出之際,中國大陸宣布即將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即所有夫妻都可合法生育兩個孩子。長達36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從此走入歷史。

許多獨生子女希望藉此一探自己生命的究竟。在倫敦的英文新書發表會上,一名中國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到了現場,拿出自己先前在網路上下載、自行印製裝訂的《獨生》中文試閱版本,請她簽名。

到了台北,更讓她意外。在信義誠品的講座裏,台下一半是在台灣的陸生,發問者更有八成是陸生或自由行陸客。一名80後的陸女舉手,嚷著「聽不下去」,稱自己來自一線城市,之所以年紀輕輕便擁有房產、令人稱羨的工作,全是受惠於一胎化。這時另名陸生舉手了:「可我來自小縣城,不是一線城市。在中國,城市和鄉村的經驗是非常不同的……」

《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以巨大的篇幅,呈現涵蓋了幾億人口命運的大型調查,她卻在這本書的謝誌裏寫下:「這是一本關於家人的書」。除了丈夫是最大的後盾,她對家中女性尤為感謝。

《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以巨大的篇幅,呈現涵蓋了幾億人口命運的大型調查,她卻在這本書的謝誌裏寫下:「這是一本關於家人的書」。除了丈夫是最大的後盾,她對家中女性尤為感謝。攝:張國耀/端傳媒

方鳳美對於各種對於獨生政策的擁護,絲毫不感意外。「他們大多是既得利益者,」她解釋,從歐美到亞洲,不少中國獨生子女當面挑戰她的論點,稱若無一胎化政策,他們就無法獲得全家人的愛與資源。

只是,她指出,中國社會很可能從先前的每5名勞動人口撫養1名退休人口,演變為每1.5名勞動人口就要撫養1名退休人口。「若這些獨生子女願意深思,就知道他們終將為這種『既得利益』付出代價——而且,在他們有生之年就會發生。」

「我們為何想要孩子?是養兒防老嗎?是想獲得陪伴嗎?是想延續家族嗎?那如果生的都是女孩呢?」20年的記者生涯,其中有一半時間都在致力一胎化政策的採訪與後續研究。即使離開記者崗位,她仍無法停止思索生育的意義。

《獨生》以巨大的篇幅,呈現涵蓋了幾億人口命運的大型調查,她卻在這本書的謝誌裏寫下:「這是一本關於家人的書」。除了丈夫是最大的後盾,她對家中女性尤為感謝,母親和姊妹在數十年備受歧視的成長環境中,仍教她重視女性的力量;丈夫的母親和姊妹除了協助方鳳美照顧孩子,更致力閱讀初稿、翻譯。

沒錯,後來,她又有了自己的娃娃。第一次小產後,她在中國又進行體外人工授精療程,以失敗告終。2009年,她辭去摯愛的特派員工作,離開中國。到了美國,她持續進行體外人工授精療程。這次的運氣很好;隔了一年,她誕下雙胞胎,華文名字取名「永賢」、「定賢」。永定,是她在美華人丈夫Andrew遠在千里之外的中國祖籍。

行走過無數混亂衝突現場,穿過人間至深的荒謬、怪誕與悲傷,方鳳美這才在自己的一對孩子身上發現了人生裏的大獨家:世上沒有其他事情會比嬰兒的呼吸聲更令人恐懼。

有什麼好恐懼的?她可是資深特派員,向來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年輕時,我目標成為特派員,我想去經歷刺激旅程,」她大笑,隨後斂起笑容:「但最可怖的旅程其實是成為父母。一旦開始了,就停不下來。你會因此經歷人生最極端的痛苦和快樂。那比特派員人生還要刺激一億倍,」她如是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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